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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条件》一书于1958年在美国出版。1960年，由阿伦特负责修改并进行补充的德文版本《积极生活》面世。很快该书就在学术界及公共领域中引发广泛关注，并被视为阿伦特的“主要哲学著作”（哈贝马斯，1981，第223页），以及其政治理论重要概念的基础。她在书中划分了劳动、生产和行动的概念，解释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不同，并且界定了公共与私人领域，提出了在共同行动中产生的交流权力和与公共政治自由的模型。
最初对《积极生活》一书的反馈集中体现在其有关现代批评、反现代以及怀旧情怀等方面的文字。在书中，阿伦特将希腊城邦提升为基本的政治实践经验和能够衡量现代政治的价值尺度。书中所揭示出的大众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隐退、技术统治和官僚统治的结构性问题似乎将《积极生活》变成一本政治在现代世界中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落的叙事书。这是在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阶段中对阿伦特思想的“标准解读”（Benhabib 2006，11）。当今这种解读有所改变，它更多地强调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交织着的、矛盾的现代与现代批判历程。恰逢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和极权时代末期的东欧剧变，重新发现阿伦特理论尤其是她关于自由理论和政治开端启新理论的价值一定不是偶然的。初期和后期的读者关注点不同，简单地说，就两点：首先，《积极生活》特别受其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与她的其他著作相关，尤其是她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剖析。其次，这就引发了人们把视角转移到这本书的实际内容和方法论上。这部“主要哲学著作”是一方基石，展现了阿伦特总体上碎片化、不系统并时刻自我否定、切入政治的思想。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文字的（学术）地位：即便《积极生活》今天不再作为独立的主要著作来看，我们依然可以断言，它作为著作和发展历程的关键，仍然处在阿伦特著作的中心位置。这本书顺应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与《论革命》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并列。阿伦特尚未完成的晚期作品《精神生活》可看作对《积极生活》进行补充的姐妹篇，也就是《积极生活》的“第二卷”（IWV 79）。无论是从整个文字形成的视角，还是从它自出版以来的鲜活历史来看，都印证了它的中心地位。
《积极生活》一书在哲学层面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应该要做什么？”（VA 12）阿伦特以人类行动的现象学予以回应，对下述概念进行了“最基本的划分”（VA 12），即劳动、生产和行动。该书就以此为三个主要的章节，其中每一章都探讨了一个基本概念。这使《积极生活》一书初看起来就像对某个问题的系统分析。但是其复杂的形成过程又显示出该书最初并非仅仅在对人类活动领域进行现象学的分析，而是与《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一书相关的、阿伦特漫长思考过程的结晶。该书的出发点是为极权主义理论分析不足“偿债”。这一点从她1952年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一份研究申请报告中可以看出来：“《起源》最缺乏的是未能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历史和概念层面上进行挖掘，这是一个错误。”（Young-Bruehl 1991，348）阿伦特在1952～1956年完成的与《积极生活》有关的科研项目中就已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要素”为题，试图弥合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亦即极权主义一书的论证缺陷。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分析入手，对1870～1917年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苏联向斯大林主义过渡的一系列研究，阿伦特希望揭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极权要素是如何全面实现的，无产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如何借助秘密警察和红军在世界范围内促使一种意识形态变为现实的原因”（Young-Bruehl 1991，385f）。
