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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本《阿伦特手册》的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阿伦特著作的相关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在其涉猎广泛的领域中找到准确的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阅读阿伦特的原著，因为它们可以不断激发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同时，读者也不必担心该手册可能会因其自身的系统性影响对阿伦特著作原本开放、文思横溢的对话式思维与著述方式等的理解。该手册所收录的论文足以体现各类阿伦特研究者的丰富视角及其广泛的代表性。
坦率地讲，该手册的研究尚未达到哲学家们长期以来所确立的研究水平。但它不仅是对当代阿伦特研究的系统盘点，同时还汇集了诸多作者在各自所涉猎领域中的大量探索性论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伦特的一系列著作在其去世后首次被从英文翻译成德语，如《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89），或以阿伦特遗稿的形式发表，如《何谓政治？》（1993）、《政治的承诺》（2005）、《思想日记》（2002）和《论邪恶》（2005），或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1994）、《在当代》（ In der Gegengwart ，2000）和《犹太文集》（2007）等。此外，阿伦特还有数量可观的遗作有待继续被研究和发表。
为了能够清晰呈现阿伦特思想的发展脉络，该手册的编排和标题主要以经她本人授权的出版物为参照。本书希望避免因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辑可能会引起的尴尬，如作者早期著作和后期的重要论文之间的不一致。该手册没有收录阿伦特那些尚未发表和必须经过重新编排和审评的文章、手稿和讲义；同样，一些未经发表的书信等也没有在考虑之列。阿伦特逃离德国，流亡法国和美国，以及后来在美国开启新生活的经历都使她不仅需要在另一种语境中求生存，而且还必须直面迥异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传统。这些都成为她著作中理性批判的组成部分（见本书第1章）。这种“跨大西洋的经历”（Schulz 2006）反映在她的著作上就是一种双语性特点。这远远超出简单的字面转译，达到的是一种游离于德语和英语传统与思维之间的思考和写作境界（见本书第2章导言）。因此，该手册中阿伦特著作的标题都是英、德双语的。尤其是对阿伦特的《人类生存条件》、《积极生活》和《论革命》（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5、7部分）
等双语著作的显著差异本手册将会进行详尽阐述。
阿伦特与众多不同历史时期作者的争论均收录在“总体境况”一章（见本书第3章）。作为本雅明意义上的“深海采珠人”，阿伦特并未从字面上接受，而是以对话和解读的方式取用他们有用的思想（MZ 229，见本书第3章第2节第4部分；Hahn 2005）。本书的这一章还述及她与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J.康拉德（Joseph Conrad）、M.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W.H.奥登（Wystan H.Auden）等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们——有些人后来成为阿伦特的朋友——都曾经在阿伦特的生活和著作中占据特殊地位。他们的作用无法单独罗列，只能尽可能地在著作的铺陈中穿插与融入（见本书第2章第4节、第6节第3部分）。对阿伦特的著作而言，诗体与叙事性的重要性在其关于里尔克（Rilke）、卡夫卡（Kafka）和布莱希特（Brecht）的文字中，以及与布洛赫（Broch）和约翰逊（Johnson）的往来书信中均有迹可循（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18部分、第1节第19部分及第2节第5部分）。其诗体效果详见“话语解读和评价”一章（见本书第5章第3节）。
为了表达经验、思维和判断，阿伦特的思想离不开“继承下来的词语”（IWV 98）、语言和概念。正所谓“文字是思想的媒介”（LG I，18）。另外，她还毫不吝啬地质疑、解构并（IWV 98）重新定义它们，以竭力探索自由判断与行动的可能性。因此，本书第4章介绍了她本人讨论过的、最重要的概念和构思。
阿伦特著作非常鲜明的特点是，它们虽然至今并未形成所谓的学术派别，但是她思想中的众多方面至今仍影响着学术界。例如，她有关“拥有权利的权利”的著名论断就在人们讨论人权问题时屡被引用。在本书第5章（“话语解读和评价”）中就对这些讨论中最重要的议题分别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阿伦特1975年去世。在此之前，她就认可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著作中对她已发表著作中观点的诠释（Canovan 1974），并且与“朋友们”一道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关于她著作的学术会议（Hill 1979）。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杨-布吕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前者的传记中（1986；见本书第1章）揭示了其发表著作中如下迥异议题背后内在的关联性，如犹太女性拉埃尔·瓦恩哈根的生活、极权统治的要素与起源、现代劳动社会、现代革命的基础以及独立判断的前提等。在德国，这位不属于任何哲学学派和政治阵营的女思想家的著作较晚才为人所知。在欧洲分裂的意识形态时代结束之时，人们对阿伦特的兴趣才开始增加，对其遗作的出版也随之增多（接受的历史篇，比较Heuer 2005）。
最近几年，人们对阿伦特问题的研究转向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如阿伦特思想中诗体的方法论及其意义（Hahn/Knott 2007；Heuer/von der Lühe 2007；Knott 2011；Spiegel 2011）、阿伦特与德国作家的关系（Wild 2009）、阿伦特著作中判断的系统地位（Meints 2011）、政治组织与机构的重要性（Foerster 2009）、权利的角色（Geulen u.a.2008；Volk 2010；Rosenmüller 2011）以及20世纪思想史的分类（Heinrich-Boell-Stiftung 2007）等问题。
