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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的学术著作将按照其写作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对于德文和英文文献因为翻译而产生的时间差异，我们也给予了关注。这样做，不仅使阿伦特的思想发展轨迹清晰可辨，而且还便于读者进行检索。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将她的思想以鲜活的理解方式介绍给读者，并且使其不失思想家的原创性特色。换言之，事后对阿伦特思想的系统化分类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其思想的开放性与活力，否则该手册的编辑就会陷入释意的危险。之所以没有按照作者生前和身后，以及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标准来划分和归类她的著作，是因为不想让阿伦特的思想演变过程变得模糊。例如，1950年的《政治学导论》中的部分章节是理解阿伦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问题的关键，而这却是在她去世后才出版的（《何谓政治？》，1993）。又如，《精神生活》一书的前两分册虽几近写成，但在她1975年去世之前并未出版。
与著作形成的时间顺序相比，例外的情形是思想日记和往来书信。思想日记包含了阿伦特1950～1973年期间的哲学笔记。自从完成1951年出版的关于极权统治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以来，阿伦特就开始记录她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另外，持续较长时间的往来书信也能为我们提供有关阿伦特思想的信息。上述两种文献并列可以作为我们对其著作研究的必要补充。
阿伦特著作的编年史始于1928年，终于1973年。1928年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爱的理念》。从1973年起她开始构思后期著作。我们就将阿伦特在这几十年中的不同思想历程分别收录到不同的词条内，但每个词条又不应理解为封闭的，议题上的交叉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1节《早期著作》之后，我们在第2节《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中着重探讨了对非政治同化失败的教训。
在第3节《欧洲、巴勒斯坦和美国》中，读者可以发现阿伦特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表的论文和时事评论，包括她对国家社会主义传播的总结，也包括对反犹主义、以色列建国以及冷战初期欧美关系等问题的分析。
第4节《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阐述了阿伦特力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或《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以及其他所有与这种新的统治形式相关问题的分析以及理解性的文献。
第5节《一种政治理论的思路》的内容表明，阿伦特是多么希望将其“传统裂痕”的假说作为挑战来理解，以此对政治和哲学思想的西方传统提出实质性的批评。她早在2002年压缩发表的、1953年的关于“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讲稿又回到了自己的初衷，借助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基础上的精神传统，她探索了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的根源。很快，她专注于如下讲座，即1954年关于“哲学和政治——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行动和思考问题”，旨在揭示西方政治与哲学思想的缺陷。在现代，变化广受关注，传统和权威的丧失以及自然和历史的新角色等问题也同样受到关注，如阿伦特在1957年发表的四篇题为“对当代政治思想中传统状况的质疑”的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在《人类生存条件》（英文，1958）/《积极生活》（德文，1960）中，她对人类基本活动转变的考察同样是这种思想状态的体现。计划中的对政治性重新定义的《政治学导论》并未出现，只有《何谓政治？》（1993）的片段。在《论革命》（英文，1963；德文，1965）一书中，阿伦特探讨了持久建立政治自由的问题。对于1961年出版《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政治思想中的六种练习》，阿伦特修改了1957年的四篇论文，扩充了有关教育、自由和文化概念的综合“练习册”；稍后（1968年）她又补充了“真理与政治”以及一篇关于征服太空的文章。
