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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主要包含了六篇《政治学导论》德文版中的片段（LoC，Box 33）。这是应出版商克劳斯·派珀1955/1956年的邀约所完成的著书计划，他曾在主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导论》方面成绩显著。阿伦特跟出版商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谈妥，同时并行出版《政治学导论》的英文版。
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基本涵盖了阿伦特相对完整的观点。它包含以下四章的内容（LoC，Box 73）：“写给遭受政治歧视的精英”（第一章）；“反对多元性、人的集合及反对不同意见的哲学偏见”（第二章）；“苏格拉底的立场”（第三章）；“国家形式的多元性”（第四章）。那些片段整理完成后可归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
首先交付编辑的是从1950年的思想日记中挑选出的关于“何谓政治？”内容的注释（DT 15-18）。随后是主编乌尔苏拉·卢茨对“政治理论的历史”讲座的“结论性”评述。它涉及阿伦特195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做的讲座（LoC，Box 58）。还包括附录中所提及的两个概念性文件（WP 191-201）。它们与这本计划出的书有关，都同样被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遗产中。
这位女编辑在一篇详尽的评论中回顾了该项目实施的历史，并对阿伦特的全部著作进行分类，对她没有落笔的第三、第四章通过追溯阿伦特式的概念范畴用关键词进行勾画。评论的结尾采用1955年讲座的“结论”及其诠释，并单独构成一个章节：“从沙漠到绿洲”（WP 180-187）。
执教于慕尼黑大学的政治学者库尔特·松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1928—2005）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此书编辑的前言。其中他赞扬了阿伦特“对政治的精湛理解”（WP IV），并且说明了她的政治思想彼时在德国政治学界是如何被接受的（比较Vollrath 1993）。
《何谓政治？》1993年首次由派珀出版社发行，2003年又以适宜通读的平装本面世。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片段1～6，该女主编的编排次序）发表在《政治的承诺》（PP 93-200）的论文集中，它由约翰·E.沃特斯翻译成英文，题为“政治学导论”，评论与前言未经翻译。
上述片段流传下来，本未注明日期，但因阿伦特致克劳斯·派珀和雅斯贝尔斯的信件的公布，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工作阶段：1956—1957年的片段I的（a）和（b），作为“偏见版”（WP 13-27）；1957—1958年的片段II的（a）和（b），作为“意义版”（WP 29-133）。
有关《何谓政治？》的议题，阿伦特最迟从《极权主义的起源》截稿之日起就开始着手了。这一点可以在上述《思想日记》中找到佐证。20世纪50年代初，她继续以《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普林斯顿，1953）和《哲学与政治》（Notre Dame，1954）系列讲座的形式探讨了这类话题。在当代政治思想领域，德文版《当代政治思想中令人质疑的传统状况》从中部分地汲取了“养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入研究马克思对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构架具有显著的意义。在起点这个问题上，她曾这样描述：“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有明确的开始日期，即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我相信，它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了一个同样定义明确的终点。”谈到终结，借助马克思的帮助，20世纪50年代她总结出了两种相互交织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传统束——一个是“工作或劳动”，另一个是“统治”。虽然两者在其著作《积极生活》中均有所著述，但对前者的描述更加系统一些，对后者的详尽分析则可能见诸《政治学导论》一文中。这是一种可能首先通过计划中的第四章（“国家形态的多样性”）支撑的推测（比较Canovan 1993，174）。
《政治学导论》中使用的片段在阿伦特发表的著作中多处有迹可循：（1）1958年的“自由与政治”演讲稿（VZ 201-226）。那句已出名的、如军号般响亮的阿伦特政治哲学口号：“政治的意义就是自由”，在此被第一次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深嵌人心，催人反思，同时也有助于对该演讲的理解。（2）在意义版的一个题为“战争问题”的片段中（WP 80-123），提到《论革命》一书。（3）规划中的第3章（题为“苏格拉底的立场”）与后期著作（《精神生活》：《思考》和《判断》；见本书第2章第8节）有相当的联系。那些阿伦特在上述观点中记录下来的关键词，就足以提出如下假设，即在西方思想针对苏格拉底的著述中就包含计划中的第三章的内容，正如她在“思考与道德考量”一文（源自《社会研究》1971年38期，Jg.，3，第417～446页）及其后英文版《精神生活》中有关苏格拉底的章节中所著述的那样。
