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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14日，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她的父亲是保尔·阿伦特，母亲是玛尔塔·阿伦特。其父是工程师，来自康德故乡哥尼斯堡。她的父母均出自殷实的犹太商人家庭，并且是19世纪沙皇迫害犹太人期间从俄罗斯移民至东普鲁士家庭的后裔。阿伦特出生几年后，他们一家从汉诺威迁回哥尼斯堡。在那里，保尔·阿伦特因患梅毒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治疗。他死于1913年，临终前他的病情一再恶化，以至于不能辨识自己的亲人。同年，祖父马科斯·阿伦特去世，他在儿子生病期间承担起了阿伦特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后来当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东普鲁士之时，母亲玛尔塔·阿伦特携女儿临时逃到了比较安全的柏林。阿伦特小学阶段的生活笼罩在战争和失去亲人的悲痛氛围之中。
阿伦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就已经能够阅读了。她的母亲曾是开放、进步的女性，并且还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她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哥尼斯堡的一家女子学校就读。她始终站在女儿一边，即便在阿伦特因被指违反露易丝学校校规而必须独立继续学业的那段时间。反犹主义并没有对这个已经同化了的犹太商人家庭的生活造成过多的影响。但当阿伦特在学校遇到此类事情时，她的母亲会支持她去反抗，并给校方写抗议信。
1920年，阿伦特的母亲改嫁给马丁·贝尔瓦尔德（Martin Beerwald）。这位离异商人带着两个女儿：克拉拉（Clara）和爱娃（Eva），她们也同样青春年少。对阿伦特来讲，贝尔瓦尔德的家很快成了有志青年的中心，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她最好的、一直没有远离她的朋友安娜·门德尔松，以及年长她5岁的恩斯特·格鲁马赫（Ernst Grumach）。他们在希腊语阅读圈相识相知。1922～1924年，阿伦特为高中毕业考试做准备，这个成绩同时也决定她能否进入和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就读。她在家里与一位私人助教备考，并且作为旁听生在大学选听了一些课程。在那里她结识了神学家罗马诺·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一个正在钻研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人。阿伦特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哲学上，她痴迷于涌现出来的、以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批评性思潮。她以合格的成绩进入马尔堡这所海德格尔执教的大学，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涯。海德格尔的讨论课吸引着那些梦想成为德国哲学界精英的年轻人。然而这却是些流亡的精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是犹太人。
当1924年阿伦特来到马尔堡时，1933年爆发的政治风暴已经在发酵。对她来讲，这一年却是她个人发展的转型、定位之年。她必须在学习希腊语和师从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学习《新约》神学之间进行决断。这位18岁女孩的兴趣瞄准了海德格尔，同时海德格尔在她身上的兴趣也渐增。这种关系演变成师生恋，这段暧昧关系只有她的学友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知道，大家都小心谨慎地隐瞒着海德格尔的妻子和孩子们。这段恋情仅仅被记录在阿伦特收到的情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中，这些1925～1975年（BwH，s.Kap.II.10.4）的信函在两位当事人去世后的约25年后才公开发表。
公开发表的信件内容表明，这段浪漫史持续到阿伦特离开马尔堡的1926年。后来她在海德堡大学，最终获得了雅斯贝尔斯对其博士论文的指导。她与海德格尔之间仍有联系，直至德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33年希特勒当选总理之后，与纳粹党有公开联系的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像其他所有德国大学一样，弗莱堡大学开始驱逐它们的犹太教师。早在1932/1933年冬，海德格尔就被阿伦特质问，是否其所有反犹指控都是发自内心。直至1950年，阿伦特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海德格尔对阿伦特个人发展以及她作为思想者的启蒙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这一重要作用是其他人和事对阿伦特的影响所无法比拟的，怎么估价都不为过。他教她缜密思维，并受益终身。他一直是她的“思想楷模”，直至她发现他在浪漫的反现代主义掩饰下的纳粹本质的可笑。这归于一种他的无世界性。海德格尔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欧洲哲学视为一个整体，延续“存在的遗忘”传统。他断然拒绝这个传统，并且从“形而上学的终结”孤立地反思蜕变会是怎样发生和构成的。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早期现象学的“此在”的学说使阿伦特深受启发。这使她终将欧洲传统的终结描述成完全另外一种情景，并且开始期待新的哲学；没有什么来自“存在”，而是来自新的政治科学，一种对政治反思的方式和方法。它不应是无世界性的、孤独的、静观的，而应是对人的境况的关注。海德格尔在与阿伦特了结这段关系之后似乎并未对她在哲学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但他却告诉她，她一直是他从第一部著作以来写作的灵感之源和生命之爱。