这种研究状况显然是不充分的。比方说，就缺少对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胡塞尔（Husserl）、舍勒（Scheller）、普勒斯纳（Plessner）、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等人的学术地位的进一步研究（Krueger 2007年的第一次考虑）；也未曾涉及阿伦特现象学，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哲学常识与伦理观念的可能影响，例如哲学家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s）；还缺乏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阿伦特在霍布斯（Hobbes）和斯宾诺莎（Spinoza）问题上研究的广泛影响、阿伦特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拒绝以及她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研究。
缺乏的还有对阿伦特思想方法的研究。芭芭拉·哈恩（Barbara Hahn）和英格博格·诺德曼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阐明了阿伦特开放的思想和碎片、解构性研究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启迪（Hahn 2005；Nordmann 2007a，2007b）。这关涉一种思想，其极端性可能使传统哲学和政治理论冒风险，这一点学术界和公共社会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阿伦特对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判断的价值、关键场合通过透着智慧的谚语等所表达的诗意的画面（“所有的担心都是可以承受的，只要人们将它放在一个故事中或故事就是关于它的”，MZ 124），以及她的政治理论视角的无拘束性都会使这种极端性不易显现出来。因此，对此的相应批评并不缺乏（Benhabib 1998；Elon 2006；Jahanbegloo 1992；Laqueur 2001；Pitkin 1998）。
人们有必要考察阿伦特独特思维的表达方式，并且关注开放的思维与行动和判断的多元性，后者是在对古典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传统状况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这种被阿伦特称为“无凭借地思考”的开放思维源于经验。像所有思想一样，它是一种批评，并且总是“反对什么”。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权力之于暴力，行动之于劳动和生产，思维之于判断），并且放弃了“最后的原则”（IWV 88）。阿伦特总是一再追溯到经验，如当她在极权主义中谈及人类的“基本经验”或者像布莱希特、本雅明或丁尼生（Dinesen）那样论及人类的经验世界。真理是起点，而非思维的结果（DT 489）；真正的理解总是与过程的、日常的理解有关（VZ 113）；那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是理智，而是想象力（DT 570）。所有上述这些观点都使行动领域变得清晰，阿伦特在海德格尔、康德和一种对多元的真实性之间，负责任地扮演行动和判断着的人的角色。
阿伦特认为，行动和判断的多元性是世界团结的保证，并且让新时代的主观主义（自我中心，Subjektivismus）与主体间性对抗。以此为出发点，她定义了诸如自由、权威和权力以及思维、判断和意志等以及它们分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阿伦特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在变，在《人类生存条件》或《积极生活》中行动是她的主要研究对象，后来在《精神生活》中她又考察了思维与判断，这是一种从行动者到旁观者的转变。
在阿伦特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及“解构”（LG1，207ff）过程中，她最终将海德格尔式的、对经典的重读和本雅明的片段式的新观察相结合。从本雅明那里，她联想到的“并非是好的旧物，而是不好的新物”（MZ 236），她还践行了卡夫卡的“保存与解构意愿的两面性”（MZ 232）。
此外，针对阿伦特的方法也许有必要补充一些关键词，如对下列想象画面的使用：“沙漠”、“绿洲”和隐喻或一种行文方式，它被雅斯贝尔斯称为通过读者继续书写的方式（BwJa 310 f.；Hahn 2005，50）。可以说，该手册中所阐述的著作思路以及概念和构思的编排并不存在线性的逻辑顺序，而总是会考虑到观点的交叉和著作与概念的相互作用。
迄今为止阿伦特的著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缩写索引。这也难怪，因为没有阿伦特著作完全版，也就没有统一的索引方式。本书中我们选择了如今可以获得的最好的版本。最常被引用的著作缩写索引集中在该手册的第六章第2节第2部分。编辑情况介绍详见乌尔苏拉·卢茨（Ursula Ludz，2005）的概要（见本书第4章第2节第1部分）。
最后，我们不仅要感谢芭芭拉·哈恩、玛丽·路易·克诺特（Marie Luise Knott）、乌尔苏拉·卢茨、英格博格·诺德曼（Ingeborg Nordmann）、托马斯·维尔德（Thomas Wild）以及T.比尔迈尔（Thilo Billmeier）等为我们提供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还要感谢麦兹勒出版社（J.B.Metzler）的U.黑希特费舍尔（Ute Hechtfische）和F.雷麦卡（Franziska Remeika），是他们给予我们及拖延时间的作者以耐心的指导与咨询。我们想特别感谢因健康原因最终不得不退出的贝恩德·海特尔，他对该手册的形成和构建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沃尔夫冈·霍尔
斯特凡妮·罗森穆勒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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