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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欧洲的局势，有一点很清楚，即斯大林对他自己政策的失败负责，但在当时，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949年至1950年间，似乎是西方遭受了一连串的挫折，当然这些挫折还没有严重到改变美国和盟国在欧洲掌握主动的局面，欧洲对世界的未来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对于那些经历了上述挫折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及其盟国仍在欧洲掌握主动，他们看到的是冷战在几条广阔战线上意外却同时地扩展，而其发展前景似乎对他们不利，这一切似乎使西方在欧洲战线的胜利显得微不足道。
第一个挫折发生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人曾预计他们对原子弹的垄断可以维持六至八年，因此，他们并不很担心苏联红军在欧洲具有巨大的常规力量优势。1947年末，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说：“只要我们在制造业上领先世界，能够控制海洋，能够用原子弹打击内陆，我们就敢冒否则不敢冒的风险。” [49] 《马歇尔计划》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美国能够放心地侧重欧洲的经济恢复，同时推迟采取那些旨在追赶苏联常规军事力量的重大扩军步骤。在用原子弹遏制苏联的同时，美国可以复兴欧洲，给欧洲人以信心。
但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获得了自己的原子弹。苏联在哈萨克斯坦沙漠中成功试验了原子弹，但是斯大林不让公开宣布。在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的几天之内，美国采集样品的飞机就发现了辐射物，这些辐射物清楚表明，原子弹在苏联境内爆炸了。美国是在前不久刚开始用飞机执行空中采样任务的。杜鲁门对苏联这么快就成功试爆原子弹感到意外，同时他又担心，如果他不告诉外界美国已经掌握了苏联试验原子弹的情报，这个情况一旦外泄，会对美国不利。鉴于此，9月23日，杜鲁门亲自透露苏联已经拥有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杜鲁门的消息。
对美国人来说，苏联拥有原子弹的震撼是巨大的。失去了对原子弹的垄断，杜鲁门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几个新措施。第一，扩大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甚至可能在欧洲永久部署美国军队，而《北大西洋公约》最初是没有计划在欧洲永久地部署美国军队的。第二，如果美国要在军事数量和质量上都领先于苏联的话，就不得不制造更多的原子弹。第三，实施一个更厉害的计划，即制造“超级弹”，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热核弹或“氢弹”，“超级弹”的威力要比摧毁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威力起码大1000倍。美国科学家也是在这时候才告诉杜鲁门有关“超级弹”的情况的。
最后，杜鲁门批准了上面提到的三个计划。他悄悄地下令加速制造原子弹。在苏联试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时，美国掌握的原子弹数量不到200枚。五角大楼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美国真的同苏联打一场战争，美国手上的原子弹并不足以打败苏联。 [50] 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宣布，美国开始执行“超级弹”计划。在三个计划中，杜鲁门最不愿意采取的就是增加美国常规军事力量，主要原因是这个计划太花钱。把美国陆、海、空军的规模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水平的费用要高于制造更多的原子弹甚至是制造氢弹的费用。杜鲁门一直希望有一个“和平红利”，在多年财政赤字以后，这个“和平红利”能使他平衡联邦预算。他已经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冒了一次险，因为《马歇尔计划》要求美国在重建欧洲的过程中花费美国政府几乎10%的年支出。很显然，在财政平衡、扩军和恢复欧洲这三个目标上，有一个目标不能实现，因为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此外还要对付因为苏联的核爆炸成功而使美国人产生的不安全感。
冷战的第二个扩展是在东亚。1949年10月1日，就在杜鲁门宣布苏联拥有原子弹后的一周，获得胜利的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组织的庆典标志着已经进行了近1/4世纪的国共内战的结束。毛泽东的胜利使杜鲁门和斯大林感到意外，他们都曾以为，国民党在其领袖蒋介石的长期领导下，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继续统治中国。两人都没想到，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四年中，国民党会逃往台湾岛，中国共产党会掌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么中国是不是就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呢？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对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1948年末，国务院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莫斯科要想完全控制中共，任务艰巨，因为毛泽东拥有权力（掌握军队）的时间比铁托拥有权力的时间长十倍。” [51] 毛泽东和铁托都长期控制他们各自的共产党；两人都带领各自的党赢得内战胜利，他们打的内战都和世界大战同时发生；两人都是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获得胜利的。美国官员还记得铁托和斯大林决裂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因此，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也产生了一个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并不代表苏联就“获益”的想法，这个想法给了他们心理上的安慰。他们认为，毛泽东很可能成为“亚洲的铁托”。因此杜鲁门政府对保卫台湾没有承担义务，尽管国会中势力强大的亲蒋“院外援华集团”要求杜鲁门保卫台湾。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的政策是“等待尘埃落定”。 [52]