1950年，当阿伦特决定恢复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之后，她释然了。她顺应、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她称为与她的过去和大爱相关的“延续”。此外，仍然令她颇感宽慰的是，44岁的她有能力与他非常坦诚地交谈。她异常艰辛的生活之路和全新的社会关系带给了她这种解脱。在雅斯贝尔斯身上，她既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又找到了哲学上追求的新楷模。他的个人修养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都使他有能力、有勇气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他的亲和力似康德。承蒙他的支持，阿伦特开始关注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她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奥古斯丁“爱”的理念）。她撰写了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传记，旨在探究18世纪犹太人的沙龙生活，并特别关注了在没有政治共同体的境况下对当时的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等议题。通过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阿伦特找到了一份政治学指导教师的工作。1933年她还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工作，由此招致了盖世太保的拘捕，致使她流亡至法国。幸运的是她被抓捕她的纳粹释放。此时，在结束了与年轻犹太哲学家京特·施特恩（后称京特·安德斯）对她来讲没有爱的婚姻之后，两人分手。他们1929年结婚，并曾共同生活在柏林。
到了巴黎，阿伦特继续为这家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同时她还为一个叫作青年阿利亚的、专门负责为年轻的德国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安排行程的组织工作（她本人就曾陪同过一个旅行团）。在巴黎她找到了流亡者的社团，其中不乏来自柏林的左翼政治积极分子和知识精英。他们与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法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咖啡馆相聚。那时，她与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建立了友谊。最重要的关系无疑是与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他出身于劳动阶层，也是非犹太裔的柏林人。他拥有独立的精神品格，自学成才。他曾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追随者和斯巴达克同盟的积极分子。跟他交往阿伦特起初非常谨慎，因为她深信，不会再与别人建立像10年前她与海德格尔那样的关系。然而，那些1936～1937年她和布吕歇尔之间往来的信件（BwBl 33-85；见第2章第10节第1部分）表明，他改变了她的初衷。因为他是一个如此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人：具有国际视野，富有人情味，并且善于与人建立深厚的友谊。为了她，他愿意奉献。他还迷恋她的思想。当阿伦特结束与其前夫施特恩的法律关系后，于1940年与布吕歇尔在巴黎结婚。这也使他们移民纽约成为可能，结束了拘留营里两周的磨难。此拘留营是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特为“敌国侨民”设立的。她的逃亡路线，即经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里斯本。这与瓦尔特·本雅明试图逃亡的路线相似，然而他却在西班牙边境受阻，最终选择了自杀。
后来，阿伦特成功地将母亲接到纽约，从此三个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他们设法去挣钱，学习英语，每天都在问自己，今天的新闻早报上又报道了什么令人愤怒的、从欧洲战场上传来的骇人听闻的消息。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成了工厂的工人，阿伦特的母亲负责家务。阿伦特则用日渐熟练的英文撰写书评，同时她还为一份销量不错的、名为《建设》的德文日报的政治专栏供稿（见本书第2章第3节）。像在巴黎一样，她们也找到互助友爱的流亡者社团，认识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接触到一个《党派评论》的读者群。利用这些关系阿伦特在布鲁克林学院找到了一份当讲师的兼职工作，还在犹太关系论坛为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萨洛·拜伦工作。她最终成为朔肯图书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编辑。这份工作使得她能够将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介绍给美国读者，并使之出名。阿伦特旷日持久地确立安定的新生活，得益于布吕歇尔的坚韧。1942～1943年冬，当她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时，便致力于研究在欧洲以及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如何理解它们的问题。在《建设》的政治专栏写作之余，阿伦特开始着手撰写最终被命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见德文版《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见本书第2章第4节第1部分）一书。
