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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把斯大林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和军事领袖来对待的研究，始于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的同盟”中的作用的调研。当时的目的是要探讨：“伟大的同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杜鲁门他们外交与政治斗争的方式，以及这一同盟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解体了。这些目标现在依然是本书的中心，但是，2001～2002年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研究，使我对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战争领袖作用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1] 我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政权的社会史也产生了更多的兴趣。结果就有了眼前的这本书，它对斯大林在其生命和事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袖作用进行了详细而持续的研究。
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结论有三个方面。第一，斯大林是个作用很大也非常成功的战争领袖。他犯过许多错误，他奉行的野蛮政策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但是，要是没有他的领导，对纳粹德国的那场战争很可能就会输掉。丘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他们作为军事领袖都是可以替代的，唯独斯大林不可以。在惨烈的东线战争中，苏联要战胜纳粹德国，就不能没有斯大林。第二，斯大林努力促成了“伟大的同盟”，而且希望它能够在战后继续存在下去。他所采取的政策及行动对冷战的爆发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这却不是他的本意，而且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也曾努力重新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第三，在战后，斯大林国内的体制与战前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强制性减弱了，民族主义色彩加重了，而且在日常运转中不是那么听凭于斯大林的意志和奇思异想了。这是一种在向后斯大林时代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秩序过渡的体制。“去斯大林化”（destalinisation）的过程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一直到他去世时为止，对他个人的崇拜在苏联都是如日中天。
最伟大的战争领袖、一个更愿意和平而不是冷战的人、一个主持了战后国内改革的政治家，这样的斯大林不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对有些人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斯大林的形象是邪恶的独裁者，他带给世界的只有苦难。这个作为魔鬼而非神明的独裁者，正是斯大林崇拜的镜像（mirror-image）。对斯大林做这样的描绘，其实是执拗地夸大了他作为政治领袖的能力。当然，斯大林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才智出众的理论家和一流的管理者。而且，他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能够对所有与之亲密接触的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斯大林不是超人，他也有判断失误看走眼的时候，也会被自己的武断所误导。他并不总是清楚他想要什么，或者他想让事态如何发展。他遇事审慎，但也常常听凭自己的奇思异想；他所做的决定常常与自身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驰。本书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把斯大林当作一个常人。这就既不能脱离他所处其中的那个乱世，也不能低估他的许多行为的重大影响或恶劣性质。但我要强调的是，斯大林要比崇拜他的人或者谴责他的人所想象的更为寻常，他的影响因而也越发非同一般。把斯大林理解为常人，这样做有一种危险，会让他的许多罪行显得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而且对于斯大林和他的政权进行的谋杀活动，我已经提供了尽可能详细的细节。只是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一一列举斯大林的种种罪行，而是要更深入地理解斯大林。就像我的同事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说过的那样，我们可以着手该项任务而不用担心道义上的风险，而且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之后，我们甚至可以更多地谴责斯大林，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2] 不过，对我来说，斯大林统治这一课讲的并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偏执多疑、睚眦必报、嗜血成性的独裁者的道德故事，而是关于一种强大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故事，这种强大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所追求的是乌托邦的、极权主义的目标。斯大林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使用任何暴力。在与希特勒的大搏斗中，他的手段让人难以接受，但又是有效的；而且如果要取得胜利，也许就非得那样做不可。同样，斯大林的野心也是有限的：他既是一个空想家，也是一个讲究实际和实用的人，一个准备妥协、适应和改变的领导者——只要这样做不威胁到苏维埃体制或他自己的权力。
正如斯大林的最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H. McNeal）所说的那样：“想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杀害、拷打、监禁、迫害了许多人，已经形成的这种印象并没有错。但是，把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罪行和苦难都归罪于他一个人，或者是把他简单地想象成一个魔鬼和精神病患者，那是不可能理解这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的”。
[3]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是要用一种不同的、非常规的方式去看待他
。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有许多个斯大林：专制君主和外交家、军人和国务活动家、理性的官僚和偏执多疑的政客。把他们叠加起来，就成了一个极有才干的独裁者的复杂而矛盾的画像——这位独裁者建立并控制的体制，强大到足以挺过总体战的终极考验。斯大林体制从长期来看是失败的，但我们不应当因此就对它的长处视而不见，更不能对它在赢得对希特勒的战争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视而不见。我们应该记住苏联在保持战后的长期和平中的作用，而不是吹嘘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
要是没有过去15年来苏联档案的开放——允许直接查阅或者出版大批馆藏的新文件——所带来的巨大的知识积累，要完成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利顿·斯特雷奇
[4]
曾经抱怨说：“永远也不会有人写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因为我们对它太熟悉了。”
[5]
面对堆积如山的有关斯大林和他的时代的新材料，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他的感受了。斯特雷奇摆脱困境的方法是，揭穿了维多利亚时代一连串著名人物的形象。我采取了与此类似的策略，只是我不是想要揭穿什么，而是想要去掉斯大林身上的神秘性。这不是惯常的传记，但它对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的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我还试图让斯大林用他自己的声音讲话，这样读者就可以对他有自己的印象和判断了。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但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群杰出的学者的帮助，他们已经着手研究了斯大林和他的时代许多方面的问题。这其中包括麦克尼尔，他在能够获得档案材料之前的时代就开始研究了。他主要依靠的是公开的原始资料，例如斯大林的讲话、报纸上的文章，以及对一些事件的原始记录。我在俄罗斯档案方面的研究使我认识到，除了使用机密的苏联原始资料，公开的原始资料也一样重要。斯大林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大多都可以在苏联的报纸上看到。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把传统的原始资料与从俄罗斯档案中得到的新的原始资料整合起来。那就意味着，要利用苏联还没有解体、档案渠道仍被堵塞时的体量巨大的学术成果。麦克尼尔、伊萨克·多伊彻