在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最终导致阿伦特不得不研究极权统治，为的是开创一套思想史中的概念分析方法。对阿伦特来说，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罪行是西方政治学和哲学传统的一次绝对的断裂。虽然国家社会主义有其来历，但它却是史无前例和无以类比的历史事件，这被阿伦特确定为极权统治的关键特征。尽管这涉及一系列方法论上的问题，但极权主义一书仍然尽可能保持其非常具体的史学研究特色（见本书第2章第4节）。这一西方哲学史上意识形态领域断裂的观点，却被斯大林主义证明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诉诸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仍与古老的、令人尊敬的西方传统思想文化有关，尽管斯大林采用的是扭曲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阿伦特真的想坚持这个观点，即这两种极权主义形式具有可比性。这样，她就必须为下面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会被极权主义滥用？”（Young-Bruehl 1991，386f）也就是说，如果是的话，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元素中发现使传统断裂的极权主义思想。阿伦特猜测，这种恶自相矛盾地存在于马克思接受和改造了的西方思想传统的基本概念中。因此，她批评说，马克思在其人类劳动力的评述过程中，首先，混淆了劳动和生产的传统区别；其次，他从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中承袭了行动与生产分类的混乱（VA，76f）。《积极生活》的原始动机来源于对政治哲学基本概念的批判及其问题的扩展，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尝试界定这些概念新的内涵。然而，这种全新的提问方式要求从完全不同的历史视角看待《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这种向《积极生活》中的概念-现象学方法的过渡被视为“方法论的转折”（Brunkhorst 1999，109），也可以作为通往对政治哲学西方传统进行批判和成就政治学新理论的道路。
随着《积极生活》一书的出版，阿伦特的研究不再明确表现为与原始研究项目那么密切的关系。她不再直接追问极权主义的来源，而是更加宽泛地探寻在现代大众社会崛起的同时政治却衰落的原因。对阿伦特来讲，世界的异化和由此产生的被抛弃感和隔绝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但这不是人类自身的异化，正如她在批评马克思时所强调的那样（VA 249）。与现代管理思想中的目标理性相对，阿伦特强调的是政治的开放和一个有行动划分的共同世界的重要性。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相互联系，同时又可以各自张扬个性。
在此勾勒的这些撰写有关马克思思想书籍时的思想活动并不仅仅是《积极生活》一书的源泉，而是几乎所有阿伦特在此期间发表的文章与书籍的思想源泉。在一份提交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阿伦特提及，在这个项目之后已有四个独立的篇章截稿，均在完全不同的出版物中发表，而关于马克思内容的书却从未发表。这份历史学研究就成为《论革命》一书的一部分。关于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批评、历史理论方面的论文收录在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对“意识形态与恐怖”的思考成为第二版《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的补充章节，而对马克思的分析最终纳入《积极生活》。在1953年，阿伦特就以《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斯的研讨会上介绍了她的一些基本思考（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1部分）。1956年，她在芝加哥沃尔格林大学的讲座上首次使用了《积极生活》这个标题；那时，她也第一次对劳动、生产和行动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人类生存条件》从英文译成德文是阿伦特本人在其好友C.贝拉特初译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她的很多著作都具有依据英文文本翻译成母语文字的特点。阿伦特的这项将书稿转换成自己母语的翻译工作唤醒了她非常具体的历史生活经历（比较Hahn，12f）。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鉴于已经发生的事，重新用自己母语写作真的实在不是诱惑。尽管这是从流放中回到家园的唯一道路，而回家，是人们永远不能放弃的梦想。”（Arendt 1948，5f）阿伦特在《人类生存条件》德文版本中有许多明显的修订，以至于人们会真的认为它们是两部相互独立的著作。