只要没活干，她就将自己清醒时的几乎全部精力用在了这本丰碑式的著作上。1948年，她做出了政治上的惊人之举。这段时间她不仅不为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在流亡中），而且反对这个组织以及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由此引发的危险和道德灾难是她没有预见到的：为结束犹太民族无国籍的历史，需要建立新的国家，而这需要另一个民族，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失去国家。阿伦特结交了时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的尤达·马格尼斯。他在巴勒斯坦带领一个以德国犹太人为主的小组，他们为了两个民族的共同国家而努力。马格尼斯在读了阿伦特在《建设》与诸多美国刊物如《国家》上的文章后，因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就试图让阿伦特为他工作。在纽约，她为马格尼斯小组编写立场文件，但后来退出，因为1948年双重国家设想落空，以及犹太国家的独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让大多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为无国籍难民。她很多在《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书中欧洲影响下的、民族国家的观点追溯到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后来对以色列民族主义的批评。这是一种生活在这个国家领土上的民众受到压制的政治形式，但他们却不属于那个实施统治的民族。
阿伦特通过1946～1950年编著的书籍和文章（见本书第2章第4节）分析指出，在19世纪欧洲的海外和大陆帝国主义时代，就曾出现过一系列最终在德国形成极权主义的要素（她还将这种论证延伸至苏联及其他帝国主义强权体制）（包括民族国家）。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没有非常确定的原极权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出现。她极其细致地考察了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是如何发展、阶级矛盾是怎样被激化以及最终导致国家崩溃的；如何形成这样的大众社会以及如何让摘除了根基和被剥夺了权利的“多余的人”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和牺牲品。为了阐明一种作为自然扩展或必然历史过程的极权体系，她探索了帝国主义国家所必需的官僚的本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当她1946年在《党派评论》中论及有关德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帮凶时，也算上了海德格尔。他被视为“最后的德国浪漫派”。）
1951年，这本书及其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统治中的每一部分问世后则成为相关后续研究的经典和参照点。（刚刚获得美国国籍的）阿伦特认为苏联是极权体制的言论点燃了冷战背景下激烈的争论，美国因为参议员麦卡锡和反美委员会的阴谋活动而走上危险之路。她的论证受到共产主义反对者的欢迎；那些深受麦卡锡主义煎熬的美国左翼人士还总是希望，社会主义应是克服危机的钥匙，认为这部著作对“冷战斗士”有益。她的这本以及后期的所有著作都很难用惯常的左和右的标准来衡量。她指出，这种划分超越了极权主义的时代。如果要对这种旧的划分标准念念不忘，人们就几乎不能接受下述前言中的信息：
为我们对集中营的恐惧所主导的、对极权统治本质的洞见，可能帮助去除所有过时的左派和右派的政治阴影，而且在它们之外以及在它们之上，建立起判断我们时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标准：它是否会导致极权主义统治？（摘自伊丽莎白·杨-布吕尔，2006，第39页）
如果谁继续按照旧的逻辑考虑问题，他就很难从阿伦特用“国家共同体”（comity of nations）的想法回答极权主义的论述中获取充满希望的信息，包括使“共同体”变成不可能的多个民族国家的联盟。这种联盟有别于联合国，后者强制性地以冷战的竞争形成。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是用英语写成的，后来又经过一个美国朋友罗泽·法伊特尔松（Rose Feitelson）女士“英文化”处理与润色。在阿伦特英文书稿尚未完成之时，她就开始将其翻译成德文。1949～1950年冬，她以犹太文化重建（一个管理被纳粹抢夺的犹太人的文化、艺术品的组织）负责人身份返回德国时，就带着自己的翻译项目，利用拜访诸多德国大学的机会向其推介自己的部分课件，为教授德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做积极准备。