一方面，对艾希曼审判过程和这位陆军上尉新型犯罪形式的关注促使阿伦特重新反思极权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也为她后续著作打开了新的思路。第6节《政治与责任》在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报告与思想和道德评判密切相关的论题之间建立了联系，如她在1965年的讲座开发的“道德哲学的几个问题”（2003）/《关于邪恶》（2006）。她的思想肖像《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58/1967年完稿，1958/1975年完成德文版修订，MZ 1989）描述了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道德）挑战而思考着、行动着的人们。
第7节《共和国危机》不仅介绍了与此同名的、1972年在美国发表的论文，而且还为读者呈现了已经在1959年发表的“对小石城事件的反思”一文（见本书第2章第7节第2部分：《小石城——关于黑人问题和平等的异端意见》），其中阿伦特针对克服种族隔离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观点。
阿伦特在第8节《晚期著作》中对精神、意志和判断等精神活动进行了考察。然而，生前她却只完成了“精神”和“意志”部分。她去世后由其好友玛丽·麦卡锡将《心智人生》（英文，1978）/《精神生活》（德文，1979）整理、出版。关于阿伦特计划中的“判断”这一部分内容由罗纳德·拜纳（Ronald Beiner）根据她有关康德讲座上的内容重新构架，并以《康德的政治哲学讲座》（1982）/《判断》（1985）为题发表、出版。
目录很难穷尽所有提到的内容，也并非阿伦特所有的文章都能够如人所愿地获得关注。然而，我们会按照字母顺序将它们悉数收录在第六章第2节第1部分中，并附上具体的章节信息。
沃尔夫冈·霍尔
汉娜·阿伦特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双语著作（见生平IWV 257-341）。作为母语的德语和习得的外语——英文的独立标题均被列入参考书目中。
阿伦特的第一部著作是德语的。1933年当她被德国驱逐出境之后，阿伦特生活在法语语境中，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问世。1941年5月，她刚移居到美国时英语水平还非常有限。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小学和大学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门外语的成绩都非常优异。她非常乐于学习并能很快掌握新的语言——英语。1942年，她就发表了首批英文短文。借此英文优势，她成功地于1951年出版了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该书也成为她英文写作的奠基之作。接下来，她就以两种语言写作。在“语言问题”上“有点担心”（BwBl 316）的感觉也许就与她相伴终生。这部著作中英文占了上风，而德文标题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译者。所有英文标题均由玛丽·麦卡锡最终定夺：“阿伦特的所有书籍和论文交付印刷之前都经过她的编辑。”（LM 编辑后记II，243；比较耶罗梅·科恩的阿伦特手稿经验RJ xxxi）
阿伦特在1963年9月14日写给克劳斯·派珀（Klaus Piper）的信中对用两种语言发表著作这样解释道：“事实上，我总是让德文版本成为我英文著作的修订版，并将此修正再用于英文书的第二版。”（LoC，Box33《R.Piper & Co.》）这种模式，即英文初版—修正的德语版—修正的英文第二版，以此类推。尤其是前两个步骤适用于所有从《起源》开始包括诸多论文的所有著作，有译者参与的情况也是一样。上述模式的第三步就用到的不多，因为每一部著作都有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专著的目录等）。
论文集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这里显现出两种语言不协调的情形。像德文论文集《六篇文章》（1948）、《当代政治思想中的传统状况问题》（1957）、《从本雅明到布莱希特》（1972）以及《政治中的真理与谎言》（1972）等都没有对应的英文。最著名的两册英文论文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 2 1968）和《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68）都是在作者去世后才在德国出版发行的（每一本都增加了几篇文章）。《共和国危机》（1972）目前没有德文版本。有关单篇论文成文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内容归并在目录中的“我要理解”章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详见《何谓权威？》一文，IWV 题目编号124，127，148；ZVZ 403f）。