正是在那些英文不够清楚和需要解释的地方，她加倍地在德文版中予以解释和补充（Tsao 2002，100）。这在第一章的开篇就能够明确地感受得到：德文版（VA，14）中，阿伦特在有关生产（HC，7）这一概念的简短导言部分的篇幅就增加了一倍多，分析思路展开得也更加周详。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两种版本的区别，人们还会发现，她的翻译，尤其在阐释和论证过程中不乏附加的、源自德语文献与诗歌的索引。在英文版本中就多处出现文学上的暗喻、索引与注释等。阿伦特曾如此引述莎士比亚关于体力劳动体验的描写：“获得生活之所需的‘辛劳与麻烦’。”（HC，120）在翻译这一简短注释的时候，有关对劳动及其痛苦和地狱般咒语（该引语引自《麦克白》短剧第四幕第一场三个女巫的唱词）的描述便引出一大段新的文字。阿伦特在此借R.莱纳和M.里克尔之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在人们以损害着其作为人类的存在为代价为活着而付出劳动的艰辛与身体组织上‘绝望的疼痛’之间只存在强度的分别。因为其‘地狱性’（劳作地狱或疼痛地狱）本质就在于此，那些与人作为世界之物有关的东西，是‘不在这里的’，即‘一种地狱之火’（里克尔）。”（VA，106）对《麦克白》的德文注释虽然还存在（“Mühe und Arbeit”（“辛苦与劳动”）；VA 108），但已完全分辨不出这是出自莎士比亚的原文。然而，阿伦特的翻译手法绝对不应该理解为仅仅是为了迎合德语读者的口味，而是——她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将其丰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语言功底以及有关传统的知识（包括传统断裂）倾注于她的著作当中。除了逻辑推理过程之外，她还能旁征博引相关的知识和经验（Wild 2006，90f）。
以《积极生活》一书中多处嵌入的索引文献为例，人们就不难看出，这种“组装”的方式也同样体现在阿伦特探讨哲学传统的文章中。英格博格·诺德曼在此提到文字中“多重性”的问题。它指的是把词面下不同层面的含义组合作为构词原则。阿伦特想到在思考活动中有时明确提及但经常是自觉不自觉地参考了其他哲学家的观点。那些“进入她思维活动的哲学家们”（Nordmann 2007，200）主要是：荷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胡塞尔和本雅明等。在许多情况下，阿伦特并不系统地阐述所涉及作者的地位，而是有意营造一种虚拟的对话氛围，让思想不受分门别类的影响。在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一文中，阿伦特恰好描述了这种方法：“该思想受到今天的滋养，加工整合过去的‘思想碎片’，就好像珍珠潜水员一样，深潜海底……折断、摘下稀有宝藏、珍珠和珊瑚，然后带上海面，使其获得营救。”（MZ 236；见本书第3章第2节第4部分）
阿伦特在《积极生活》一书中的著述方式，除了本雅明的“采珠潜水”方法，还受到许多原始哲学的启发，装入价值判断追溯到古代城邦的清晰的政治经验。人们经常会提到，《积极生活》中历史衰落的动机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很接近（Villa 199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的这种哲学传统中的解构思想是从海德格尔那里习得的。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条件是，哲学思想自古以来总是远离考察对象的原始经验，也因此是僵化的。解构的任务是，消除这种僵化；概念最初赖以形成的经验的源头应该在解构的思想活动中被重新激发、激活。这个过程发生在两个层面上，一来发现原始的经验，二来重构被封存的历史。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阿伦特都在柏拉图哲学里看到一种重要的缺陷，即让西方思想盲目偏离基本哲学问题（Bluhm 2003，72）。
然而在回答是什么问题被掩盖了的时候，阿伦特却有着与海德格尔截然不同的答案。她不过问存在，而向政治发问：什么是原始的政治经验？如何遗忘政治？怎样的发展导致政治概念的盲目滥用？阿伦特在《积极生活》中回答海德格尔式问题时所讲的故事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政治性的源头在希腊城邦，这已经从这个词本身就可以看出。这种厄运就是对苏格拉底死刑的宣判和柏拉图对此的反应，它意味着对原始经验的抛弃和对政治的遗忘。从那时起，哲学就试图强占政治，并厄运当头。它的终点，现代社会通过官僚的管理取代了政治，行为取代了行动，从而使得政治的本意不再是自由，而是一种明哲保身。公共领域消失，为社会创造空间。在此，只存在一种行事方式，那就是劳动。现代的丑闻是将劳动从私人领域中的暗处解放出来，以及在公共领域内家庭逻辑的拓展。随着这种社会的形成，“不仅私人与公共活动的古老界限变得模糊，而且这些概念的本意、意涵也变得无法辨识。无论它们是两个领域中的哪一种，亦即作为私人的个体或国民整体的生活”（VA 38）。这种以劳动为重心的社会深受顺应时势主义的影响，这会引起非常糟糕的转变。不仅因为劳动社会强迫人们外出做工（比较VA，12），而且因为人们因此忘却了政治行动能为生活带来意义的事实。