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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罗斯福的四大关注点以后,我们再看看建立一个能够维持战时大同盟的战后世界格局的希望有多大。毫无疑问,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希望新的战后世界格局能维持战时同盟,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刚打败了过去的敌人以后,马上又去面对新的敌人。但是,英美苏战时同盟从一开始就起两个作用:它既是合作打败轴心国的手段,又是每个成员用来为自己在战后世界格局中获得最大影响力的工具。大同盟的作用也只能是如此,尽管同盟的三巨头曾公开声称,他们在战争期间不玩政治,但对于这一原则,他们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们内心并不真信这一原则,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没有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在私下通信里,以及在秘密会谈中,他们实际做的是:在执行共同军事任务的同时,协调各自不同的政治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中,他们协调各自不同政治目标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一失败埋下了冷战的根源。大同盟中出现的主要争议如下:

第二战场和单独和平

英美领导人除了担心在战争中失败以外,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苏联会像1939年那样,再和纳粹德国达成交易,这个交易将使欧洲的大片地区沦入专制统治之手。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非常重视如何使苏联继续和德国交战。为此,他们向苏联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包括食品、衣物、军火,尽管提供这些援助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运送这些援助物资的方法也很不安全,比如,向苏联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阿尔汉格尔(Archangel)运输援助物资的轮船要想躲避德国潜水艇的袭击实非易事。为了不使苏联和德国单独媾和,英美领导人还不得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恢复失去领土的要求,尽管这些所谓的失去的领土,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地区、芬兰的一部分地区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地区,实际上是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的。最后,英美要想防止苏德单独媾和,就必须尽快在军事条件成熟时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英美对军事条件成熟的理解是:以可以接受的代价争取战争的胜利。

结果,第二战场的开辟,更准确地说是几个第二战场的开辟,姗姗来迟,这使饱受战火之苦的俄国人很恼怒,因为他们遭受的人员伤亡太大了。1942年11月初,英美联军在法国维希政权控制的北非登陆,标志着第一个第二战场的出现。接着,1943年夏,英美联军进军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开辟又一个第二战场。1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这才帮苏联红军减轻了军事压力。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已扭转了东部战线的局面,开始将德军赶出苏联。尽管斯大林祝贺他的盟友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但是,他怀疑英美故意推迟诺曼底登陆,好尽量让苏联负和德国作战的重任。 [18] 后来一个苏联分析家如此评价美国的动机:美国的计划就是“到它能容易地影响战争的结局并充分保证它的利益的时刻”才和德国交手。 [19]

开辟第二战场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同样重要,因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美国和英国有理由和苏联一块接受德国及其卫星国的投降,并占领德国及其卫星国。出于行动方便的原因,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英美军事领导人在1943年9月迫使意大利投降时,没有让苏联参加在意大利开辟的第二战场。这给斯大林一个借口来以同样的方法对付英美:当苏联红军于1944~1945年占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时,斯大林没有让美国和英国参加对这些国家的占领。当然,即使没有英美不邀请苏联参加对意大利的战事这样的借口,斯大林很可能一样不会让英美参加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占领。

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很容易地就达成共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英苏协议的背后是存在很多争议的。罗斯福对英苏在达成协议时没有和美国商量表示不满。当1945年春,英美围绕意大利北部德军投降问题开始谈判时,斯大林的反应几乎是惊恐的,他同他的将领们谈了自己对英美的怀疑,即英美可能和德国人达成协议,让德国人在西线停战,但继续在东线抵抗苏联红军。 [20] 斯大林的话表明了他对英美可能和德国单独媾和的巨大恐惧。1945年春,二战已经接近尾声,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在担心英美可能和德国单独媾和,这说明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行动并没能让斯大林放心,并没有使斯大林相信英美。

势力范围

丘吉尔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意味着将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这将剥夺欧洲人自己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权利,由于这个原因,罗斯福对英苏协议深表忧虑。尽管他可能在内心深处提醒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国际力量平衡,但他在向美国公众解释二战的目的时,就像威尔逊可能会做的那样,却强调战争是为了保卫自由和民族自决权。1941年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表明他是同意罗斯福关于二战是一场保卫自由的战争的看法的。《大西洋宪章》是罗斯福重申威尔逊主义的产物。二战中,斯大林提出领土要求,并要求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来确保靠近苏联战后边界的国家都是“友好”国家。斯大林的这些要求和英美的自由原则有很多矛盾,英美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罗斯福和丘吉尔多次要求斯大林允许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这样做,但是他并不是真心要履行他的承诺。他对他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说:“不必担心,我们以后按我们的需要行事。问题的实质是力量的对比。” [21]

