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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国家，它们之间没有来往，缺乏同情，互相不了解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感觉，就好像它们是不同地区的居民，或者不同星球的居民，属于不同的人种，吃不同的食物长大，接受不同的指令，不受相同的法律制约。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54年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之间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团结，世界分为两方，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世界的其余部分为另一方，在这两方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割裂。简言之，地球上有两个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
——查尔斯·波伦（Charles E.Bohlen），1947年 [2]
两个超级大国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它们都掌握着毁灭对方的手段，它们也都不希望看到对方被毁灭。有这样的共识，它们得以共处。但是，它们是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呢？各方制度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各个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如何呢？社会正义如何呢？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冷战不仅仅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对抗，不仅仅是一场核武器竞赛，冷战是一场如何回答上述问题的较量，对双方来说，这个较量的意义非常重大，就像人类生存一样重要，其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如何组织人类社会。
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对一些西方外交官说：“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历史在我们这边。我们将埋葬你们。”西方外交官以后一直在解释赫鲁晓夫的那些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说，他指的不是核战争，而是共产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由历史决定的。1961年，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可能真的落后于西方，但他强调十年之内，苏联的住房短缺将消失，消费品将大批出现，苏联人民将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二十年之内，苏联“将上升到一个高度，相形之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远远落在后面”。 [3] 简单地说，共产主义代表了未来的潮流。
但是，历史没有像赫鲁晓夫预见的那样发展。到1971年，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到1981年，苏联的生活水平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均寿命也出现下滑，这是发达工业社会中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到1991年底，苏联这个世界上共产主义的样板本身也不复存在了。
现在很清楚了：赫鲁晓夫的语言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表述，而不是以事实分析为依据。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对赫鲁晓夫的话信以为真，这些人不光是共产党人。比如，美国新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维也纳高峰会议上碰到赫鲁晓夫时，就被赫鲁晓夫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自信震住了。肯尼迪承认说，“他把我吓得不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llan）不久以后说，肯尼迪“显得很惊恐，就像有人在拿破仑处于权力巅峰时见到他所表现的战战兢兢那样”。 [4] 当时，有许多人抱有和肯尼迪一样的反应。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共产主义使许多政治家以及他们领导的国家不寒而栗，原因就是共产主义激发并唤醒了无数下层民众，这些民众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在冷战初期，西方政治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达到高峰，同时，下层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期望也达到高峰。但是到冷战结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