虽然阿伦特原则上也区分母语和外语，但是不像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那样严格地加以区分。他将陌生的英语比作“啤酒琴弓”（拨弄醉琴），将母语视为斯特拉迪瓦利的［Antonio Stadivari（1644-1737），意大利提琴制作大师］琴声（致阿伦特，26.7.1941，BwBl 118）。母语对她来说仍然是无可替代的。1953年她就曾告诉雅斯贝尔斯（19.2.1953，BwJa 243），“我是用德语思考的，我最喜欢的诗也都是德语的”。母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如海涅所说——可以“随身携带”到陌生的语言环境当中去。当然，母语也必须不断维护和更新。“我总是竭尽全力呵护那些完好无损的、有生命的不可替代的东西”，阿伦特在1967年7月6日写给德国语言与文学创作学会秘书长恩斯特·约翰的信中这样写道。信中她对自己能够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奖的科学散文奖颁奖而致谢（信件摘自杨-布吕尔，1986，535；见IWV 60f）。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所有其他的语言也都是“可以习得”的，这有阿伦特的早期思想日记中的记录为证。她庆幸语言的多元性：“重要的是，存在如此多的语言种类。它们不仅词汇不同，而且在语法和思维方式上也有诸多的不同。”（DT 42f）其他语言可以为我们开发母语不能觉察的、已知事物的“某些真实的本质”。这反过来又从某种程度上迫使我们，不仅要保持母语的“完整与鲜活”，而且还应认真地审视它（同上）。通过这些“有效的双语性”（Knott 2010，2），母语和外语均获得一种延伸和扩展，语汇变得更加丰富，各种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更加富于创新性地获得应用。
谈及阿伦特对具体语言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在一次回答记者奥尔加·阿曼女士的提问时，她曾说：“在表达哲学事实方面，使用德语比英语容易得多”；然而，“如果要政治地去思考，英语甚或法语……则更好”（在普林斯顿的采访，N.J.，29.9.1960，仅获得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录音）。
阿伦特认为，语言与思考密不可分。恩斯特·沃尔莱特（Ernst Vollrath）也认为，阿伦特用法语和英语学会了政治思维（Vollrath 1990，22）。对她来讲，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分割性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差别和悬念的出现，尤其是当她用德语思考又用英文写作的时候（或者反过来，人们写作时的所想根本无法或只能转义翻译成英文，如《人类生存条件》/《积极生活》；比较Knott 2011例，116¨C125，129 f）。在《我和我英文读者的困难》的思想日记中，阿伦特指明：她的沉思方式对盎格鲁-撒克逊读者具有挑战性：“思考问题的整个方式都与英式‘哲学’迥异。”（DT 771）因为她是在她所谓的“词汇库思维”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种“联想（性）思维”取代德国哲学思维中的“差异性思维”（DT 700）。
阿伦特属于为数不多的、从纳粹德国逃亡的、靠习得的英文定居下来的作者（Anders 1979，37）。她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应该感谢那些她在美国认识的、为她敞开心扉的朋友们。是他们让她可以走近他们的母语——英语。值得一提的首先是“英国人”罗泽·法伊特尔松（Rose Feitelson）和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其次是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y）（CM/BwM）；接下来是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MZ 335¨C340；比较Hahn 2007，22¨C24）以及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Hahn 2007，24 f）、W.H.奥登（Wystan H.Auden，MZ 324¨C334）和特奥多尔·魏斯（Theodore Weiss）（属于那些在阿伦特生命中会提到的英语圈的诗人与作家，见Hahn/Knott 2007）。绝非偶然，上述提到的两位，即奥登和贾雷尔，阿伦特在他们的讣告中写到，他们是德语语言的情人并且积极从事翻译工作。接着，阿伦特还必须提到的是玛丽·麦卡锡。她几乎不懂德语，但却能够带入更多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元素。遇到语言问题，她绝对是一位知识渊博且热情洋溢的交谈对象。
阿伦特是如何将英语学习到能够融会贯通的，从G.格雷（Glenn Gray）的信中可见一斑（1966年11月8日；传真Hahn/Knott 2007，146）。他是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翻译以及晚年的朋友。自从读过她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后，他认可了阿伦特的英文，并以非常出色来评价它。他称它们是“最高水平的英语散文”：“没有人会认为你没有经过英文诗歌的滋养。”（比较玛丽·麦卡锡对《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英文杂文的赞扬，BwM 333f）