在德国，对阿伦特思想的接受是多层面的，尤其是纳粹历史——通俗地讲——纳粹思想还没得到最后的清除。除此之外，阿伦特有要求创建“国家共同体”（1949年），包括欧洲国家联合会的想法。这是对所有没有得以改变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挑战。最初，她的思想也只受到《转变》杂志有限读者群的热捧，其中包括卡尔·雅斯贝尔斯、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维尔纳·克劳斯（Werner Kraus）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等。《转变》比德国此前任何一种出版物都走得远，它超越了所有从左到右、形形色色的传统政治学派。这本杂志不仅出版了阿伦特在起草《极权主义的起源》期间的一系列论文，而且还将其汇编成册并以“六篇论文”为题于1948年在兰伯特施耐德出版社出版。
阿伦特与《转变》杂志的合作得益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引荐。他战争期间与其犹太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在海德堡得以幸存，他后来在巴塞尔获得教授头衔。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的一次次相遇直至友谊的开始，均被详尽地记录在后来出版的1926～1969年往来书信（BwJa；s.Kap.II.10.5）中。他们最终可以坦诚地谈论海德格尔、她的理论及其对丈夫的感情。海德格尔有着分裂的人格：既肤浅虚伪又深刻真诚。雅斯贝尔斯很高兴能通过来往书信与布吕歇尔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系。他结束了与海德格尔的信件往来，因为后者拒绝反思与纳粹的联系。阿伦特可以与雅斯贝尔斯分享她对德国的印象，这被她收录在一篇题为《纳粹统治的后遗症》（ The Aftermath of Nazi Rule EIU 248¨C269）的文章里。1950年，它被发表在美国的犹太杂志《评论》上，并且作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补充。
阿伦特曾解释说，对德国人来讲，纳粹主义比暴政更糟。极权主义用极端的恶扼杀了人类政治、社会和人性生活的根基，集中营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直至1952年，阿伦特都不敢相信，德意志民族的根基未曾被扼杀而且能够得以再生。在这段时间她也认为她能够从德国选民的行为中辨识出，首先被她视为欲与纳粹历史拉开距离的矜持的开端。以阿登纳的倡议为代表的推进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似乎使德国人从其原始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并且愿意为未来欧洲的理念而付出。然而，很快阿伦特，甚至阿登纳本人也对这种投票感到失望。这种为基督教的欧洲和德国重整军备的投入被阿伦特视为再纳粹化（Arendt 1966）。当她最终为自己的德文译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找到了一家德国出版商，她的希望却落了空。因为她的著作中有关纳粹和苏联极权主义的观点可能会遭到阿登纳当局大多数人工具主义式的排斥，就像她在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者那里所经历的那样。她应该是对的。
当阿伦特为再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修订和更新时，她将其《结语》部分的思想内容调至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其中，她对《国家共同体》的理念寄予希望（Arendt 1949），它应致力于确保《拥有权利的权利》。与原版结尾不同的是，她以题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的文章收尾。在此，她非常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极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另外，她补充了一个集中陈述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后记，考察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并对出现在匈牙利等地的机构——革命委员会称赞有加。此次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修订表明，她的兴趣已经于20世纪50、60年代转移到对欧美革命传统的考察上来了。之后她没有再论述过有关可能的、《国家共同体》的问题，却依然保持着对世界主义的执着与对各种形式民族沙文主义的抗拒。
20世纪60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又再次修订。当阿伦特1961年在耶路撒冷亲眼见证了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过程之后，她对该事件的回应为她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她极具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先是发表在《纽约客》上，接着成书出版（见本书第2章第6节第1部分）。这份报告与其中有关“极端的恶”的讨论开启了《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一书的历史。那时阿伦特就明确，当她把集中营里的恶定位成“极端的恶”时，未曾考虑行动者的动机，即它们缺乏任何军事或政治动机。