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艾森豪威尔在应对上述挑战时，做得很完美，但也很吓人：他是核时代中最巧妙又最无情的战略家。热核爆炸的物理效应使他震惊，在这一点上，他的反应同马林科夫和丘吉尔两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他在“布拉沃”试验几个月以后说：“原子战争将消灭文明，成百万的人将死亡……如果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陷入战争，结果将不堪设想。” ^[36] 1956年初，有人对他说，一场苏联对美国的进攻将会消灭整个美国政府并杀死65%的美国人民，艾森豪威尔答道：“那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从废墟中爬出来，重建家园。”随后不久，他又对一个朋友说，“战争意味着竞争”，但是，“如果结局是敌人的毁灭和我们的自杀”，那么这样一个竞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呢？到1959年时，他很沮丧地说，如果发生战争，“你干脆就走出去，见人就开枪，然后对自己开枪”。 ^[37]

看看艾森豪威尔的这些话，再看看他先前所说的话，即美国在发生战争时应该“像使用一颗子弹或任何别的武器一样”使用核武器，这两番表达是多么不一样。他后来的话表明：他的看法变了。他似乎认为，向敌人发射一颗“核”子弹就意味着同时向自己发射了一颗“核”子弹。在核战争危险性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的看法和马林科夫与丘吉尔的看法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艾森豪威尔只强调美国应该准备对付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只应准备对付一场全面的核战争的观点使他最贴身的顾问们都感到不安。他们一致认为，一场用核武器打的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但是他们担心，美国及其盟国在军队人数上永远无法与苏联、中国及其盟友所拥有的军队人数相匹敌，完全排除使用核武器将会促使共产党国家发动一场无核战争，而在这样一场无核战争中，西方是无法获胜的。大多数顾问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寻找一种有限的核战争，即制定一个用美国的技术优势抵消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数优势的战略，这样不管敌人发动何种规模的战争，西方都拥有一种有效的军事反击能力，同时不冒自杀的风险。

到1957年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开始之时，持上述观点的官员包括国务卿杜勒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学术界正在形成的战略研究群体。在这个学术群体中有年轻的基辛格，他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书，书名是《核武器和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在那本书中，基辛格阐述了后来被称作“灵活反应”的思想。贯穿于上述这些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很大，核武器仍然是一种可以在外交和战争中被理性使用的工具。核武器可以被用来适应克劳塞维茨的原则，即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破坏政治目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艾森豪威尔坚决否定了有限核战争的概念。他曾说，即使把核战争想象为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打得顺手的战争”也是荒唐的。 ^[38] 不管战争是以什么形式打起来，美国都将在战争中使用其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因为苏联肯定会使用它的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艾森豪威尔一直坚守这个信念，尽管他也意识到先使用核武器打击对手的道义代价，使用核武器会导致的生态灾难，以及美国及其盟国不能确定他们可以避免毁灭性的报复。艾森豪威尔似乎在拒绝面对现实，似乎他患了核自闭症，不愿听取那些聪明的顾问们提出的建议。

现在回过头来看，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其实是最聪明的，因为在对待战争现实的理解上，他的看法要比顾问们的看法更聪明。在他的顾问中，没有哪一个人像他那样曾指挥过自1688年以来第一次大军成功越过英吉利海峡的行动，也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率军解放西欧，更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细读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克劳塞维茨确实强调过，战争必须是政策的理性工具，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情绪、冲突和恐惧这些非理性因素可以很容易地将战争升级成没有目的的暴力行为。因此，他提到抽象意义上的全面战争，目的是吓唬一下政治家们，让他们知道限制战争规模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领导的国家不致完全灭亡。

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一致，但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生活在核时代，核武器已经将全面战争从一个抽象概念变成了一个完全可能发生的事。由于没有人能保证情绪、冲突和恐惧不会使有限战争升级，因此有必要使有限战争难于发动，这就意味着不要准备去打有限战争。这就是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只强调准备打全面战争，他的目的就是以此来保证什么样的战争也打不起来。他吃透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精髓。 ^[39] 1r/ENm8hnUAzf1KalBnLW/71WXEOudrmI+zAbWX/4IuWPcz9/EO9o9B43eY+4g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