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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的第二本书的创作始于魏玛共和国后期的柏林，终于1938年的巴黎。1958年，这部著作才终于在纽约李奥贝克研究所的倡议下获得出版。一年后，其德文版面市。从它迥异的副标题就不难看出，其出版历程的艰难。英文版以一位“犹太女性”及其生活为题没有问题，但从阿伦特与出版商克劳斯·派珀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了解到，“犹太女性”的字样却不允许出现在德文版书名中。后来，她与C.克里斯多佛森（Claudia Christophersen）几经探讨，双方才终于达成一致。他们决定采用“德国犹太女性”的模糊表达，再外加一个时间上的限定词，即“浪漫主义时期”，语气再次有所缓和。阿伦特曾略带嘲讽地建议说：“一颗受伤的心奏出的旋律——阿伦特变奏曲。”（Christophersen 2002，65）
关于拉埃尔·瓦恩哈根生平的书是阿伦特首先用母语创作的最后一部著作。当她获悉有机会出版英文版本之后，就立即约请C.温斯顿和R.温斯顿（Clara and Richard Winston）将这份德文手稿翻译成英语（见本书第2章：导言）。与她的其他后期著作不同的是，这本书后来就没有再被翻译成其他语种。正像她在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所言，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了。她那时想说的话，后来都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公开发表了（BwJa 237）。不像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等著作（见本书第2章第4节、第5节第5部分）那样，能够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共领域。而这本单语种的书在两个国家以两种文字出版。
1974年，经由夏洛特·贝拉特重新修订的新版本在美国出版发行。1997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第三版自出版之日起就已经过时，因莉莲娜·韦斯贝格（Liliane Weissberg）出版商仅仅以1958年版为蓝本，却完全忽视了1974年版本里的修正内容。甚至也未注意到德文编辑在第一英文版的德文注释中所做的校正。更严重的缺陷是，该主编还放弃了那时已经重新启用的对瓦恩哈根文集的参考与咨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便得知，R.L.瓦恩哈根在克拉科夫（波兰）的Jagiellonska图书馆的遗产转移和战争时期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文献中除了数以千计的信函之外，还有一部即将交付印刷的、已经完成的拉埃尔的手稿。阿伦特创作了一本纪念她的朋友的书。此外，还有许多关键性的错误未被订正。在此，仅举两例：其一，“人们对明天说：我不知道”（Arendt 1997，265），而我们这里读到的是：“人们不愿意说：我不知道，而这其实是在肯定”（Varnhagen 2011，I，159）；受伤的胸怀无法痊愈，因为它渴望新的“责任”，而原文却是“方向”（Arendt 1997，267；Varnhagen 2011，I，185）。
迄今为止，一直缺少令人信服和富于批判性的介绍拉埃尔·瓦恩哈根的出版物，无论英文还是德文；如果有，我们就会知道阿伦特具体是如何改写拉埃尔·瓦恩哈根这一纪念册的。因此，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亟待补充。
阿伦特是1929年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在其他基金会的申请尝试均无果而终之后，1930年她获得了“德国科学临时学会”的资助。1933年，在阿伦特逃离德国之前，她将此手稿的副本交给了她的两位朋友：K.菲尔斯特（Kate Fürst）和R.门德尔松（Rose Mendelssohn）。前者将手稿带到了巴勒斯坦，后者将其寄给了卡尔·雅斯贝尔斯。目前，仅后一份副本尚存（Christophersen 2002，31 ff）。1938年夏，在瓦尔特·本雅明和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敦促下，阿伦特在巴黎写作完成了该书现行版本的最后两章。这一扩充的手稿即便在战争期间也有幸保留下了两本：一本在巴黎的安娜·魏尔（Anne Weil）手中，另一本在耶路撒冷的格斯霍姆·肖勒姆处。1945年之后，阿伦特与朋友们讨论是否应该发表该书稿的问题。1947年，赫尔曼·布罗赫提出并决定出版此书（见本书第3章第2节第2部分）。5年之后，卡尔·雅斯贝尔斯同样做出上述决定（见本书第3章第2节第1部分）。从1956年开始，阿伦特便与莱奥-贝克学院（Leo-Baeck）接洽协商此书的出版事宜。1958年该书终于成功出版。在手稿交付印刷的准备过程中，1957年阿伦特找到了德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启动了一个1971年才能完成的项目：这关系到该手稿可能后来会被作为一篇她在大学取得执教资格的论文而获得认可，目的在于对她的工作实施“补救”和经济补偿。1967年3月，这份递交的申请遭到拒绝，理由是该手稿被认为是作者在逃亡时并未完成的作品；在阿伦特违宪申诉之后，申请终于获得批准（Arendt 1997，38 ff.；Christophersen 2002，11-15）。
