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氢弹的出现使苏联和美国的科学家产生了一个看法，即氢弹这个新武器可以使克劳塞维茨曾经做过的一个预言成为现实，那个预言是人们可能打一场总体的却无目的的战争。这个看法是杜鲁门、斯大林已经开始意识到的，尽管两人并不知道彼此的担忧。但是，1953年1月，杜鲁门任期结束，卸任总统职位，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也离开了人世。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新的领导人掌权，他们很快就要面对核责任以及如何避免不要出现克劳塞维茨上述预言的艰巨任务，这些责任和任务将给他们带来很多困扰和纠结。

和他的前任杜鲁门不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年轻军官时就数次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艾森豪威尔同意军事手段必须服从于政治目的的观点，但他又认为，应该可以将核武器作为军事手段。他在成为总统时仍抱有一个信念，即战争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朝鲜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不断要求他的军事顾问们想办法，看是否有可能用战略和最近研发的“战术”核武器来结束朝鲜战争。他还允许他的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公开暗示，美国正在计划这么做。艾森豪威尔知道盟国将反对美国的做法，但是他认为：“总会有办法打破那些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条条框框。” ^[31]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打破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束缚的道理很简单：美国不能再卷入一场像朝鲜战争那样的有限战争。再打那样的战争就意味着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对手，让对手决定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和用什么方法打仗，让对手控制美国资源的使用，其结果将削弱美国经济，打击美国人民的士气。艾森豪威尔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变战略，即美国应该在回应侵略行为时，自己决定回应的时间、地点和方法，那就涉及核武器的使用。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在任何一场战斗中，如果能够将核武器用于纯粹的军事目标，服务于纯粹的军事目的话，我认为，就像使用一颗子弹或任何别的武器一样，我们应该可以使用核武器。” ^[32]

但是，到艾森豪威尔说上面那番话时，热核爆炸的物理效应已经打破了那番话所体现的逻辑。一个关键事件是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布拉沃”（BRAVO）热核试验，那次试验失去了控制。那颗氢弹的核爆力是1500万吨，比预期的500万吨要高两倍，是轰炸广岛的那枚原子弹核爆力的750倍。氢弹试爆所产生的放射性微粒随风飘散了几百英里，污染了一艘日本渔船，导致一个日本船员死亡。世界各国的放射物检测站都采集到危害性不大的放射性颗粒。一场核战争所提出的问题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那就是：如果一颗氢弹爆炸就可以产生全球性的生态后果的话，那么，使用几十颗、几百颗，甚至几千颗核弹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有趣的是，第一个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的人是乔治·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他是一个满脸冒油的苏联官僚，政绩恶劣。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权力斗争中，马林科夫由于幸运而非本事，成为在苏联掌权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布拉沃”试验12天以后，他说了一番使他自己的同事以及西方观察家都很惊讶的话。他公开地说，用“现代武器”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将导致“世界文明的终结”。苏联科学家很快证实了马林科夫的说法，他们在给克里姆林宫最高层的绝密报告中指出，只要有100颗氢弹爆炸，“整个地球的生命就会无法生存”。 ^[33]

与此同时，又一次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丘吉尔作为政治家要比马林科夫杰出得多，丘吉尔过去也不是以和平主义者闻名，几年以前，他曾经建议美国趁仍拥有核垄断优势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 ^[34] 但是，在“布拉沃”试验以后，他完全改变了立场。他对他的二战盟友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在英国爆炸几颗氢弹，英国将变成无法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也并非一定就是坏消息。他在英国下议院说，核武器产生的“新恐怖导致了战争中消灭对手的平等性出现，我的话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但我们应该从核战争会造成所有人毁灭的事实中看到希望，甚至信心”。 ^[35]

这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马林科夫和丘吉尔这样如此不同的领导人会在几乎同一时间说出相同的话。对这两位领导人来说，“毁灭对手的平等性”这一命题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因为用核武器进行的战争会毁灭战争原本要保卫的东西，这样的战争绝不应该发生。对核危险的共同意识又一次占上风，这一共识超越了美苏双方在文化、民族、意识形态、道德观以及国民性方面的差别。但是，不管是马林科夫，还是丘吉尔，他们都没能改变冷战战略。马林科夫很快被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罢了官，理由是他执行失败主义；而丘吉尔也很快因为年龄问题和下属不听话于1955年初辞去了首相职务。接下来，艾森豪威尔和推翻马林科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将面对平衡热核革命所带来的恐惧与希望这一挑战。 vT5W5Vm7guBaEaFXBOQ++c8gcHWTLKA6mIa+pE3o9yB+z3TbA70xpTMgu/AuV8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