她描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并没有视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个体——希特勒本人也不例外——为目标专一的人或思想者。当她观察耶路撒冷审判大厅里的艾希曼时就认为，他并非某个思考着的并且有判断力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没有思想、服从“元首”意志并（不惜）背离其原有道德标准的人。这一结论与她不留情面的对纳粹操纵犹太人委员会的考量，使她的报告成为国际论争的焦点。这种讨论也通过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剧目流入德国，并引发公愤。霍赫胡特借《副手》剧目发问，为什么当教皇庇护十二世得知灭绝集中营里所发生之事的时候并没有发声。在德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成了1968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标杆性文件，这使得他们能够尝试与其纳粹父亲那一代人“划清界限”。
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得以再次兴起，不再有令她颇受煎熬的恐惧，不再是孤立的政治评判标准。《起源》因此能够以三卷册的形式再版，每一本以原著中的一个部分为主题，它们分别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她为每一本都附上了新的前言，分别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政治现实。在极权主义这本的前言中她探讨了苏联的“去极权主义”，回归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并形成与海外经济帝国主义相对的、20世纪后期大陆帝国主义的形式，这种模式被美国在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实践过。
在这十年间，即1950年阿伦特重返德国与1961年出席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之间，她不必再顾忌犹太组织或出版社的工作。布吕歇尔虽然并没有对大学有正式的联系或特别的偏爱，但他还是在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接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阿伦特以学期为单位，被不同的美国大学邀请，获得奖项（包括莱辛奖）和奖学金。对这对夫妻来讲，这为他们开启了一段静谧的、经济有保障的创作阶段。那是一段不再受到政治灾难影响的日子，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风波过后。阿伦特利用在不同大学授课的机会，使讲稿不断完善，为它们日后成文成册做着积极的准备。它们是1958年出版的《人类生存条件》，1961年出版的论文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和1963出版的《论革命》（包括一篇尚未发表的有关马克思的长文，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1部分）。
这些著作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科学性，其内容是阿伦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频繁地浮现于脑海中的。她在海德格尔的引领下用思想证明了欧洲哲学传统，乃至欧洲传统本身的终结。她的思想获得政治上新的突破，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体形式——极权主义。在文章中，她分析了柏拉图之后每一个重要政治学概念的历史，并且重新将它们概念化，她称为概念性的“除霜”。她用到了很多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词源和哲学分析的技术。除此之外，在《积极生活》一书中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一个含有六个条件的方案确定人类的生活——生命本身、与地球的联系性、（文化意义上的）居住于地球、创生性（诞生性）、必死性、多元性（与其他不同的生命共处）以及各种人类活动的归纳——劳动、生产和行动（见本书第4章第3节）。这些模式使她能在极宽极深的空间对行动的条件和回溯发生的改变进行思考，而这些行动决定着今天人类的生存。在《论革命》一书中她以美国的历史为例，考察了如何应对人类欲望的问题，旨在创新和聚集新的政治形式。阿伦特将为这个国家制定了宪法的美国革命，与在法俄发生的以及在她青年时期不成功的德国1918～1919年革命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与那些没有形成共和国的、宪法未曾有能力确保自由的革命相比。特别地，现代革命创造了不同形式的地方议事会。阿伦特认为，这些议事会都能够表现出适当的政治形式，能够为它们自身产生的言行提供空间。这些议事会是后极权世界迫切需要的、可再生的政治形式。