《积极生活》一书中这些昏暗的、对现代悲观的观点常常受到批评，例如H.布鲁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就在《单眼诊断现代性》（Brunkhorst 1994，111）中指出阿伦特的思想具有一种精英和特殊利益阶层的倾向。有许多人解读上述观点时还强调，阿伦特不仅适应了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写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Villa 1996；zur Kritik an Villa vgl.Benhabib 2006，viii-xiv）。阿伦特通过海德格尔思想进行的政治转变所获得的空间不可能更大。随着海德格尔的隐退，这里产生了一种承载当代社会希望的理论，从当代政治经验出发，寻找行动的可能性，探寻自由，在公共领域寻找空间。
萨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强调指出，在《积极生活》中出现的两种动机或层面，即原始哲学催生的衰落史和碎片式的“采珠潜水”之间相互渗透。因此，她称阿伦特是“现代的忧郁型思想家”（Benhabib 2006；原英文题目为“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其实“充满矛盾的”一词可能更贴切些）。写入历史的是那些断裂、位移和拒绝的瞬间，它们使得对失去意义的阶层用现实的眼光进行批评成为可能。在《积极生活》一书中，可以看到一个纯粹的政治衰落史的另一个相反论据。阿伦特从根本上质疑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假设，并强调寓于行动之中的自由的可能性。历史哲学和因果推理摧毁了历史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系人类行动所为：“当我们只从一种角度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个共同的世界就会消失；它只有在不同愿景的多样性中存在。”（VA 57）如果从这个角度阅读《积极生活》一书，对三种基本行动的分析不仅是海德格尔式的本源哲学，而且可以理解为在现代世界中本雅明式的（例：在革命的历史中）、有意和具有营救特点的批评的出发点，以应对现代现实对政治行为空间的无意识、“无人统治”的威胁（VA 45），以及自由的丧失和自由的忘却。
阿伦特将行动方式分为劳动、生产和行动，这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拓扑分析方法。该三分法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与制作分类法的复兴与扩展。她以古老的在家庭与政治、私人与公共领域、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概念界定为出发点。她断言，这些古老领域的区分在现代已经消失。现代社会正是以政治和经济领域被混为一谈为特点的。她从对宗族的考察中获得批判标准，在那里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已经丧失。在这样的社会中，挂帅的不是政治，也不是自由，而是家族与强制性的逻辑性和必然性：“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家庭的集合。它是以经济方式构建的巨型、超大家庭，其政治的组织形式形成民族或国家。”（VA 32）
在此氛围中，三类行动都有各自的归属：劳动，决定着“与自然的新陈代谢”（马克思）。对阿伦特来说，它完全属于私人领域范畴。动物试验制作的产品为食物，以满足直接的能量消耗和维持生命所需；它们不懈地参与到自身的生产与消费循环中（比较VA，90）。行动则与劳动完全不同，即便它们的过程有相同的特点。这是唯一的一种活动方式，它直接进入公共领域，并且一定是要有他人在场。它“无须任何中介……直接发生在人与人中间”（VA，14）。行动只有在多元性和有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能发生，而劳动和生产也可以是某个人在孤岛上就能够完成的。行动具有人际、即人与人之间的特性，它与交谈和交际能力密切相关。虽然并非所有的行动都必须有述说过程，但所有的行动都提供素材和动机，倾听别人的述说，并公开行动者的个性特点：“言说与行动都能展现人类个体的唯一性。人们主动通过言说与行动使自己不同于他人，而不仅限于保持与他人不同的状态。”（VZ，165）在《积极生活》的现象学分析中，生产最终被定义在劳动和行动之间。它的产品与共同世界相关。其生产需要“工匠的人”，而无须他人在场。阿伦特理解的生产就是所有这些活动，它们是对某一对象的物质化过程。从此以后，它们似乎就变成世间独立与客观的东西（比较VA，127f）。从这些生产出来的世界之物上，人类知道了耐用性与客观性。因为它们与自然生命过程的持续演变相反。这种生产以其明晰的和可预知的结构为特征。它有明确的开始与结尾，以及确切的目的，即生产出的物件。
在阿伦特的批判性诊断中，实践活动的混淆与转换时有发生。这个过程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进步和家庭逻辑扩展而发展。那些已经在柏拉图那里就出现的、在行动和制作之间的概念混淆，致使现代在行动、公共性和政治领域方面的观念贬值。政治被看成生产的过程。这对应于一种功能主义的政治概念，即并不看重政治行动的过程特点和自由，而是瞄准目的。
