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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阿伦特的第二本由木浆含量颇高的粗糙纸张印刷的著作出版。它不同于其所有后期的著作，因为这本书没有对应的英文版本。它是一本直接面向德文读者的书。这里收集的部分文章早就曾被卡尔·雅斯贝尔斯和D.斯特恩贝格尔主编的杂志《转变》刊登：1946年，阿伦特自逃离德国之后以一篇题为“有组织的犯罪”的论文再次进入这个国家的公共视野，其中也有雅斯贝尔斯的贡献（见本书第2章第10节第5部分、第3章第2节第1部分）。接着，她还发表了“论帝国主义”和最后的“卡夫卡——新的赞誉”。这些论文的次序在该书中进行了重新编排：论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论文之后就是一篇“献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文章。在这本书的中间部分用了近40印张的篇幅对《何谓存在哲学？》的问题进行综述。该书另行收录了三篇独立的文章：《隐秘的传统》、《昨日世界中的犹太人》和《卡夫卡》。这是一种喜闻乐见的编排，标题就反映出一种样式或流派，但却不反映任何内容，也就是说对读者来讲，目录的检索意义不大。这本书只为那些愿意逐页认真阅读的读者而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悟其深意。它以一封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公开信“最尊敬的人”开篇，并且相当不同寻常地以对“你和我”以及读者的呼吁收尾。他们应该能够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中经受住考验，如果他们像卡夫卡那样是“善良意志”的代表和具有坚不可摧的内心的话。
即便出版社可以重新编排，这六篇文章合成的书也还是一种过渡：阿伦特最初写这些文章几乎都使用了德文，唯独那篇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除外。它们的英文译稿均在美国出版。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阿伦特尝试用这些著作在她的新的祖国确立自己的作者地位：那篇关于卡夫卡以及存在哲学的文章都发表在当时最重要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上；其余的文章也发表在犹太期刊如《犹太前线》、《犹太杂志》和《犹太社会研究》等上。说这本书是一种过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在这六篇论文中可以看到日后《极权主义的起源》或《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中一些章节的雏形（见本书第2章第4节）。
1945年以后，就阿伦特首次在德国公开发表著作而言，这位女作家在“献给雅斯贝尔斯”一文中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作为一名曾经被这个国家驱逐的犹太女性的特质。她只能对这样一些人演说，对他们来讲，“事实的基础”（Arendt 1948，9）变成了一个深渊。她和他们在一个虚无的空间中相遇。在这个空间，不存在国家或者民族，因而也没有“德国人”或“犹太人”，而只有单个的人，他们敢于在这种条件下相互交流。
这本书中论文的排列遵循如下先决条件：阿伦特以《论帝国主义》的反思起笔；她并没有一开始就分析在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以较为言简意赅的笔触，必须非常明晰和精准地为受多年专制统治的读者带来一股清新的海风，文章转向对19世纪《非洲争夺战》的著述（Arendt 1948，11）。这是一种20世纪中叶看起来似乎恰好没有什么危害的研讨方式。紧接着，在第二部分阿伦特提到后面还将重提的时刻：这不仅令人感到羞愧而且还有些滑稽，即为了消化希特勒，似乎需要（另）一场世界大战（同上，12页）。在这个荒诞和充满暴力的世纪历史中，也很难再找到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接下来，阿伦特总是将最不可能相关的文字和构思放在一起，以期获得迄今无法企及的、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奇特视角。她把那些只相信经济规律的“历史学者们”和马克思区分开来（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15部分）。后者在19世纪中叶曾引用歌德诗句来解释痛苦有时也需要快乐。阿伦特认为，生活在帝国时代的马克思还不知道帝国主义的全新特性：没有被她称为人类终结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并不是没有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出现；暴民因贪图利益和福祉而聚集。这是一个来自各个阶层的乌合之众构成的团体，但它却比以前所有的统治阶级危险得多。他们的信条是，只有那摧毁人的东西，是可以完全控制的（Arendt 1948，28）。
阿伦特的后一篇文章创作于深度骚乱之时。她用一个不起眼的注释记录了当时准确的写作时间：1944年11月，亦即纳粹德国灭亡的半年前。“有组织犯罪”是问题的核心：完全正常的人、普通的父亲是如何变成罪犯的（见本书第4章第34节）？只有少数人能够“幸运地”经受住这种犯罪的考验：被盖世太保追踪的犹太人。在此谈及的绝非“集体犯罪”；在战后德国，这个概念证明了所有同谋者没有责任行为的合法性。父亲只对妻子和子女负有责任；他最终像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这个貌似“普通人”的杀人魔王一样，默默地选择自杀。当阿伦特听到很多因为没有悔意的犯罪而无颜身为德国人的情况时，她指出这种不正确的“责任”观（见本书第4章第40节）。她更愿意说，他们有愧于身为人类（Arendt 1948，46）。进而她又补充说，人们应该相信那些对人的责任感到恐惧的少数人，他们或许会进行“抗争”。阿伦特以这个词结束全文。