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引爆了一场论争，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这为她开启了一个仍旧极有工作效率但却充满矛盾的十年。一方面大量的演讲邀约使她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在公共场合她又经常处于守势。这期间，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渴望对政治事件进行反思，她再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欧美和以色列的犹太知识阶层中遭受唾弃的境遇。除了个别英文和德文的简明表态之外，原则上她也任凭朋友们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去。玛丽·麦卡锡，她这位结交十年的密友在《党派评论》上撰文为其强烈辩护，尽管很多人仍试图从这本杂志外围排挤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欧洲声援阿伦特，他在（瑞士的）巴塞尔著述有关她著作的问题以及由艾希曼的审判派生出来的法律问题，并且还接受采访。在以色列，她不但没有辩护人，而且还必须承受来自老友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的疏远。
当这场论争还在继续发酵之时，阿伦特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有关艾希曼的问题。她试图跳出“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告”的思想框架，对她提出的艾希曼的“无思无想”进行进一步的哲学探究；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在其世俗的道德哲学基础上以效忠“元首”意志取代自己的判断。她仍然能够回忆起，当她在法庭上观察艾希曼时也自问：“或许可以将这种思想归结为让人行恶或拒绝做坏事的条件？这种固有的或吸引注意力的、探究一切的习惯并不顾及结果和特殊的内容。”（LG 1，15）
这段时间，一部三卷册著作《精神生活》正在酝酿当中。它由《思考》、《意志》和《判断》构成（见本书第2章第8节）。当阿伦特论及无思想性、自我意愿在他人统治下屈服以及拒绝自主判断时，她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对艾希曼这个人物形象的记忆画面。三卷中的每一本都是一种对历史哲学的检验和重新概念化的过程。它们不仅描述了精神现象中的这三种能力，而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概括。这本书应该成为“精神的现象学”，但却没有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色彩，或许与康德式的、不信任任何一种命令或绝对性的三大“批判”契合度更高。
在阿伦特的哲学兴趣转至《精神生活》著作上来的这段时间里，她继续撰写有关欧美政治的文章。尤其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她在研究工作方面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她开始担心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健康状况，于是在离他们的纽约居所不远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她就不必像以前那样远赴芝加哥或其他大学讲学。与此同时，政治的现实也让她忧心忡忡。她认为，她曾在《论革命》一书中充满激情和赞叹地所著述的美国式共和也出现了危机，甚至开始丧失方向并且远离原有的革命传统（见本书第2章第7节）。这种失误主要体现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她就与德国移民圈、《部落》一起抵抗越战，甚至还发展了约翰逊总统的安全顾问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此外，她还支持了学生的反战游行。随后，她开始关注“误解”导致灾难性政治后果的可能性问题。同时，阿伦特着力研究了暴力的概念，并且在1969年《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题为“对暴力的反思”的长篇论文。
这本1970年以《论暴力》（德文名《权力和暴力》）为名出版的著作（见本书第2章第1节）主要指向欧美学生运动中的参与者。借此，她告诫学生们谨防任何形式的暴力从手段演变成目的的危险。阿伦特严厉批评了从索列尔（Sorel）、法农（Fanon）到萨特（Sartre）等不同哲学捍卫者有关暴力的学说，也包括那些他们力挺的思想，如毛泽东思想。首先，她从概念上严格区分了作为手段的暴力与权力的区别，并指出一般情况下人类聚集并集体行动时不存在暴力问题。她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使用暴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或拥有的权力已经丧失。由此可以证明，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越南实施轮番轰炸并让后者失去权力的时候，美国必须面对来自越南北部城市与农村民众的顽强抵抗。那里的游击战勇士无处不在。
《论暴力》是阿伦特发表的最后一部政治分析类著作。她连续数年的不安终于显现了。其一是她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非常私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因身体严重衰竭而去世，享年86岁。1969年2月26日，阿伦特收到从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 Jaspers）那里传来的噩耗：“卡尔离世。”阿伦特立即飞往巴塞尔去参加他的葬礼。在其追悼会上，她所致的“与逝者心灵相通”的悼词精彩纷呈（BwJa 720）。
