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发明了一个武器，但又不使用这个武器，这是一个使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撼动人们常有的一个想法，即必须探索新技术的军事运用。在这样一个想法的驱动下，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以后，美国一些科学家向杜鲁门进言，告诉他有可能制造热核弹或超级弹。科学家对这个武器早有所知，但杜鲁门却是第一次听说。热核弹的原理和原子弹的原理是不一样的，热核弹是用融合原子的方法产生爆炸力，而原子弹是用分裂原子的方法产生爆炸力。科学家预计，热核弹的爆炸力非常巨大，他们没法告诉杜鲁门在战争中使用热核弹会产生什么效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反对制造这个武器，凯南反对，负责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反对，杜鲁门的另外几个高级顾问也反对。他们都认为，热核弹这个可以带来世界末日的武器违反了克劳塞维茨的原则，即一个军事行动不应该毁灭它本应该保卫的东西。 ^[28]

但是，支持研制“超级弹”的人考虑的不是核武器的实际军事使用。他们认为，热核武器在心理上，而不是军事上，是有必要的。如果西方不拥有这个武器而苏联却掌握了这个武器的话，整个西方世界就会惊恐不安。如果西方拥有了这个武器，西方世界就有了安全感，就可以对苏联产生阻吓效果，就可以抵消斯大林由于掌握了原子弹而获得的任何优势，就可以使美国在核武器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如果美苏双方都研制成功“超级弹”怎么办？杜鲁门认为，那也要比苏联一家垄断“超级弹”要好。

杜鲁门总统最后决定，如果美国能够制造后来被人们称作“氢弹”的武器的话，那么，美国就必须制造这个武器。如果美国在任何武器领域落后的话，哪怕只是表面上落后，后果都是灾难性的。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打败对手，而是如何让对手从一开始就不敢发动战争。这就产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人认为，要使苏联不敢发动战争，美国就必须研制威力巨大的武器，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实际军事用途是什么；另一方面，美国拥有了这样的武器就使苏联人相信，一旦战争真的打起来，美国毫无疑问就会使用它所掌握的“超级武器”。根据这个逻辑，只有通过非理性的方法才能取得理性的结果，即战争的终极武器变成了使战争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手段。1950年初，杜鲁门指出：“我们必须制造氢弹，尽管没人想使用它，但是……为了应对苏联，我们必须拥有它。” ^[29]

实际上，苏联科学家从1946年开始就一直在研发“超级弹”，但是他们不像美国的核科学家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区别核裂变武器同核聚变武器上。他们也不像美国人那样认为氢弹要比原子弹更有威力，他们并不认为使用氢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苏联在研制氢弹方面先走了一步，所以，美苏在热核武器领域的竞赛非常接近，远远小于两家在原子弹竞赛中所产生的差距。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苏联主要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依靠间谍活动。1952年11月1日，美国第一次试验氢弹，削平了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接着苏联于1953年8月12日在中亚沙漠中第一次试爆氢弹。美苏的试验都使天上的鸟儿顿时失明，遍体灼伤，从天空中坠落。这个结果当然危害了鸟类，对人类却是一个小小的但是意义重大的启示。

观察这两次试验的美苏科学家都对氢弹成功爆炸的印象深刻，他们在记录氢弹爆炸的破坏性时做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描绘：既然“超级弹”不能像原子弹那样在人群中进行试验，科学家只能用鸟做试验，来研究氢弹可能会对人造成什么危害。这些鸟是最具危险性的矿井巷道中的金丝雀。爆炸现场的目击者都证实了氢弹设计者曾经的预言，即在战争中是不可能理性地使用威力如此巨大的武器的。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后来回忆说：“氢弹看起来使全部地平线都变成一片黑暗。”一个苏联科学家则说：氢弹“爆炸的威力是不可想象的”。 ^[30] 这两位科学家说的话是如此相像，就好像他们是在描述同一个事件，而实际上他们说的是两次不同的爆炸试验，时间上相差9个月，爆炸地点则相隔9000英里，而两个人又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将世界分为两极的地缘政治竞争。物理的原理是一样的，尽管有许多别的分歧将世界划分开来。 q1BkPh27+E820N8cta46UsdFxFHpzQ9jHvzE6Yks+AEnAhwuAPDE5pVgL8KEmO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