1975年，也就是阿伦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她的双语、多语特长获得了各界最充分的认可。那年4月她获得欧洲文化贡献奖的索宁奖（演讲作为“语音字幕”记录在RJ 3-C14，德文，阿伦特2005）并应邀于5月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200年独立日庆典上致辞（《Home to Roost》，in RJ 257-275，dt.IG 354-C369）。她在哥本哈根的获奖感言是用英语完成的，但却让听众对她的双语特长印象深刻：“（我）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接受教育，这一点不用说，你们也可以听出来。”（RJ 4）
近代对阿伦特进行诠释的人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芭芭拉·哈恩。她也精通两种语言，对阿伦特做过诸多考察（Hahn 2005；2007）。哈恩致力于研究翻译过程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形成不同的文字，当作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德语或英语公共视野中时（比较Wild 2009，204）。另外，她在考察了语言的特殊性之后提出如下观点：“《积极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是1945年之后的德国不再适用的语言。在每一个体现传统断裂的句子中，德语仅作为记录和传播，只要没有构成伤害。”（Hahn 2005，107）最后，哈恩还明确指出，阿伦特在两种语言中的驾驭能力不仅得益于那些对语言有兴趣的朋友们，而且还有翻译活动以及与译者的日常交流的贡献（比较Knott 2011 《外来女孩》的含义）。在很多诸如卡夫卡（Franz Kafka）、库尔特·沃尔夫斯柯尔（Kurt Wolfskehl）、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中，她就积极或甚至全程参与过。她与海德格尔的翻译G.格雷和J.斯坦博（Joan Stambaugh）联系紧密。
翻译和正确理解是创造性的劳动。阿伦特就这样用词汇的创造丰富了英语语言。例如，在《人类生存条件》一书中，她就引入了辞典里找不到的、“人类的杰作”的概念。它受到T.冯塔纳（Theodor Fontane）一首诗的意境的启发（Hahn 2005，110f）。它源自德语中的“人手打造之物”。还有，阿伦特的艾希曼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范畴——无思想的概念，也被她赋予了新意（Ludz 2006）。
反过来，对语言敏感的阿伦特还使德国人明白，“危害人类罪”不是“反人类罪”，就好像当纳粹将数以百万计的人送进毒气室只是让“人性”丧失；那个世纪真实的轻描淡写（EJ 324；s.Kap.IV.24，V.10），而这是“对人类犯罪”。除此之外，阿伦特还通过对英文“开国元勋”翻译成德语的“建国的先父们”（取而代之的是常用的“开国元勋”），以此强调了实际的建立（国家）是一系列行动的过程。
然而，翻译是有限制的。对阿伦特来讲，离奇和重口味的德国民间故事和民歌中的诗句是不能翻译的。同样，像英文的《爱丽丝梦游仙境》（MDT［Jarrell］264）也是一样。还有些特定的诗，如奥登的一首诗开头一句：“时间会说什么，但我告诉你。”（MZ 319 und 365，Anm.3）
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爱的理念：一种哲学解读的尝试》于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约30年后，有人计划将这篇早期的文章译成英文发表。著名的雅斯贝尔斯的翻译E.B.阿什顿（E.B.Ashton）赢得了这项工作。阿伦特曾开始修改他的翻译，但没有完成。伊丽莎白·杨-布吕尔首次公开了在她的遗产中发现的相关资料（1982，490-500）。1996年，它们在没有德文原文参考的情况下成为发表英文《爱和圣奥古斯丁》的基础。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双语原则没有得到贯彻的著作。
同样，阿伦特的第二部关于瓦恩哈根的专著用德文创作，并于1938年在巴黎完成。1958年，它的英文版首次发行，阿伦特修改并配上导言和附录。C.温斯顿和R.温斯顿（Richard Winston）是它的英文翻译，英文版书名为《拉埃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1997 Liliane Weissberg）。一年后，派珀出版社的德文版面世：《拉埃尔·瓦恩哈根：生活在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德国犹太女性的故事》。英文的第二版由洛特·科勒（Lotte Köhler）审阅和校对（受阿伦特委托），1974年副标题微调后（从“犹太女性”变成“犹太的女性”）再版。上述出版的样书失传。