结果,斯大林获得了领土,得到了他想要的势力范围,苏联的领土向西推进了几百英里,苏联红军在整个东欧扶植起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东欧政权都是由共产党控制,当时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还较灵活,但是,没有哪个东欧政权要抵制苏联影响在欧洲中心地带的扩展。美国和英国曾希望东欧出现一个不同的结局,即东欧人民,特别是二战中最先受德国入侵的波兰人,将自己选择他们的政府。如果所有的东欧人民选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又同意接受苏联的要求的话——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样——那么,英美和苏联的不同立场有可能调和。但是,波兰不愿意走这条路,因为,鉴于斯大林过去对波兰做的那些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波兰政府是不可能获得波兰民众的支持的。

苏联对波兰的伤害包括: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终止了波兰的独立;1940年的卡廷森林案,当时苏联人杀害了大约4000名波兰军官,另外还有11000名波兰军官下落不明。1943年,因为这个问题,斯大林和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吵翻了。他转而支持在卢布林活动的波兰共产党人。1944年,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组织了华沙起义,起义遭到纳粹德国的残酷镇压。尽管当时苏联红军就在华沙附近,斯大林却见死不救。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向波兰索要第三块领土,他的这一要求进一步得罪了波兰。斯大林保证用德国的领土补偿波兰,但他的保证并不能修复他对苏波关系造成的损害。

因为波兰人绝不会选择一个亲苏政府,斯大林就将一个亲苏政府强加到波兰人头上。他这样做的代价是波兰人对苏联永久的厌恶,以及使他的英美盟友越来越感到,他们不再能信任他了。罗斯福对斯大林大失所望,他在逝世前两周时说,“(斯大林)没有履行他在雅尔塔做的任何一个承诺”。 [22]

被打败的敌人

和苏联独家控制东欧相反,德国将被多国共同占领,对于这一点,起码从诺曼底登陆以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对德国实行共同占领的方式和过程却使苏联人感到被欺骗了。美国、英国和法国——英美出于大度邀请法国加入——最后占领了德国2/3的领土,这不是因为他们在二战中流血最多,而是因为他们攻打德国的军队在地理上捷足先登,再加上斯大林已经将德国东部很大一块领土划给了波兰人。尽管被多国占领的德国首都柏林位于苏联对德国的占领区内,但是苏占区只包含德国总人口的1/3和比1/3还少的德国工业设备。

斯大林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很可能是因为他相信,他打算在德国东部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将成为一个对生活在西方国家占领区的德国人的“吸铁石”,迫使他们去选择一个最终将全德国统一在苏联控制下的领导人。马克思曾经预测,无产阶级革命会在德国出现,但革命一直没有发生,现在终于可以发生了。1946年斯大林声称:“整个德国应该是我们的,也就是应该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 [23] 但是斯大林这个战略有两大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苏联红军占领德国东部地区时所表现出的残暴行为。苏联士兵不仅大规模地掠夺财产和勒索赔偿,他们还肆无忌惮地强奸妇女,在1945年至1947年间,大约200万名德国妇女被施暴。 [24] 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恨苏联人。结果,在整个冷战时期德国一直存在一个不对称的局面:斯大林在德国东部建立的政权缺乏合法性和民众支持,而德国西部的政权却很快获得合法性和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缺陷是盟国的拒绝合作。苏联在处理德国和东欧事务中所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倾向,使美国和英国在处理对德国西部的占领时,对是否和苏联合作这一问题心存疑虑。结果,他们不失时机地和法国一块,将他们控制的占领区合成一体,并准备接受将德国一分为二的现实。英美的考虑是:让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置于西方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冒让所有德国领土落入苏联控制的风险。大多数德国人在知道了斯大林的统治将意味着什么之后,不情愿地接受了英美的政策。

在德国和东欧发生的事,转过来又影响了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态度:美国不愿意让苏联参加对日本的占领。珍珠港事件以后,苏联并未向日本宣战,当时,苏联的盟国也没有指望苏联会向日本宣战,因为德国军队在莫斯科正兵临城下。但是,斯大林曾经保证,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以后,苏联将在太平洋参战。作为回报,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同意将日本控制的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将萨哈林岛南部归还给苏联,将中国东北的一些领土和海军基地交给苏联——所有这些都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因为战败而让日本获得的。

