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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立场，认为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不平等和战争，所以只有打倒了资本主义，正义与和平才能实现。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的想法比较模糊，但是列宁提供了一个样板：共产党引路，领袖指导全党。就像列宁在俄国做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将解放无产阶级。因为革命的敌人绝不会自动放弃权力，无产阶级专政将使用所有的方法，包括宣传、颠覆、监视、情报、秘密行动、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军事行动，甚至恐怖手段，来达到推翻敌人的目的。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这将是一场专制主义的革命，用自上而下的统治方法来解放底层的民众。
威尔逊的目标和迪斯雷利的目标相似：改造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威尔逊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鼓励自发性。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是：它给人民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太少；资本主义和帝国合作，拒绝给帝国的居民选择他们领导人的权利；资本主义通过保护主义、价格操纵、反复出现的兴衰周期来限制市场的有效性。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威尔逊同列宁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没能阻止战争，而战争是对自由的最终剥夺。威尔逊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包括：推动政治自决，实现经济自由化，成立一个国际集体安全组织，这个组织将有权力使国家（国家是不会完全消失的）之间的争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将是一场民主的革命，旨在帮助处于底层的民众自己解放自己。
列宁遵循马克思的教导，认为阶级利益是不可协调的，因为富人总是要剥削穷人，穷人走投无路，只有取富人而代之。威尔逊则遵循亚当·斯密的学说，认为阶级利益是可以调和的，谋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可以惠及别人的利益，富人和穷人都受惠时，阶级的差别就消除了。列宁的主张和威尔逊的观点代表了现代工业社会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到冷战开始的时候，人们仍然不清楚哪一种解决办法将胜出。为什么这么说？只要看一看列宁和威尔逊逝世（他们都是于1924年逝世的）以后20年的历史就清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局势使威尔逊看上去像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谈判1919年的凡尔赛解决方案时做了那么多妥协，包括同意对德国的严厉惩罚，认可战胜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允许几乎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结果就是：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完全不代表威尔逊最初提出的政治自决和经济自由化的设想。 [8] 威尔逊最感自豪的主张就是成立国际联盟，但是美国人民却拒绝参加这个组织，从而严重地削弱了这个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很脆弱地复苏了一下，但很快于1929年全面崩垮，促发一场历史上最恶劣的全球经济衰退。同时，专制主义迅速抬头，先是在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出现，然后是在军国主义的日本发展，最后在德国兴起。专制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是最具不祥预兆的。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通过宪法程序掌权，然后就立刻着手废除宪法。
美国和其他仍然保持民主制度的国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来制止下列侵略行为：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35年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纳粹德国迅速重整军备的活动。结果，到30年代结束的时候，德国就变成了欧洲大陆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合作，以共同对抗纳粹德国，而苏联自己曾在1939年至1941年间同希特勒合作过。到1945年的时候，人们对打败法西斯有把握，但对战后世界的走向却没有把握。从这一系列事件的教训来看，要想得出威尔逊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一结论，那就是天真的想法。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开创者所说：“1919年的和平方案使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七零八落，这些民主国家是抽象理论的产物，没有植根于泥土，很快就萎缩了。” [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列宁看上去像是一个成功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在苏联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先是将农业集体化，接着发起迅速工业化的运动，最后竟不留情地清除掉事实的和想象的潜在对手。列宁所预言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发生，但是苏联在30年代末的时候已成为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苏联在整个大萧条时期保持了自己经济的充分运转，从而也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当然，纳粹德国的兴起也对苏联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赢得了时间和土地，所以当德国于1941年进攻苏联时，苏联不仅没有被打败，而且击退了德国的入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在领土上和政治上都处于统治半个欧洲的地位。作为一个专制国家，苏联能取得上述成就，就使得它的意识形态影响辐射到很远的地方。
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有成百万的支持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共产党都领导了抵抗法西斯的斗争。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思想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甚至像在波兰这样具有长期敌视俄国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 [10]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摧残，再加上战前经济萧条所造成的贫困，人们完全不能确定民主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承担战后重建的任务，而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美国，过去又一直表现出不愿意为国外事务承担责任。
甚至在美国人中间，很多人对自己的国家也抱有疑问。罗斯福的新政只是临时补救，而不是完全治愈美国经济中的问题。美国经济得到挽救，完全是因为战时的支出，但是由于战后联邦预算又恢复到平时水平，没有人能确信经济衰退不会卷土重来。在罗斯福执政时期，政府的权力被大大增加，但是人们不清楚在未来的日子里市场、自发性，甚至是自由本身会处于什么地位。1943年，一个观察家说，“总的来讲，我们比俄罗斯的自由多，但没有俄罗斯的平等多。俄罗斯的自由少，但平等多。究竟是用自由还是用平等来定义民主，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讨论话题”。 [11]
这个评论可以出自当时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Wallace）之口，他是一个没有恶意但缺乏计谋的政治家，他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总是拿不定主意。但是，上述评论的真正作者是现实主义的神学学者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今天人们怀念他在冷战时期所表现出的坚决反共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尼布尔这样的人都不能确定究竟应该用自由还是用平等来定义民主，这个例子就最好地说明：当时人们非常没有把握确定威尔逊提出的未来世界构想是否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