该书中部的一篇长文《何谓生存哲学？》（Arendt 1948，48-80）没有注明具体的写作日期。不像前两篇文章那样，它从悠久的传统而不是从其断裂和碎片开始。虽未点明，但这篇文章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即暴政的哲学思想是否可以避免。这种自康德以来对欧洲哲学史的勾勒就一直被视为纯粹的政治问题；在这本书中也正好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书中所阐述的两个基本概念——自由（见本书第4章第11节）与尊严均属于政治的范畴。它们形成了一种从康德哲学转向雅斯贝尔斯哲学建构，开始有些遮遮掩掩，后来就含义明确。就算现代哲学研究始于谢林，康德也是将人类引入独立的那个人，亦即他所谓的人的尊严。阿伦特认为是他引入了“存在”这个词。在19世纪，这个概念的存在空间就像法语中公民一词一样非常有限。然而，康德在推翻古代存在概念方面只做了一半的工作。撇开人类和世界预先确定的秩序，这种新获得的自由遭遇因果关系的铁律。作为对确定的不自由的反，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哲学家发展了安乐的谈话式语境。它传播着一种现代思维世界的消沉，而非康德式的冷静。阿伦特继承了雅斯贝尔斯的学术习惯，即与其他同时代的人不同，他始终积极思考而不受限于某些固定模式。对他来讲，存在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指人之为人的存在。出发点是这些芸芸众生来自一个共同的世界。因此，他能提出一种人类尊严的新概念：每个人（的丰富）超过自身的想象。
雅斯贝尔斯的这篇文章当时没能被《转变》杂志刊登，原因是它的副主编认为这篇文章太难理解（BwJa 94）。它也确实是援引多于阅读。阿伦特在其中的一则脚注中指出，海德格尔竭力警告她和雅斯贝尔斯应该严肃对待他的政治行为方式（Arendt 1984，66）。他的做法虽然有些滑稽，但却也反映出德国大学里的政治思想之复杂状况，并最终类似一种无责任感，一种像A.缪勒（Adam Mueller）和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可能会展示的那样。阿伦特日后没有再发表这篇文章的事实本身也着实表明，她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因海德格尔1933年担任校长职务之后发生的“大翻转”而踌躇着。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关注的领域完全不同。它们共同为读者勾勒出一个“隐秘的传统”（Arendt 1948，81-111）。这些短篇文章奏响了对这一传统的四种类型的序曲：海涅（Heinrich Heine）、B.拉扎尔（Bernard Lazard）、C.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这几位体现了当时现代社团中犹太贱民的主要类型（Arendt 1948，81-111）。在那里，他们不曾拥有对犹太人来讲的真正的自由与公平。海涅的嘲讽，以及已经抑郁的饥饿时期里不可动摇的爽朗大笑都展示了一个自由的人，无论德国人还是犹太人。他因此创造了一种通俗性，因为他没有隐藏压迫，而是在其歌曲和散文中将其表现出来。拉扎尔应是唯一的一位尝试者。他从犹太民族被驱逐的生存状况出发，推演出一套政治策略：反抗。犹太人应该像其他所有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一样为自由而战，而不是沿着贱民通向暴发户之路痛苦地前行。该路径又进而证实了具有排他机制的统治秩序。不仅仅只有阿伦特被（将）卓别林划归此类人群；据悉，卓别林面对反犹主义的绝对优势，从未远离此类归属。他在20世纪挽救了海涅式的调侃、救赎，并使其进入20世纪；在由他创造的矮小的并且总是有优越感的犹太人那里还能够辨认出所有国家的这种小人物。最后，卡夫卡（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19部分）标志着同化犹太精神时代的结束。他被认为创造了一个经典的犹太人形象——K先生。这是小说《城堡》中一个不起眼的男性角色：他是一个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无所归从的、不是什么人的人。K先生的愿望就是将自己变得在人群中不具辨识度，像一项试验的严格条件一样，即一个他想融入但却绝无人性可言的社会。
接下来，关于S.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文章“犹太人在昔日的世界中”（Arendt 1948，112-127）也同样属于这一范畴。像许多其他同化了的犹太人一样，茨威格也为了偶像的“成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8年，他自然也被卷入纳粹德国并吞奥地利事件。因为突然他不再闻名，相反却变成了一个绕过半个地球躲避纳粹的犹太人。面对纳粹的跟踪与追铺，什么样的成就都帮不了他。
阿伦特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再次提到卡夫卡和《城堡》。只有那个外来人才有人权的概念（见本书第4章第22节），这是1945年之后她读这本小说时的感受。卡夫卡的本意不是对现实而是对真理的描写。因此，只有那些同样渴望追求真理的人，才会觉得那本虽被称为“小说”但又不太像小说的书具有可读性。读者也需要像卡夫卡笔下的英雄们那样拥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心。就这样，该书不落俗套地转向可能是“你”或是“我”的读者朋友们。
1946年12月17日，阿伦特写信告诉卡尔·雅斯贝尔斯，她写这些文字无不联想到他（BwJa 105）。这六篇文章是对话类与访谈性的书。雅斯贝尔斯将阿伦特的这种写作方式描述成“相互交织”，这是她移民初期练就的。这种写作方式还不能承担起书名。这两位交流者辩论过任何问题，然而就是没有谈到这本意义非凡的书的书名这个问题。
续集《隐秘的传统》则完全不同。虽然阿伦特曾有计划，但这本书直至她去世后的1976年才正式出版。也许它的题目不合时宜，前两篇文章跟传统丝毫无关，却与对传统的摧毁有关。“八篇文章”的副标题也欠妥。阿伦特逃离德国之前写的一篇关于“启蒙运动和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被补充进来；这篇文章在语言上与其移民后期创作的著作完全不同。除了从诙谐到恐怖的变化，后期文章言简意赅的特性不再。最后，该书还收录了阿伦特于1945年秋创作的“从今天的视角看犹太复国主义”一文。F.格里塞（Friedrich Griese）将它翻译成德文（见本书第4章第47节）。随着该篇第三种语言形式的出现，这本书第一版的对话特点消失殆尽。不难想象，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件构成了这六篇文章的基础，就像所有那些算作论文的文字一样。同样，这本写给某个人的书，虽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还是缺少足够的政治活力。《隐秘的传统》是一本拥有一位“著名”头衔的女作家的书。
芭芭拉·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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