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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们使用武力的习惯需要有人起领导的作用。在这方面率先采取最重要行动的领导人是哈里·杜鲁门，他也是唯一一位曾下令用原子弹杀人的领导人。他曾说，他今后一生都不会因为下令使用原子弹而失眠，但是他的实际行为却表明：他对使用原子弹是很谨慎和不安的。就在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试验成功的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机器的发展要比道德的进步快好几个世纪，当道德的进步最后赶上机器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机器了。”一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进一步阐明他对技术发展的担心，他写道：“在过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及其思想改变不大，但现在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否则，人类将面对完全和彻底的毁灭，接替人类的可能是昆虫时代或一个没有大气层的星球。” [8] 1948年，杜鲁门对一些顾问说：“下令使用具有如此巨大破坏力的武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这个武器的破坏力超过我们手中所有武器的破坏力……所以，我们在对待这个武器时，必须采取同对待步枪、大炮及其他类似的常规武器不同的态度。” [9]
杜鲁门说的这些话直来直去，因为他是一个平实无华的人，但话中的含义却是革命性的。在历史上，政治领袖几乎总是让手下的军事指挥官决定在战争中使用什么武器，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破坏力。克劳塞维茨的警告从来没有改变这一传统。林肯总统充分授权他手下的将军采取一切行动打败南方军队，结果，在美国内战还没有结束，60多万美国人已经死于战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文职领导人基本上不限制军方的行动，结果是战争残酷无比，在索姆河一战中，英国一天之中就损失了2.1万名士兵，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战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实施了战略轰炸，经常是一夜之间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伤。每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没有谁为了通报情况而去叫醒丘吉尔或罗斯福。杜鲁门自己也是让陆军航空兵决定何时、何地使用第一批原子弹，在原子弹使用前，“广岛”和“长崎”的名字对杜鲁门来说，就像对所有其他人一样，是非常陌生的。 [10]
但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以后，杜鲁门就开始改变过去的做法。他命令文职部门，而不是军方，控制原子弹和负责进一步的原子弹研发和生产。1946年，他还建议将所有的原子弹和生产原子弹的设备交给刚成立的联合国管理，尽管根据“巴鲁克计划”［即由美国资深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提出的计划］，在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建立之前，美国不会放弃对原子弹的垄断。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军方领导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杜鲁门表态，在未来的战争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使用原子弹，但是杜鲁门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只有总统才能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原子弹。杜鲁门不愿意让几个“毛毛躁躁的中校来决定什么时候是扔原子弹的适当时机”。 [11]
在杜鲁门对待原子弹的态度中有不合逻辑的成分。他的态度不仅使美国军队不能将核武器装备到部队中去；还使美国人弄不清楚他们应该如何利用自己掌握的核垄断来促使苏联在政治上更合作一些；最后，它还妨碍了美国对苏联采取威慑行动，因为美国官员一方面想用核武器来阻止斯大林利用苏联红军在欧洲的人数优势，但另一方面，杜鲁门却又不让五角大楼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枚原子弹以及它们的爆炸威力有多大。因此，没有人知道美国该如何使斯大林就范。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最初几年中，苏联情报部门对美国原子弹的了解很可能超过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原子弹的了解，因为苏联的间谍是很出色的，他们混入了英国情报系统的最高层，而杜鲁门却执意要保持文职官员对军方的控制。 [12]
从长远的角度看，杜鲁门开启的由总统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先例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之下，他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那些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通过拒绝让军方控制核武器，他重申了总统控制战争权的基本原则。尽管据我们所知杜鲁门总统并没有看过克劳塞维茨的书，但是他却重复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个精深的思想，即战争应该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政治为军事服务。我们如果看看杜鲁门的履历，很难想象他会达到克劳塞维茨那样的思想境界。杜鲁门的军事经验很有限，他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炮兵上尉，后来经商，但不成功。他是一个成功的但并非突出的政客。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总统选举中把当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挑选为自己的副竞选伙伴，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在任上去世，杜鲁门是不可能成为总统的。
杜鲁门再次强调克劳塞维茨思想也和他当时所处的独特环境有关：1945年8月以后，由于杜鲁门掌握了原子弹，他只要下一个命令，就可以造成死亡和毁灭，他这种可以导致死亡和毁灭的能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具备的。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使得一个平凡的人做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举动：他扭转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规律，即只要一个武器被发明，人们就会使用这个武器。这个规律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由于时间久远，这个规律的古代根源时常不被人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