当时,华盛顿和伦敦的主流看法是:苏联红军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红军进攻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将对打败日军至关重要。但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验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后,那个主流看法的影响力就下降了。一旦美国掌握了原子弹,他们对苏联军事援助的需要就不复存在了。 [25] 杜鲁门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对苏联在欧洲的单边主义行为记忆犹新,他们无意在东北亚再看到那种局面出现。在东北亚,美国用的是斯大林的方法,即流了多少血,就有资格发挥多少影响。由于太平洋战争中大多数的战斗都是美国人打的,所以美国将自己一家单独占领日本。

原子弹

与此同时,原子弹的出现也加深了美苏之间的不信任。美英一直在秘密地研制原子弹,准备用于打击德国,但还没等原子弹试验成功,德国就已经投降了。由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保密工作不严格,苏联情报部门通过间谍手段获取了许多有关曼哈顿计划的信息,苏联起码三次成功地渗透进研制原子弹的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26] 在二战中,斯大林对与苏联并肩战斗的盟友搞间谍活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是多么不信任盟友。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英美自己也没有向斯大林透露试制原子弹的活动。他们是等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才将此事通知斯大林的。

因此,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将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因为他比美国新总统还要早地知道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但当美国在三周以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斯大林的反应却很强烈,因为在斯大林眼里,在沙漠里试爆原子弹是一回事,真的将原子弹用于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斯大林在得知广岛被美国的原子弹夷为平地后,愤愤地说:“战争是野蛮的,但是使用原子弹则是超级野蛮。”斯大林一直坚信: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流了多少血,这个国家在战后就应获得多少国际影响,而美国试验原子弹的成功对斯大林的这一信念是一个挑战,因为一夜之间,美国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威力,这个军事威力不是依赖于美国在战场上部署了多少军队。美国人创造的军事技术和他们的军队一样重要。斯大林对苏联科学家说:“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命令苏联科学家赶紧研制苏联自己的原子弹,以追赶美国。 [27]

斯大林认为,美国的原子弹有两个作用:第一是缩短战争的时间,不让苏联在打败和占领日本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第二是作为战后美国从苏联那里索取让步的手段,他指出:“原子弹讹诈是美国的政策。” [28] 斯大林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主要是为了结束战争,但他和顾问们也希望,他们掌握的新武器会促使苏联对美国表现得更妥协一些。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制定一个具体战略来用原子弹迫使苏联让步,斯大林自己的做法也使美国人用原子弹来压制苏联的希望落空。在实现苏联的目标时,斯大林实际上采取了更强硬的做法,以向美国表示他是吓不倒的。1945年末,斯大林对他的主要顾问们说:“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在威吓前让步或表现出犹豫不决,我们什么大事也做不成。” [29]

因此,冷战的根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旧的冲突刚刚结束,新的冲突就这么快地发生了。从国家行为的规律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就像大国之间的结盟一样司空见惯。一个外星人如果知道了国际关系中的这个特点,它就不会对冷战的出现感到意外了。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专家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领导人自己会对战时大同盟的崩溃感到奇怪,甚至是震惊?他们确实曾希望大同盟在战后能继续存在,不然的话,在战时他们就不会为了战后的关系问题而努力寻求一致,达成谅解了。他们抱有相同的希望,但是他们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大构想是不同的。

从根本上说,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眼中,战后世界格局应该既保持力量平衡又维护基本原则,他们希望通过避免再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错误,来防止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希望大国之间互相合作,希望用联合国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来恢复威尔逊的国联传统,希望促进最大限度的政治自决和经济融合,从而铲除那些在他们看来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源。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他心目中的战后世界格局是能保证他和他的国家的安全,同时鼓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他认为,这种竞争将导致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残杀最终将使苏联统治整个欧洲。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战后世界构想是一个多边的构想,在这个构想中,即使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也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的相互包容,而斯大林的战后世界构想却是建立在不同利益必然冲突的基础之上。 +Fa6Ei/D+IgQfDmbItl63gswdkGj0nUQZm8wz1VuqFL3RbaqZ+O6jM4PDXKuDW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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