1949年秋，阿伦特亲自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手稿修订之后，该书于1951年2月在美国哈考特教育出版集团（Harcourt Brace）出版。随后不久，英国的瑟克·瓦伯格（Secker & Warburg）出版社又以《我们时代的负担》为名发行。阿伦特接着又亲自将此书的主要部分翻译成母语（Ludz 2003，82 f）。1955年发表的德语翻译本就是根据阿伦特的上述模板作为“第二版”来归类的。它有了一个阿伦特感觉更有针对性、更贴切的题目——《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对此，她在新的前言中有所论述（有关这部著作的其他更多细节参见Ludz 2003，第91～92页，编年史中英文和德文共10条）。关于英文和德文版之间的差异与相似性，在对阿伦特的研究中至今仍属边缘领域，也就是说，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
1958年，《人类生存条件》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由科尔哈默出版社（平装版许可证属派珀出版社）又出版了阿伦特自己翻译的《积极生活》。该德文版本并非纯粹译自英文，而是阿伦特在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粗译的基础上为德国读者创作的版本（见后《双语著作的修订》）。如极权主义一书一样，被称为《积极生活》的德文版本在阿伦特看来比英文书名《人类生存条件》更适合著作本身。
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开创了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即先出英文版本，然后德语译文作为“第二版”。这里布丽吉特·格兰索（Brigitte Granzow）则对翻译负责。除了对译文的修改，阿伦特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通过一个1964年8月撰写的丰富“前言”（EJ 49-68），这本书尚未出版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个“前言”在英文第二版的“附言”中，在形式上有很大变化（E 280-298 =Penguin-Ausgabe 1965）。与《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类似，德语和英语版本的区别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1963年由维京（Viking）出版的《论革命》是阿伦特的晚年英文专著。她自己将它翻译成了德语，1965年由德国派珀出版社出版发行。所谓两种语言版本之间的系统差异在这部著作上也有所体现（见OR/UeR，见本书第二章第5节第7部分）。
从对阿伦特作品的解读和研究方面来看，虽然不缺乏对她个别专著的研究，但系统性的赏读与品鉴显得不足。这也许与其作品的双语性特点有关（Weigl 2005，130）。除此之外，也不乏一些尝试，即将阿伦特的生平、著作和影响置于跨大西洋的视角下进行结构性地归纳与总结（比较 Wild 2006和2006年影片《思想与激情：汉娜·阿伦特》）。
仅对《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的研究充分些，曹罗伊（Roy Tsao）的研究至今尚未发表（比较Tsao 2002）。从发表的过程已经能够看出，她遵循的是阿伦特给克劳斯·派珀（Klaus Piper）报告的第一级模式（同上），即自己完成的德语翻译就是一种“修改版”。
回顾从《积极生活》到《人类生存条件》的出版历史，几乎没有出现过“两种明显不同的版本的著作”（Tsao 2002，100）。1959年，后一部著作的英文版面世。之后，更加完整的德文更新版本问世（自那时起这个版本成为加印的模板）。英文版《积极生活》自从1967年由派珀出版社首次出版后也曾重印。曹氏在其“阿伦特反对雅典”一文中探讨了有关双语性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阿伦特是如何通过特定术语的专门翻译过程引发差异性的，试比较德语的“出现”和英文的“显露”（ebd.，104 und Anm.20）。（2）因为补充性和解释性的词句而引起的差异性（举例同上，第110页）。（3）由于重新铺陈的段落而引起的差异性（同上，第119页）。由此他能够指出，阅读英文的《人类生存条件》会受到《积极生活》英文版的影响，这是英美主流阅读方式的问题。《人类生存条件》一书表现出“一种令人惋惜的茫然，一种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不现实的、不负责任的怀旧”（ebd.，98，wofür in den.Notes.als einschlaegige Autoren S.Benhabib，H.Brunkhorst，G.Kateb und H.Pitkin angeführt werden）。德国方面的相关研究，即从《人类生存条件》看对《积极生活》著作的影响还是空白；这方面第一次细致的观察参见玛丽·路易·克诺特的“翻译”章节。