正是因为生产向行动概念成功的现代转型，阿伦特开始探讨“行动的复杂性”（VA，185）。行动对政治氛围的构建不可或缺，这正是问题与风险所在。由于这种双重特性，令人质疑的对政治的回避和对自由的拒绝对阿伦特来讲反而显得不那么令人震惊（比较VA 228f）。因此《积极生活》一书也不仅仅被视为对行动的赞美（比较Canovan 1992，133）。
在新一轮的对阿伦特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她建立在强调创生性和开端启新能力上对行动的理解经常被解读为一种濒死表现的行动（比较 Honig 1993，76-125；Villa 1999，107-127）。这种“后现代”政治概念的核心是差异、冲突和传统秩序的政治化，这读起来接近尼采的观点。相反，在哈贝马斯开启的另一种解读中区分了表达性行动模式和交流、参与性行动模式。他认为，如果从阿伦特著作整体着眼（D’Entreves 1993，64-100；Benhabib 2006，viii ff），交流性行动模式更为重要。但阿伦特是否毫无限制地分享希腊好战的行动出路，至少是存在疑问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阿伦特就能够毫无立场地认可交际与参与的行动模型。
行动具有潜在的不可预测性和无节制性。它总是处在变化中，并且伴随一些无法或非常难以看透和驾驭后果的过程（比较VA 182）。这种“一致行动”（Edmund Burke，比较EU 726）总是给世界带来新人，超越界限，并且以其自发性威胁着固定秩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样，世界就不会因不间断的革命行动而被摧毁。为了不让世界被蕴含于行动内部的革命性推向不确定性的海洋，阿伦特就需要设定外部和内部的边界。仅靠这些诸如法律、机构和界限的外部边界并不能提供真正可靠的保护，以避免行动的不可预知性。这些行动总是倾向于打破已有壁垒，总是以新的事件的形式出现，突破已有的法律和机构性的安排。无论谁，只要采取行动，就必须承担责任。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是因为行动与言说不可撤回。但是，承担责任这个问题也会因为下述原因变得困难，即“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完全看清自己行动的后果”（VA 184），只缘其身在某种极其复杂的行动情势中。这又不能通过因果关系来加以确定并且也仅仅表现出有限数量的可能影响，因而它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对阿伦特来说，应对这种行动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可靠性的唯一可行方法就在于通过行动内部的限制来弥补外部的不足：宽恕与承诺的付诸实施。宽恕虽然不能抹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但却能以行动解决这个个体的认同问题：“这种原谅只与人而绝非与事有关”（VA 237）。宽恕使人在行动上可以有新的开始，并且让他从以前行为的罪孽感中获得解脱。这种“治愈手段”并非只针对不可撤回性，对行动的不可预知性而言也同样适用。做出承诺是一种能力。承诺与宽恕不可分割，像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宽恕为承诺开启了空间。每一次宽恕都是承诺一个新的开始（见本书第4章第41节和第43节）。
显然，在政治问题上，承诺与宽恕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够为（政治）主体之间的理解创造前提。没有人能够真正宽恕自己；给自己的承诺也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宽恕着眼过去，而承诺则面向未来，并且为未来的行动负责（比较VA 239 ff）。如同宽恕，承诺也不能消除不确定性，它们都有各自的限制。这是核心问题，因为建立绝对的安全也会封杀决策的自由空间，惊退新来者，从而摧毁了政治。承诺更像“不确定海域中的岛屿”，它们是“未知和不可及区域的指路牌”（VA 240）。阿伦特认为，承诺是协约、联盟和合同的价值核心。它们的创立思想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这为人们提供了政治的别样解读（比较 Canovan 1992，143 ff；Taminiaux 2000，165-177）。从这种政治共同体中，阿伦特看到因创建时的承诺、合同或者联盟而产生的优势，“它使自由能够以行动的积极模式被内化”（VA 240）。