艾奇逊的话并不明智，因为毛泽东无意效仿铁托。尽管毛泽东在发展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莫斯科的什么支持，但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愿意把斯大林看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949年6月，毛泽东宣告，新中国必须和“苏联联盟……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结盟，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我们必须一边倒”。 [53]
毛泽东决定“一边倒”的第一个原因是他的意识形态信念，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得以将他领导的革命同他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革命（即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联系在一起。斯大林的统治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先例，因为毛泽东也打算用类似的方法统治中国。毛泽东还感到美国人背叛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支持和美国人合作，但当美国人继续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时，他就确信美国人正向蒋介石“一边倒”。他不了解杜鲁门政府实际上早已认定蒋介石赢不了，只是迫于“院外援华集团”的压力，才不情愿地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毛泽东认为，杜鲁门准备派兵进攻中国大陆，要支持国民党重新掌权。杜鲁门政府并没有想要这么做，因为它关注的重点是欧洲重建，它正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薄弱而一筹莫展，这承担的义务太多了，摊子铺得太开了。但是，毛泽东害怕美国可能进攻中国大陆，他的担心，再加上他要表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要模仿斯大林的统治，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足以使毛泽东下定决心选边站队。 [54]
毛泽东的“一边倒”宣告反过来又增加了美国人的恐惧，他们感到，尽管有铁托和斯大林反目的例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是一个由莫斯科指挥的铁板一块的运动。说不定斯大林一直就将中共的胜利看作他在冷战中开辟的“第二战场”，以防他在欧洲的战略不成功。毛泽东掌权后不久，艾奇逊就说过：“这个中国政府确实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工具。” [55] 没有证据证实斯大林在亚洲有这样一个长远的大战略，但是他很快就从毛泽东的胜利中看到了机会，并设法利用这个机会。
斯大林打破常规，首先向他的中国同志道歉，承认他过去低估了他们的力量。1949年7月，他对一个来访的中共代表团说：“我们的意见并不总是正确的。”然后，他提出开辟美国人害怕的“第二战场”：
中苏两家……应该有某种分工……［在亚洲］苏联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你们多做东方……的工作。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56]
毛泽东显得很愿意合作，1949年12月，他出远门访问莫斯科，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会面，讨论共同的战略。他在苏联的访问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个条约同大约一年以前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在性质上大致一样，即两个共产党国家保证，当一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将提供援助。
就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杜鲁门决定制造氢弹的时候，两起重大的间谍案发生了，一起发生在美国，另一起发生在英国。195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前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判伪证罪，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曾为苏联工作，但他又发誓否认此事。三天以后，英国政府宣布，一个叫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的德国移民科学家已经招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为曼哈顿计划工作时，为苏联作间谍。
美国人对间谍的忧虑由来已久，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关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指责时常出现。1947年，杜鲁门出于对间谍问题的担心，开始在政府内实行“忠诚”调查。但是，在希斯被判罪和福克斯招供这两起案子几乎是同时发生之前，还没有发现一例证据确凿的间谍案。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间谍活动使苏联能够如此快地制造它自己的原子弹。 [57] 间谍是不是也帮助了毛泽东在中国获胜？对那些批评杜鲁门的美国人来说，苏联研制原子弹的成功同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都是灾难性的事件，很难想象这两个事件是孤立发生的。两个事件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是强调这两个事件有联系的最起劲的人。1950年2月，他开始质疑：为什么苏联能这么快就制造原子弹？为什么在同一时间，共产党也能够这么快地夺取中国？麦卡锡在提出这些质疑之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他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共和党妇女会上提出指控说：国际上之所以发生了那些事，“不是因为敌人派兵入侵了美国，而是因为有些人的叛国行为……这些人一直在享受地球上最富有国家给他们的最好福利：最好的住房、最好的大学教育和最好的政府工作”。 [58]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行政当局不得不应对麦卡锡的指控。由于麦卡锡拿不出有力证据来证实他的指控，所以很快人们就对其指控的可信度产生疑问。在美国人眼里，尽管国际事态发展很糟，但用政府内部有叛国通敌行为来解释国际事态的发展似乎是可笑的和不大可能的。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起对南朝鲜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