阿伦特的《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这两部著作是格哈特·布劳尔（Gerhard Brauer）博士论文（2008）的研究对象。布劳尔是加拿大的德国籍英文老师，他认为英文版《人类生存条件》是一本有着“明显语言缺陷”的书。他指出，书中所包含的思想应该与“德式雅致”思维相吻合，却因阿伦特“英文表达能力的缺陷”而含义模糊（Brauer 2008，4）。布劳尔的批评首先集中在对《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书中如下三个主要概念的翻译上：“劳动”、“生产”和“行动”；他批评指出书中仅仅提到了这三个英文名词，即“labor”、“work”和“action”，但却没有足够的、阿伦特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VA 99 f.，435，Anm.3，5）。除此之外他还断言，有关阿伦特的研究应该不会受到这种语言问题的影响（Brauer 2008，72f）。顺便补充一下，由于布劳尔在语言方面的研究所引起的“不利”局面对阿伦特思想的研究和接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人研究。他的本意不在阿伦特的思想，他教书匠式的、吹毛求疵般的、整体上对阿伦特文章鲜有精彩论述。他显然另有所图。他想以这样的研究在英文语境中强调外语教学中，尤其是哲学领域存在的缺陷。此外，他还借此提倡阅读原文著作。
迄今为止，关于阿伦特双语、多语性的重要议题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德语是阿伦特的“思考的语言”（《主要和持久介质的反射》，Kohn 1999，35）？在什么程度上，英语和法语更适合政治性的思考，而德语更适合哲学思维？在这个问题上阿伦特的著作又应该归为哪一类呢？例如《论革命》一书只有通过“有效的双语性”才能存在吗（玛丽·路易·克诺特的观点）？或许这更像是法国人认可的理解，即一种由汉娜·阿伦特德语思维所确立的概念（Ferrié 2008，266）。如果阿伦特将她最重要的著作《精神生活》用英文而不是用德文来讲解和写作的话又将如何（Kristeva 2001，295）？人们又应该怎样看待阿伦特自从1963年以来的《思想日记》越来越多地用英文记录的事实呢？最后，当文字从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产生了哪些有意或无意的改变？如果人们只读阿伦特一种语言的著作，对她思想的理解就会受到某种局限或它们就不够完整吗？在英语和德语语境中对阿伦特接受程度的差异仅仅是因为个别文本语言构架上的不同所导致的吗（在上述比较《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时所断言的那样）？如果将阿伦特的著作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如西班牙语，在这种几乎只能选择英语作为来源语的情形之下，对她的著作的接受程度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要看可能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果阿伦特的著作相应地存在双语的版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变得相对简单了。
如在《我要理解》中所呈现的，阿伦特图书目录囊括了直至她去世之前约250个德文或英文的题目：书籍、论文、书评、主编和参编的书籍、参与写作的文章、为其他作者撰写的前言和后记、专题与小组讨论会的发言稿以及采访记录等。没有收录的有阿伦特1941～1945年在纽约的报纸《建设》上以德语发表的约50篇文章（较IWV 338-341）。
在阿伦特的所有著作中，其中7本英文和5本德文的专著学术地位突出。1951年出版的英文《极权主义的起源》（1955年德文版《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以近100篇以两种语言独立发表的文章为基础，其中还包括以书的形式发表的博士论文（1929）。《起源》一书之后，阿伦特发表了大约40篇出版物，直至1958年《人类生存条件》（1960年德文版以《积极生活》为名）这部她的第二部奠基之作。同年，迟到的、关于拉埃尔·瓦恩哈根的英文书问世（1959年德文《拉埃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从那时起，阿伦特便确立了自己政治评论家的地位，真正的文学媒介是她的那些学术论文（VZ 前言，18 f.；比较Söllner 2005）。1963年她再一次成绩斐然，那份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1964年德文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问世，阿伦特被前所未有地置于聚光灯下。同年发行的《论革命》一书（德文，1965）相对而言起初获得的关注较少。之后，阿伦特发表了大量长短不一的文章、出版物以及著名的论文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初版1961年，再版1968年）和《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68）。这在她有生之年也没有能够将其翻译成德文。1975年，即阿伦特的去世之年，她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是她为W.H.奥登所致的悼词。循此，阿伦特成功地向人们展示了她诗人般广博的涵养与晚年生活的激情所在。