在接受《积极生活》一书的过程中，最激烈和最具挑战性的争论集中在：“面包与政治”问题，也就是作为必需的社会空间的社会与作为自由场所的政治之间的问题。在阿伦特政治理论的框架内，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即只有那些在共同体中特别具有“政治性”特征的问题才被探讨。阿伦特特别遭受来自女权运动理论的强烈攻击。它们恰好正在做斗争，为私人冲突获得认可，把解放运动障碍作为政治来抗争（比较Benhabib 2006，215-216）。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解答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时并不总能给出同样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点从读者对该书接受程度的起伏中就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但往往一旦涉及为了政治自由而战时的问题，如在1989年的东欧革命期间，阿伦特的理论词汇似乎就能非常恰当地描述与解释当时的事件和政治现象。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行动者的自我描述，而且还对观察者起作用，无论是在他们报道、分析、解读阶段，还是最终成为讲述历史的阶段都有作用。在有关需要的“社会问题”在政治议事日程上凸显的时代，就显得不那么容易用阿伦特思想解答问题，因为它们从广义上讲通常都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如分配的公平性等（比较Jaeggi 2008，4-5），虽可划归政治类的问题，却似乎被排除在可以谈判的问题之外。
这种争议由来已久，并不新鲜。早在1972年的多伦多，阿伦特在其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展示了其思想。随即，她就因对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严格区分而必须面对诸多质疑（比较IWV73-115）。任何真实的人类活动都如此复杂，以至于它们不能简单地归并于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类型。之所以对上述划分的争议经久不衰，正说明有对它进行进一步解读的必要（比较Benhabib 2006，199f）。争论的持续性和复杂性也表明，我们正置身于“阿伦特政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系统核心”（同上，220）之中。这也意味着，阿伦特理论的现实性依赖于我们是否能从现在起成功解读有争议的划分问题，并找到这枚能够解开这个时代心结的钥匙。最大的不明确似乎是，她的概念划分建立在什么样的层面之上。本哈比提出三种理解阿伦特式划分的可能性，借助这些层面的不同，能够（更好地）区分“社会性”和“政治性”。第一个层面是已经提到过的对象领域，第二个是态度层面，第三个是机构层面（同上，223）。
上述的批评都往往从第一个层面出发，即到底如何区别划分真正的社会或政治问题。然后，才涉及具体提出的问题，如经济或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耶吉（Jaeggi）提出第二种建议，即将政治性放在特定的立场或态度上与社会问题相对应来看待，并且向着“政治化的理论”（Jaeggi 2008，6）方向发展。这样，政治和社会的区别就集中在对具体问题的解读上，而不是问题本身。例如危难与贫穷的问题，其字面意义本身已不成为区分其为“社会”还是“政治”问题的决定性标志，重要的是回答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在那一刻，行动空间明确了，问题也成为可以公开的了。另外，当这些问题与“我们想要怎样的生活”相对应时，就出现社会问题政治化的可能性（同上，7）。然而，这种现行的阅读方式还建立在“以阿伦特VS阿伦特”思想的基础之上。它试图以阿伦特的划分方法开发一种批评性的社会理论。因为在《积极生活》的很多场合阿伦特都论及这种固有的东西，当她谈到例如“先天定位活动的可疑现象时”（VA 70），它们就在“事物自己身上”（VA 75）。这种“政治化理论”的重点偏移在于它模糊了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其核心观点是共同体所有问题原则上都可以被政治化，只要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处理是正确的话。这一划分因此就被批评为主观想象的事物强制性和必要性。
如果说《积极生活》今日依然为辩论提供鲜活素材的话，就恰巧说明这些文字及其核心观点具有相当的现实性：捍卫政治开放性、对（人类）共同世界的担忧以及时刻注意现实实践变化的可能性。
玛科·魏斯弗路格/尤尔根·福斯特
在阿伦特创作的著作中，那种“原生态”的、母语者所特有的想法与观念不再有效。她本人所谓的“原创”，即她用英文写就的主要著作，实际上依然是她头脑中的翻译过来的作品，只不过不存在这种母语中的“版本”就自动成为其他各种“版本”的模板。身为（双语）作家兼译员的E.金斯基女士（Esther Kinsky）曾在一次题为“‘我快乐，但不幸福——作者翻译自己的作品”的会议中指出这种不同语言版本之间存在明显区别的现象。她的英、德文主要著作更像是两种不同的、充其量不过是内容相近的原著罢了。
英文版的《人类生存条件》源于一个讲座的讲稿，出自一位美国出版社的编辑之手。它于1958年面世。又历经三年，该书以《积极生活》为名的德语版完稿。一位女性记者朋友C.贝拉特在英文的基础上将其粗译成了德语。这一译自外文的、可能由于时间紧迫而形成的临时过渡性作品恰巧演绎了一种幸运：阿伦特用英文写成的，也许最初是用德文思考的文字，又经陌生人（贝拉特）之手译回阿伦特的母语。这样，用陌生的原始语言进行的思考就得以保留和总结，最初在德语中的陌生性被保留了下来。阿伦特将这些残余以德语的形式再次带入自身的独立思考与语言活动中。这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自己翻译无疑意味着极其艰巨的劳动。她需要校对德文引语、修改错误、增加注释等，这实际上是对德语版本的全面修订。