雅斯贝尔斯的离世更增加了阿伦特对布吕歇尔健康状况的惊恐和不安，因为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直备受严重的循环系统疾病的折磨。所幸她仍继续着她《精神生活》一书的写作。1970年，她发表了题为“关于思想和道德关系”（VZ 128-155）的演讲，进一步评述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并发表了论证有力的关于“不顺从的平民”和“政治中的谎言”等论文。后一篇是关于美国五角大楼文件的评论，以及由“形象塑造”而引起的越来越多的对政治生活的操控。只要工作计划安排的时间允许，她尽可能保证在家中陪伴丈夫布吕歇尔的时间。他曾几度病倒，并且极易感觉困乏。1970年，因他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享受过一次静谧的夏季假期。然而，1970年10月31日，他在他们曼哈顿滨海大道的家中突发心脏病，仅数小时后死于医院。阿伦特在给朋友们的电报中简述道：海因里希周六死于心肌梗死。汉娜。
参加布吕歇尔葬礼的嘉宾有他们刚开始一起生活时的生活圈子里的朋友，有20世纪30年代通过移民圈在法国结识的朋友，有40年代在纽约的《部落》读者群以及他们在50年代结交的美国朋友，直至十分敬重他的巴德学院的学生和新朋友。他们的到来让阿伦特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得以分享“与逝者的通达”，尤其是与玛丽·麦卡锡以及她的女友洛特·科勒。后者是城市学院的德语语言文学教授。阿伦特和布吕歇尔每年夏天与她相约同去卡茨基尔山区度假。阿伦特却依然深感身心疲惫，人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布吕歇尔对她来说，在30年的婚姻生活中就意味着某种延续性。他曾是她的避难所，并且给予了她真正的家。
布吕歇尔去世那年，阿伦特64岁。虽然她仍然以非凡的精力投入工作、与朋友聚会以及去欧洲度假（布吕歇尔离世后，她不再去卡茨基尔山区而是去洛迦诺
附近的一个幽静的膳宿公寓避暑），然而她对自己的健康从来不怎么重视。对医生让她戒烟的建议，她的态度是明确的：她曾尝试戒烟，然而当不抽烟无法写作时，她便不再坚持了。当她再度回到《精神生活》一书的写作上来的时候，也曾试图少抽些烟，但也终因她非常大的工作强度而不得不放弃。那期间，她阅读的哲学文献数量超过了自从自己做哲学系学生以来所阅读过的哲学文献总数。在她收到来自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著名的吉福德讲座的演讲邀请的时候，她就为这个著作的《思想》和《意志》两部分（《判断》这部分未曾动笔）确定了应该完成的最后期限。1974年，当她在阿伯丁做第二部分演讲时，突发心肌梗死。
自从那次阿伦特的身体恢复之后，她开始变得谨慎了。她允许自己较多地休息，晚上放松地跟朋友们一起度过。他们包括老的移民朋友，还有新的美国朋友以及高年级的学生，有时她还跟他们一起去电影院或去听音乐会。她努力重拾那些在艾希曼论争中一度受损的友谊，并且约见一些她自布吕歇尔去世以来因节哀没有见过面的人。在这段比较安静的时期，她获悉自己获得了由丹麦政府颁发的欧洲文化贡献奖——索宁奖。她在哥本哈根的获奖感言中（Arendt 2005）谈到一些问题和风险，尤其是针对那些有声望和知名度的思想者。她的一席话成为对如何保持、保护“精神生活”问题的冥想。人们不应因为对政治事件的担心而有所退缩，而应该很好地去判断。
阿伦特拒绝了很多来自大学和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唯独接受了一个有关政治问题的演讲邀约。她同样以美国公共领域中有威望的人的身份，受邀在1976年波士顿音乐厅论坛纪念美国200周年庆典上致辞。她题为“恶有恶报”（Home to Roost）（IG 354-369）的演讲通过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并且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演讲时间虽然不长，但她却坚定地指出美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通过它们，她看到了美国宪法和政府共和制自从越南战争直至水门事件以来所遭受到的挑战。
1975年，阿伦特在她瑞士的膳宿公寓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夏末。为《精神生活》最后一部分《判断》的写作她阅读了康德的著作，还拜访了一些朋友，总之她尝试着放松自己。她在曾作为卡尔·雅斯贝尔斯文学遗产管理员浏览过所有相关文件的马尔巴赫度过了一个月紧张的资料查阅期。她还并不轻松地拜访了海德格尔，看到生着病和几乎已经耳聋了的他。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那个秋天，她身体状况欠佳，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因经济不景气而处处危机四伏的纽约。1975年11月底她曾一度晕倒在自家门前。几天后，也就是1975年12月4日，在她与邀请来的朋友共进晚餐时，又一次心肌梗死发作，这一次是致命的。
像在布吕歇尔的葬礼上一样，阿伦特在河滨教堂的葬礼也有他们共同生活的不同阶段所结交的朋友，当然也包括很多仅仅通过她的著作和政治评论知道她的人们。这只是她去世后出名现象的开始，在她葬礼之后的每一年都变得不同寻常：阿伦特的读者和仰慕者聚集在一起，祭奠她的人生，以及她不仅对欧洲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所作出的贡献。2006年，即在她100周年诞辰之际，在纽约、巴黎、柏林、罗马、贝尔格莱德、北京和加拉加斯举办了一系列会议、讲座与研讨会。随后，大量关于她著作的书籍出版发行，意在解释、评论和批评她的思想。聪明的编年史学者视她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这不仅仅因为她对政治行动或政治事件有直接的影响，还因为她对20世纪的政治既深刻又全面的理解：在最糟的极权统治下，人们也应该像人类自发的“新来者”在最佳境况下一样，为了和平行动而聚集。
伊丽莎白·杨-布吕尔
由Susanne Post从英语翻译成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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