阿伦特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写作完成和出版印刷之间没有很大的时间上的延迟（关于瓦恩哈根的书例外）。她的专著寻求出版的过程通常相当短，需时最长的是英文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但那是因为选择书名花了时间。
很多出版社都参与了阿伦特上述著作的发行与推广。在德国，派珀出版社与它的出版商克劳斯·派珀（Piper 2000，136-141；Ziegler 2004，188-202）逐步确立了成为阿伦特著作独家代理的地位。为此，他们购买过欧洲出版社（《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和哈默出版社（《积极生活》）的版权。而在美国，阿伦特的主要著作则长期被分别保存在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起源》、《瓦恩哈根》和《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人类生存条件》）和维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责任与判断》论文集（2003）开始，朔肯图书出版社就打算再版包括第一版《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在内的图书（2004，含S.鲍尔（Samantha Power）的“简介”），也准备重新出版《理解论文》（2005年，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主编耶罗梅·科恩的前言稍加润色）。
阿伦特的身后著作是两本论文集：《隐秘的传统》（1976，乌韦·约翰逊向苏尔坎普出版社推荐，又经阿伦特参与策划和授权）和《作为贱民的犹太人》（1978，主编：R.费尔德曼，后并入《犹太人日记》，见下）。它们经过微小的调整后分别被翻译成了其他语言。作为阿伦特的晚年力作，两卷册的《精神生活》（1978）出版。它们是玛丽·麦卡锡在阿伦特两套详尽讲稿（吉福德题为“思考”与“意志”的讲座）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德文1979年，H.费特尔（Hermann Vetter）翻译，《精神生活》）。这些出版物是在“关于康德政治哲学的讲座”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1982，R.拜纳主编），其中的资料便成为计划中的《精神生活》三卷册中第三册的内容。阿伦特本人为此取名为《判断》（德文版1985年，《判断》由乌尔苏拉·卢茨翻译）。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发表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往来信件（1985；英语1992），实现了一次收获颇丰的出版理念创新。循此，阿伦特在大西洋两岸公共领域中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随后，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了阿伦特与以下知名人士之间的信函：玛丽·麦卡锡（1995，英文德文）、海因里希·布吕歇尔（1996，英文2000）、马丁·海德格尔（1998，英文2004）。除此之外，至今只有德语的往来信函有：与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995）、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1996）、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2004）、格斯霍姆·肖勒姆（Gerhard Scholem，2010）和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C.Fest，Arendt/Fest 201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作者去世后的著作出版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首先，在德国由不同的出版社发表了一系列长短不一的论文集。它们经玛丽·路易·克诺特（《奥斯维辛之后》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均出版子1989年）编辑而成。派珀出版社则启动了论文集较长期的出版计划。在乌尔苏拉·卢茨（Ursula Ludz）的协助下，该社准备将阿伦特生前的所有涉猎广泛的文章分三部分出版。德文版《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89）沿用了英文版本的框架，并增添四篇她1968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德文《政治思考中的操练》与德文版《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单行本（1994）和《在当代》（2000）汇集成英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文集，即阿伦特的八篇文章，共30个议题。另外，一本关于犹太问题论文集的出版也应该在计划出版之列。1941～1945年，阿伦特为纽约的德国——犹太移民报刊《建设》撰写的论文因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政，不宜单独成篇，故另行发表在由玛丽·路易·克诺特主编的《面对反犹主义，只有在月球上才是安全的》（2000）一书中。