英国诗人及友人W.H.奥登这样叙述道：“确切地讲……《人类生存条件》算得上是一部词源性的著作。它是在复核我们的所思所指，当我们使用诸如自然、世界、劳动、工作、行动、私人、公共、社会和政治等词语时，必须搞清楚我们到底想表达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说。”（奥登，1959，72）他称赞说，这本著作中洋溢着一种为一系列传统术语把脉的勇气。她并没有抛弃它们，而是站在她今天的立场重新对它们进行思考。没有一部著作的译作像《人类生存条件》和《积极生活》那样差异巨大。仅需浏览一下它的目录就会看到这部著作根植于德国思想史中。第31章的英文题目是“生产活动的传统替代”，而德文题目为“传统的尝试：用制作取代行动并使其变得多余”。
通过下面的两个例子，让我们进一步阐述这种差异：
1.举例：英文-德文
然而，无论是生育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还是这一进程的社会化，亦即社会的替代，或者说集合的人类作为这一进程的主体，都不能消除生命通过身体展现自身的过程中，或者劳动自身的活动中那种绝对的甚至是残酷的私人特征。（HC 101）
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极大增长了的生产力，亦即劳动成果的丰富与生命进程的繁荣，还是其潜在的社会化，都无法消除与劳动相对应的身体经验的私人性。它同其他身体经验一样，是不能与人分享或交流的；因为劳动的辛苦，身体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人存在的负担，而在劳动的辛苦与“身体无法治愈的痛苦”之间，只有强度的差别。因为它“地狱一般的特性”——劳动的地狱或疼痛的地狱——恰恰是在于，就人作为世界存在来说，它“并不在此”——“地狱的凶猛，并不在此”（里尔克）。劳动的辛苦是无法交流、无法言说的。因为构成我们理论的语言，总是非常固执地以世界以及世界作为事物存在的对象性为导向，并且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语言拒绝为绝对私人的、主体的自我提供语言隐喻的力量（VA 106）。
这段德文文字运用了娴熟的修辞手法，如重复、押头韵、强调、节律和文字游戏等。在英文表达“残酷的隐私”的映衬下，德文里克尔使用的“地狱性”很显眼，而这在撰写英文时可能真的就这样想过。对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译者来讲，知晓这些场合表达方式的不同是非常有益的。若非必须，“残酷的”怎么也不可能翻译成“卑鄙”或“庸俗”。对母语表达来说，他看一眼就知道应该怎样。另外一种语言特性是思想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却相互关联（也包括近声词）的词语（Sorgfalt und Sorge，Last und Bürde，这些词在德语中发音类似）中得到启发与延伸。德语正好具有这种舞台感。这样，思想不断变得丰富。
2.举例：英文-德文
如果不能被原谅，不能从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中得到解脱，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像它从前一样，为一个单一的作为所局限，而我们再也不能挽回；我们会一直是某个行动后果的牺牲品，像巫师的学徒一样缺少打破魔咒的公式（HC 213）。
如果我们不能彼此谅解，亦即从我们的作为及其后果中彼此得到解脱，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作为。其后果将或好或歹地影响我们直至生命的终结——在这些词语最真实的意义上；正是在行动中，我们将变成我们自己的牺牲品，好像魔法师的学徒找不到解除魔法的咒语一样。要是我们不能通过承诺来与不确定的未来发生关系，并为之筹划，我们就永远不能维系自身的同一性；我们将堕入人类心灵的黑暗世界，无助地沦陷在心灵的茫然与矛盾之中，并且在孤独情绪的迷宫中失去自我。唯有共同世界的呼唤，能将我们从中解救出来。这个共同世界让我们信守做出的承诺，以此来确证我们的同一性，或者说，同一性因此才得以维系下去。［……］原谅与承诺的能力，根植于行动的能力之中；它们是一种模式，使得行动的人能够从一个想要永远将他固定下来的过去中解脱出来，并或多或少地对一个不可预见的未来有所把握。（VA 232）
德文最后一段在英文版本中是没有的。当名词动词化使人明显觉察到被赋予的行动职责意味加重，美学效果表现出来：通过打破直线型、词语的变化以及介词和前缀的运用，论证的丰富性与悬念感也随之加强。例如前缀“Ver-”就确保了“犯罪”、“承诺”和“宽恕”、保证、财富和根植等共处同一个世界。又如，介词在下方、靠近、关于、在上方和在……之间等以其有限的数量使语言更好地容纳与承载名词本身的定位以及与其他名词之间相互关系。
曹罗伊（Roy T.Tsao）在其非常值得一读的研究成果中分析发现，德文和英文版的《积极生活》和希腊人的表述是多么的不同（Tsao 2002）。
玛丽·路易·克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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