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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喜欢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s）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但它这样做时会损害另一个国家或另外几个国家的安全，而当那些国家也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被损害的安全利益时，它们采取的措施又反过来危及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的旋涡，在这样一个旋涡中，就是那些最用心善良、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也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一方的猜疑加重另一方的猜疑。 [30] 由于英美同苏联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之前就已经陷入互不信任的旋涡，所以很难准确地说冷战是何时开始的。他们之间没有发生突然袭击，没有对彼此宣战，甚至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最高层中，一种不安全感却在不断上升，这种不安全感来源于战时他们为确保自身的战后安全所采取的行动。一旦战时的共同敌人被消灭，这些曾经的盟友就不再觉得有必要掩盖他们由于不安全感而产生的焦虑了。一个危机导致又一个危机，结果一个分裂的欧洲成为现实。
在东欧和东北亚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领土后，斯大林在战后首先关注的是消除他认为是薄弱环节的苏联南部。有一本书是这样描绘斯大林的：他带着满意的表情看着一幅标注苏联新边界的地图，但同时又指着高加索地区说，“我不喜欢我们在这儿的边界”。 [31] 然后，斯大林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他推迟从伊朗北部撤出苏联军队，这些军队是根据英苏的一个协议，从1942年起就一直部署在那里的，目的是阻止德国获得伊朗的石油。第二，他向土耳其索取领土和基地，从而可以有效地控制土耳其海峡。第三，他要求参加战后对意大利在北非的前殖民地的管理，从而能够在东地中海再获得一个或几个海军基地。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行动和要求从一开始就遭到西方的反对，因为他的要求太过分了。对斯大林一向唯唯诺诺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谈到西方领导人对苏联寻求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反应时，说：“他们不会同意的。”斯大林不悦，说：“向他们提出共同控制土耳其海峡，我就不信了。” [32] 莫洛托夫随后向西方提出这个要求，但被拒绝。杜鲁门和艾德礼一口拒绝了苏联要重划土耳其边界和获得土耳其与地中海海军基地的要求。1946年初，他们还做出一个使斯大林吃惊的举动：他们将苏联继续占领伊朗北部一事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这是该机构第一次被用来处理国际危机。考虑到苏联军事力量铺得太开和自己的过分要求被曝光，斯大林不得不在几个月后悄悄地从伊朗撤军。与此同时，杜鲁门把美国第六舰队部署在东地中海，以加强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国的行动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战时盟国的合作已成往事，斯大林应该明白，不要以为过去盟国同他合作过，他现在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33]
华盛顿在表现出强硬态度的同时，也在探寻苏联行为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战时大同盟会分崩离析？斯大林还想要什么？对苏联行为的最好解释来自乔治·凯南，他当时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外交官，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国务院给大使馆发了好几个要求分析苏联外交政策的指示，凯南急匆匆地写了一个八千字的电报，于1946年2月22日发给国务院。凯南事后说，他的长电报给“发收电报的工作人员带来巨大负担”。如果说凯南的电报震动了华盛顿的话，这样的说法还不足以反映凯南电报的意义：凯南的“长电报”实际上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战略的基础。 [34]
凯南认为，莫斯科一意孤行的原因不是因为西方做了什么事，而是源于苏联政权内部的需要，对于这一点，西方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改变不了的。苏联领导人必须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对苏联充满敌视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一个维持他们独裁统治的借口。“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统治苏联；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敢对人民施暴；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服人民做出牺牲。”指望西方的让步可以换来苏联的让步，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苏联的战略不会改变，除非在它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苏联将来的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的行为是有害于自身利益的，但凯南不相信斯大林会有这样的觉悟。凯南不认为只有战争才能改变苏联目前的政策，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应该对苏联采取一个“长期的、耐心的，但是坚定的政策，以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 [35]
凯南当时并不知道，斯大林很认真地读了他的电报。苏联情报部门很快就获得了这份电报，搞到这份电报并不难，因为它尽管是绝密的，但在政府内部广泛流传。 [36] 斯大林也不示弱，他命令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也起草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于1946年9月27日被发往莫斯科。在电报中，诺维科夫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目标是建立世界霸权。”因此，美国正在“大规模”地增加军费开支，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建立基地，并和英国达成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协定。但是，英美合作“充满了内部矛盾，是不能长久持续的……近东很有可能成为英美矛盾的一个中心，近东问题将破坏美国和英国之间达成的协定”。 [37]
诺维科夫的分析反映了斯大林的看法，也是在莫洛托夫的影响下写成的。 [38] 诺维科夫的电报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在会见刚被杜鲁门任命为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时表现出自信和淡定。1947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开会时，斯大林见到马歇尔。斯大林有一个习惯，每当他会见重要的访客时，他都会用红笔在一个笔记本上胡乱地画狼的头。他在会见马歇尔时，又这么做了，他一边画，一边对马歇尔说，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失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着急。马歇尔是一个很安静，寡言少语，但很敏锐的退役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对美国军事战略的贡献最大。他对斯大林的话不以为然。他的一个助手后来回忆说，“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马歇尔一直在强调“必须找到一个防止西欧完全崩溃的办法”。 [39]
斯大林曾认真阅读有关美国原子弹和凯南“长电报”的情报分析，这次如果他同样认真阅读有关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情报分析的话，可能会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马歇尔同英法外交部长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特别是当他们和莫洛托夫谈不拢时），讨论如何重建欧洲。他们开会的房间肯定被安装了窃听器。尽管如此，斯大林这次没有太重视窃听，而是更相信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列宁不是教导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长不了吗？诺维科夫的“电报”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一论断吗？斯大林有理由感到自信。