、约翰·埃里克森
、威廉·麦凯格
、保罗·斯普里亚诺（Paulo Spriano）、亚历山大·沃思
等人的著作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宝贵资源。过去的学术成果虽然时间已久但并不过时。
我自己对俄罗斯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的专业领域，即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我在莫斯科的研究得到了亚历山大·丘巴良（Alexander Chubar’yan）教授所在的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尤其是得到了奥利格·拉泽谢夫斯基（Oleg Rzheshevskii）教授和米哈伊尔·马雅科夫（Mikhail Myagkov）博士负责的“战争与地缘政治”研究小组中亲爱的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我要特别感谢谢尔盖·利斯特科夫（Sergey Listikov）博士在过去10年中对我的种种帮助。
我还与同一领域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相互交换过看法和资料，他们是：列夫·贝兹门斯基（Lev Bezymenskii）、麦克尔·克莱（Michael Carley）、阿列克谢·费里托夫（Aleksei Filitov）、马丁·弗里（Martin Folly）、大卫·格兰兹（David Glantz）、凯瑟琳·哈里曼（Kathleen Harriman）、大卫·霍洛韦（David Holloway）、卡罗琳·肯尼迪-帕培（Caroline Kennedy-Pipe）、约亨·劳弗（Jochen Laufer）、梅尔·莱弗勒（Mel Leffler）、爱德华·马克（Eduard Mark）、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弗拉基米尔·涅韦任（Vladimir Nevezhin）、亚历山大·奥勒夫（Alexander Orlov）、弗拉基米尔·皮恰诺夫（Vladimir Pechatnov）、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亚历山大·波兹迪夫（Alexander Pozdeev）、弗拉基米尔·波兹尼雅可夫（Vladimir Poznyakov）、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泰迪·乌尔德里克斯（Teddy Uldricks）、杰弗里·沃纳（Geoffrey Warner）以及已故的德里克·沃森（Derek Watson）。我非常感谢他们大家。阿尔伯特·莱希斯（Albert Resis）实际上阅读过整个文稿，并尽力帮我改正了许多错误。我希望我没有辜负他为我付出的巨大劳动。我也从耶鲁大学出版社审稿者的评论中获益匪浅。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和老师斯维特兰娜·弗洛勒娃（Svetlana Frolova）检查我的译音和在某些翻译问题上为我提供的建议。
在机构方面，我首先要感谢我工作的科克大学准予我几个学期的长假，使我能够在英国、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研究工作。科克大学文学院为我的研究之旅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包括2000年人人都希望得到的学院研究成果奖。2001年9月，承蒙凯南研究所“俄罗斯高级研究”的短期资助，我开始了我的首次美国之行。这使我得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对哈里曼文件（Harriman Papers）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004～2005年，我获得了爱尔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基金。在这次长假期间，富布赖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ssion）给予我一笔资金，使我得以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三个月。在哈佛，我是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和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冷战研究计划的客座教授。马克在俄罗斯档案方面进行的大量研究，使我们大家都深受启发。他的计划中已经积累了数千卷苏联档案的缩微胶卷，其中有许多可供我在哈佛期间使用。
在我的研究中，我利用了许多会议和研讨会的文件，特别要提到的是英国国际关系史学会（BIHG）每年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我可以跟国际关系史的专家同行们分享我的看法。加布里埃尔·格罗迪特斯基（Gabriel Gorodetsky）教授使我有幸参加了1995年的莫斯科会议，在观念和交往方面都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收获。他自己关于斯大林和1941年6月22日的著作，作为经典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6] 在莫斯科，我所查阅的两个主要的档案馆是外交部档案馆以及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那里藏有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档案。我还在莫斯科的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苏联的报纸。我要感谢档案馆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感谢他们一贯对我的耐心。我在伦敦的主要资源一直都是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以及斯拉夫与东欧研究院图书馆。
本书要献给已故的丹尼斯·奥格登（Dennis Ogden）。丹尼斯属于这样一代英国共产党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崇拜的揭露所带来的幻灭感。当时他在莫斯科，是一名翻译，并且参加了他所在出版社的党的会议，听取了“秘密讲话”。他常常回想起参加会议的那些人表现出来的惊愕、不相信、震惊和无语。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验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先驱，并以公开批评苏联的威权主义和对异见者的镇压而著名。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此后一直激励着我。
这是我与我的出版商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一起合作的第四本书，她的杰出的职业精神和对出版历史书籍的热爱——这些书籍既适合学者也适合大众——一直使我深感钦佩。
这是我和我的妻子西莉亚·韦斯顿（Celia Weston）一起合作的第八本书。她所投入的除了有形的、编辑方面的工作之外，还有她的才智与情感。没有人对这本书的贡献可以超过西莉亚。要是没有她，我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这是一部叙事史。它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冷战中的思想、决策和行动，但在书的开头先要布置好场景，对战争中的斯大林进行总体的描述和评价。
[1] G. Roberts， 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 ，Longman：London，2002.
[2] M. Harrison，“Stalin and Our Times” in G. Roberts（ed.）， Stalin-His Times and Ours ，IAREES：Dublin，2005.
[3] R.H.McNeal， Stalin：Man and Ruler ，Macmillan：London，1998，p.312.
[4] 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作家和批评家。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人物》（ Eminent Victorians ）中用该时代的四个著名人物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貌。这四个人分别是威斯敏斯特大主教亨利·曼宁、“提灯女神”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阿诺德、在中国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该书使他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伟大的传记作者的地位。——译者注
[5] L.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Penguin Books：London，1986，p.9.
[6] G.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w，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