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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起初会吸引那么多下层民众并吓住西方那么多政治家，一个最好的办法是读一本小说，它的书名是《席比尔》（ Sybil ），于1845年出版，作者是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小说的副标题是《两个国家》（ The Two Nations ）。迪斯雷利用这个副标题来描述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他们在同一个社会中互不相容地生存着。工业革命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伟大成就，但它也同时加大了英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小说的一个人物说：
资本家发财了，他攫取了巨大的财富，而我们的生活水平则不断地下降，下降到连牲口都受到比我们还好的待遇的程度。按照现存制度的逻辑，牲口比我们更宝贵，但是资本家还对我们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5]
《席比尔》警告读者：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这样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
卡尔·马克思当时住在伦敦，目睹了像《席比尔》所描述的情况，并发出同样的警告，但是他是用一个理论，而不是一部小说，来提出警告的。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在分配财富时是不平衡的，所以资本主义就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经济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异化只会导致革命。“资产阶级不仅生产了可以杀死他们自己的武器，资产阶级还制造了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他们将使用资产阶级生产的武器。”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迟早会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更平等的方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将公有化，贫富悬殊的现象将不复存在，愤怒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幸福。马克思的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从必然的王国上升到自由的王国”。 [6]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表述，他们认为他们说的是一种科学。他们相信，他们在技术进步、社会意识和革命结果这三者之间建立的联系，揭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阶级斗争，因为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所产生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所以阶级斗争这个作为动力的引擎是没有后退挡的。
马克思主义给穷人带来希望，给富人带来恐惧，给政府既带来希望又带来恐惧。如果政府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它就有可能引发革命，从而验证马克思的预言；如果政府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那就意味着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已经到来。有鉴于此，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管是在迪斯雷利领导的英国，还是在俾斯麦领导的德国，还是在工业化发展最快的美国，领导人用减少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害的方法来维持资本主义。结果就是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到几个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福利国家于1914年8月兵戎相见的时候，社会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内已经被确立了。
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在减轻工业化的无情后果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学会如何维持和平。尽管欧洲大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发展带来了互相依存，但是，它们（其中还有几个非常进步的政府）因为错误判断而陷入了一场人类从未见过的最惨烈的战争。这些国家的工业所制造的大量武器使得战争以超出人们预期的规模长期持续下去。看起来，这次资产阶级是在挖掘他们自己的坟墓了。
上面的论断出自列宁，他是在国外流亡时做了这样的论述。后来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17年初被推翻后，列宁又在俄国境内做了相同的表述。但是，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是：他决意把理论付诸实践。1917年11月他发动的政变——那就是一场政变——是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进程的最好例证。列宁自己引用马克思理论解释说，“无产阶级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先锋队”可以让历史朝着其科学设定的目标加速前进。布尔什维克“革命”证明了一点，即一个国家已经跨越挽救资本主义阶段而向前发展，它已经在一场资本主义自己发动的战争中向资本主义宣战了。如果列宁及其支持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别的国家的人民，那些仇恨资本主义的民众，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很快就会夺取政权并向资本主义宣战，历史那个不能后退的引擎将会确保历史如此发展。
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像列宁一样，威尔逊也知道：思想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的行为，他自己不就是在1917年4月以“创造一个保证民主生存的世界”这样的口号带领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吗？但在威尔逊眼中，他想要的世界不是一个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世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会使世界不安全。威尔逊很快陷入两场战争：一场是和德意志帝国及其同盟国的军事斗争；另一场是同布尔什维克的文字较量。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的“十四点”（Fourteen Points）演讲是直接回应列宁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挑战，威尔逊的演讲是20世纪阐述美国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文件。从这一时刻开始，一场思想领域的较量就出现了，这场较量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续，还延伸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还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后延伸到冷战的大多数时间。 [7] 两种不同思想之间对抗的实质就是迪斯雷利《两个国家》小说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