但是，使斯大林感到自信的理由并不是什么好理由。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已经宣布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一决定是被两周前英国政府一个令人意外的声明推动的，当时英国声称它已经没有能力负担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持。杜鲁门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他说：“有人企图通过武装少数民族或施加外部压力来征服自由的国家，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不愿被征服的自由国家。……我们必须协助自由的国家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40] 斯大林没有重视杜鲁门的讲话，当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修改一本刚出版的哲学史书上，他要求把书中那些赞扬西方的话删去。 [41]
斯大林集中精力修改哲学史书时，马歇尔按照杜鲁门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冷战大战略。凯南的“长电报”已经指明了问题所在，即苏联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来源于苏联内部，但“长电报”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马歇尔要凯南提出一个办法，他给凯南唯一的指令就是“避免琐细”。 [42] 平心而论，凯南很好地完成了马歇尔的指示，结果就是《欧洲复兴方案》（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1947年6月，马歇尔正式予以宣布。这个方案使美国负担起重建欧洲的任务，它立刻被称为《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当时《马歇尔计划》在字面上并没有区分被苏联控制的欧洲和不被苏联控制的欧洲，但是在私下的讨论中，美国领导人是做了区分的。
有几个基本判断决定了《马歇尔计划》的制定：第一，对西方在欧洲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苏联军事干涉，而是那些可能导致欧洲人把欧洲共产党送上台的饥饿、贫困和绝望等社会因素，那些掌了权的欧洲共产党人可能会服服帖帖地按苏联意志行事；第二，美国的经济援助将首先发挥心理作用，然后是物质作用，从而扭转欧洲往共产主义方向倾倒的趋势；第三，苏联不光自己不会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会让其东欧卫星国接受美国援助，从而使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第四，美国到时就可以在日益扩大的冷战中处于地缘政治和道德上的有利地位。
斯大林落入《马歇尔计划》设下的陷阱，这个陷阱迫使他修建分裂欧洲的隔离墙。马歇尔的建议使斯大林措手不及，他急忙派一个大型代表团去巴黎讨论苏联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问题，然后又撤回苏联代表团，但允许东欧国家代表团留在巴黎继续参加讨论，最后又禁止东欧国家代表团接受美国援助。在这个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是斯大林把捷克领导人从巴黎紧急召到莫斯科听取指示。 [43] 一向很自信的克里姆林宫独裁者这次乱了方寸，这也表明以《马歇尔计划》为中心的遏制战略开始打乱斯大林的外交布局，他不得不把修改哲学史书的事放一放。
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不出凯南所料：他要加强对他能控制的地方的控制。1947年9月，他宣布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共产国际的翻版，其宗旨是维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致和团结。斯大林派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对持有异议的波兰人说：“不要指手画脚的，我们苏联人最知道应该如何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44] 日丹诺夫的话表明，斯大林要东欧国家完全按他的意志行事。1948年2月，斯大林批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求夺权的计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一个还有民主政府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动政变后不久，人们就在布拉格一幢建筑物前的院子里发现了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的尸体，但我们不知道他是自己从楼上跳下来的，还是被人从楼上推下来的。他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创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 [45] 马萨里克之死让斯大林势力范围内任何独立的倾向消失殆尽。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在斯大林的势力范围之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南斯拉夫曾经是苏联最可靠的盟友之一，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他和他领导的游击队，而不是苏联红军，将纳粹士兵赶出了南斯拉夫。和东欧的其他共产党国家不同，铁托并不是依赖斯大林的撑腰才得以维护其统治。铁托对迫使他听命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非常反感和气愤，1948年6月底，他公开和莫斯科决裂。斯大林嘴上不示弱，他说：“我只要动一下我的小指头，铁托就没了。” [46] 铁托的行为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小指头的震动，它是共产党国家反抗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造反，铁托没被消灭，他很快就开始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1949年，刚接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用辛辣的语气说，南斯拉夫那个独裁者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他现在是“我们的狗娘养的”。 [47]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做了一件更不会给他带来好处的事，即柏林封锁。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斯大林的动机仍不十分清楚。他可能是希望迫使美国、英国和法国从他们在柏林的占领区中撤走，因为通向西方占领区的运输线必须经过苏联占领区。或者，他是想阻止美国、英国和法国将他们的占领区合为一体并组成一个苏联施加不了任何影响的强大的西德国家。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斯大林封锁柏林的举动给他带来的恶果就像他试图教训铁托的恶果一样。西方盟国临时组织了一场用空投的方式为受到陆路封锁的柏林提供救援的行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柏林人的由衷感谢、大多数德国人的尊敬、世界舆论的好评。相比之下，斯大林显得既凶残无情，又笨拙无力。斯大林在看了一份有关柏林封锁情况的外交电文后，为自己辩护说：“这帮混蛋！都是谎言……这不是封锁，这是一个防卫性的措施。” [48]
柏林封锁可能是防御性的，但它的进攻性色彩，以及斯大林在应对《马歇尔计划》时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加重了而不是缓解了苏联的安全困境。捷克斯洛伐克政变促使美国国会迅速批准杜鲁门的《欧洲复兴方案》，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变以前，国会迟迟未通过该法案。布拉格发生的事情，再加上柏林封锁，使欧洲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国家感到它们也必须获得军事保护，所以，它们要求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组织使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为西欧的防务承担义务。到1949年5月斯大林很不情愿地结束柏林封锁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在华盛顿正式签字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波恩宣告成立了，这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另一个结果。斯大林对铁托的离经叛道也没有做出什么惩罚，从而表明共产党国家是有可能和莫斯科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斯大林出于意识形态幻想曾预料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会出现分歧，或英美之间会发生战争，但这些现象都没有发生。他控制战后欧洲的战略破产了，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