另外，阿伦特的身后著作还作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的遗产以德文形式出版（1993，Hg.u.卢茨）：《何谓政治？》（两本均由派珀出版社出版）和《思想日记》（2002，乌尔苏拉·卢茨和英格博格·诺德曼主编）。这两本书的编辑修订得到德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如早年《我要理解》中的文献目录。
在德国，由派珀出版社所确立的出版策略，即将阿伦特的著作按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分类出版发行的做法也因巨量文献而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而美国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和朔肯出版社的耶罗梅·科恩却另辟蹊径。前一家美国出版社于1994年（后一家2005年开始）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理解论文》。它汇集了阿伦特1930～1954年已经和尚未发表的、长短各异的论文，并且已经形成系列待续之势。此外，科恩还按照不同的议题编辑归并了阿伦特已经和尚未出版的著作，并且出版了长短篇幅不一的三本书：《责任与判断》（2003）、《政治的承诺》（2005）和《犹太文集》（2007）。
在上述论文和遗产的出版物中，存在德文与英文版本重叠、但非一一对应的现象。例如《何谓政治？》就被收录在约翰·E.沃特斯（John E.Woods）翻译的《政治的承诺》中。《建设》（此次包括那八篇克诺特没有印出来的文章）和《隐秘的传统》中的文章均在英文版的《犹太人日记》中有迹可循。另外，阿伦特的德文讲座与大学课程也由乌尔苏拉·卢茨翻译并以《关于邪恶》独立出版。它们包括1965年她所做的关于“道德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以及耶罗梅·科恩从阿伦特遗留的作品，从2001年起大部分都可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页上查询获得。这些文献的电子版均被收录在“主题档案”项下的“课程”文档部门。在此，阿伦特遗留下来的主要演讲稿和讨论课上的手稿都被录用。这些巨量资料里仅有极少部分被发表。它们被编辑到上文提到的《康德政治哲学讲座》及《道德哲学的几个问题》中。其他演讲稿存放于“演讲与手稿档案”中，其中也包括被广泛引用和讨论的、早期关于《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普林斯顿，1953）以及《哲学与政治学》（Notre Dame，1954）的演讲系列。上述两者中也只有部分获得发表的机会（见本书第2章第5节）。
阿伦特著作在美国和德国的出版情况相似，虽然它们受到这两个国家中诸多出版社不同出版实践的影响。她的主要著作生前就已发表，后来只是重印（在德国有些著作早已售罄）。顺应这种趋势，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爱的理念》就两次重印，最近的一次（2003年和2006年）面向德国市场（见卢茨，2008）。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语境中，对阿伦特生前发表著作的文字性修订都没有出现。除此之外，还有对一些前面提到的英文、德文信札的编辑：雅斯贝尔斯、麦卡锡、布吕歇尔、海德格尔。其中麦卡锡与布吕歇尔的德文信件的合集目前书店缺货。阿伦特其他遗作以及论文集的混乱出版状况着实令人担忧，不过或许这正是阿伦特研究依然能保持其特殊性的原因所在。
迄今为止，将阿伦特著作翻译成英语和德语之外的第三种语言主要参照的是英文版本，也就是说如果有英文，出版社就会以此作为模板进行翻译。这样，编辑们就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如阿伦特每每在翻译成德文的过程中所添加的母语特有的、画面感更加强烈的以及干脆用德语写成的补充内容等。今天，阿伦特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希伯来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斯洛文尼亚文和土耳其文。
乌尔苏拉·卢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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