阿伦特希望如此讲述拉埃尔·瓦恩哈根的生活，仿佛故事本身能够娓娓道来一样。这也成为本书序言中广为引用的词句（RV 10）。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应该有别于普通的传记题材类书籍，即除了主角的信息不愿意知道其他的信息。阿伦特计划通过女主人公了解一些事情，但又不仅仅只写她：阿伦特尝试将这本纪念册以时间顺序进行编辑，每一章的标题均指出一段精确的时间。这样，就将瓦恩哈根的有生之年——1771～1833年分为13章来写。只有一处例外，即“昼与夜”（RV 128-138）章节。那里是梦想的展示，它们是拉埃尔通过书信和日记记录下来的。阿伦特在该书中提到一些对拉埃尔本人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事件，但她也并没有以讲述历史事件为主线。最后一个章节与其他章节相比显得格外长：阿伦特仅用几页的篇幅就讲完了拉埃尔人生中长达13年发生的故事，而这在主人公自己的书里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该纪念册中采用的所有信件和日记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均发生在这样的时间段里。阿伦特决定这样做，即她在1820年与其书中的女主角的生命旋律告别，一定有她的道理。“无法跳出犹太圈”是一个非常简短章节的题目。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首先从“犹太女人和倒霉的人”开始的圈，所有其间的一切似乎都像间奏曲。阿伦特将这本书视为犹太人同化失败的故事（见本书第4章第4页）。她之所还能以这样传记的形式讲述故事，的确是因为此处讲述的恰恰并非单个人的命运。拉埃尔任凭其追求真理的极大勇气，还是输给了这个社会。可见，这是一个不能容忍曾经是犹太人的社会。
阿伦特的这本书为读者呈现的故事跌宕起伏。它们让人从拉埃尔的生活经历中无不想象和反思。在讲述者和沉思者之间的不断转换中为人们编织一张致密的网，以使整体不为个体、个体也不为整体而存在。第二章就从拉埃尔的“惊鸿一瞥”开始。那是1795年的冬天，她在柏林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遇见年轻的K.F.冯·芬肯施泰因伯爵（Karl Finck von Finckenstein）。在讲述这段艰难的爱的历程之前，阿伦特先向读者全面介绍了当代有关犹太解放运动的大辩论，这中间她会简单提到D.弗里德兰德（David Friedlander）、J.G.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C.W.道姆（Christian Wilhelm Dohm）和M.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等人。在该伯爵来到位于柏林猎人街的拉埃尔的Mademoiselle沙龙之前，阿伦特为其读者朗读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以及A.冯·马维茨（Alexander von der Marwitz’）的反映衰落贵族社会中的市民性反思的著作。马维茨很晚才结识拉埃尔，那是1809年春。本书以时间顺序排列的结构使各个章节中相同空间里的不同时间性成为可能。这里，阿伦特确立了一种写作方式，这是一种合乎逻辑、不容受到任何干扰的因果关系。坦率地讲，拉埃尔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尤其是阿伦特为这本纪念性的书中所引入的引语部分。她通过对拉埃尔写给不同人的信件编排设置段落，而且也并未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她创作出他人几乎无法企及的反思性史诗。拉埃尔·瓦恩哈根的内心看起来已经非常丰富，也正因此它是如此独一无二，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故事”评论版的蒙太奇。
对这本书的第一读者、阿伦特的那些朋友们来讲，阅读本身就是一项对民族同化问题的研究。1939年，瓦尔特·本雅明（见本书第3章第2节第4部分）在给格斯霍姆·肖勒姆的信中说，阿伦特逆流而上，“使得犹太学研究获得了部分认同”。当犹太朋友们纷纷认可阿伦特观点的时候，卡尔·雅斯贝尔斯却提出反对意见。他在一封阿伦特没有看到的长信中挑剔道，对拉埃尔来说，“以犹太人自居仅仅是一件服饰、一种动机”（BwJa 230）。自从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曝光后，对她的书的阅读就受到限制。她在这本书中坚持一种态度，让生平重构中的主体渐渐变成了阿伦特自己（Young-Bruehl 1982，58 ff）。在不计其数的不仅结构完全相似的出版物中，拉埃尔的生命故事也变成了作者的自画像（Benhabib 1995，90；Kristeva 2001，48）。在书中，英格博格·诺德曼却没有看到记录生平的自传体痕迹，也没有发现自传式演绎的一段“失败”的爱情故事，更多发现的是“一种叙述描述性和建设性相互交织的结构性蒙太奇”（Nordmann 1994，38）。这些均表明，阿伦特的这本书不是自传，而是一部理论上与海德格尔有关的著作：拉埃尔·瓦恩哈根一书延续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相应章节的内容”（同上，33）。最近读者圈里的H.福尔克宁（Heide Volkening）也同样这样认为，当她从《积极生活》出发阅读这本书时，首先感觉生活是可以被追述的，然后便产生一种“印象，即有人有意将故事这样安排或编撰”（Volkening 2006，211）。文章中引用的文献详见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