另外，可以确定的是，阿伦特在1959—1960年绝对放弃过类似这样的项目。因为从她1963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授课留存下来的有关“政治学导论”的讲稿（LoC，Box 59）中，显然没有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资料片段。
此次编辑的阿伦特文字从内容上来讲是一些片段，也是她断断续续思考的实例。最重要的内容归纳如下。
1.在新的政治哲学上所做出的努力：当她知道并诊断出传统裂痕这一“完整事实”（1957年的《传统与当代》，摘自VZ 23-53和35页）并将自己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这一现象上之后，她就指出“新的政治哲学”（比较»Concern with Politics«，1954，摘自EIU 428-447，445；比较 IWV 106［Toronto 1972］）的必要性。这一认识以已列入计划的《政治学导论》为背景。即便阿伦特没有创造出一种这样的新的政治哲学或与一种与托克维尔相关的新的政治科学，她依然是成功的。因为她让读者为决定性的先决条件而眼界大开。它们与“自由”和“多元化”的理念密切相关（见本书第4章第11节、第28节）。
2.急速穿行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当阿伦特追问政治的本义时，她顺藤摸瓜式地追溯了西方思想史中的经验与观念。它们通过政策决议和定义得以流传。她开始自我解读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动物（WP 37；比较本书第3章第1节第3部分）的论述，其实其中大段篇幅与“城邦中人类的共同生活”有关。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已经认识到历史上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应当并非“历史上的重大幸事”之一（WP 42）。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城邦不应被看作可以（仿效的）“模式”，更不能被宣传、传播（WP 219f；Kommentar，Anm.59）。
接着阿伦特进一步指出，柏拉图就曾提出自己对城邦中自由和多元性问题的鲜活理解：“一种政治理论，它的政治标准并非源于自身而是由哲学创造的。”（WP 54）他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的鼻祖”（同上；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2部分），然而他在政治方面的消极看法也成为传统的特定元素。在他那里埋下了“哲学的偏见：反对多元性、人的集合以及反对不同意见”（WP 195）的根。
柏拉图的这种重哲学、轻政治的思想在基督教文化中持续遭受“排斥和政治上的误读”（WP 60）。阿伦特证实了这种看法“实际具有反政治倾向”（WP 61），并特别强调了奥古斯丁所发挥的作用。他成功地使基督教精神能够“这样转变，使得一种基督教的政治成为可能”（WP 63；见本书第三章第1节第5部分）。
当今时代最终具有以下特征：“宗教生活跌回至私人空间，而生活领域及其必要性获得新的尊重并飞速发展，并且以社会的形式跻身公共领域，而这无论在以前的中世纪还是古代都属于私人领域。”（WP 66）上述思想，阿伦特还会在她的后期著作尤其是《积极生活》一书中再进行分析（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5部分、第4章第14节和第19节）。她认为，当生活被赋予最高的价值时，“在政治与生活的联合体中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损害并摧毁了政治所属的那些东西”（WP 70）。这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后马克思境况，西方国家的传统正陷入此境。为了描述这种状况并使人理解，阿伦特从两方面进行了表述，即从极权统治的实际经历的视角和因原子能的发现而可能发生“彻底战争”的角度。
3.对传统诸多方面的醒悟：从“战争问题”的资料片段可以看出，阿伦特以“远古前辈们”的一场灭绝之战，即特洛伊战争为例，用希腊和罗马式的思路探索现代处境问题。她追问，“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在历史中应占据什么样的空间？”（WP 91f）从罗马思想出发，政治现象就如同“合同与盟约”这样的法律概念一样。可以想象，阿伦特计划在诸如“国家形式的多元性”的某一章节中探讨“人们如何共处”的问题。
4.爱这个世界（Amor Mundi）：在那些资料片段中，阿伦特不仅描绘了一幅已知的、灰暗的当代图景，而且追溯了传统的问题。她也着实获得了“可喜的信息”。在撰写《政治学导论》一书时，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6.8.1955，BwJa 301）的信中称，她想让她的“关于政治理论的书以爱这个世界为名”：“我这么晚，其实也就是近几年才开始真正爱这个世界的。”而我们早在（《积极生活》之后）那些资料片段中就发现以爱这个世界为基础的思想背景：人类，从一开始，就能开端启新，能行动；人类“有天赋去创造奇迹”，亦即他们是“奇迹创造者”（WP 34）。因为人类，只要他们能够行动，他们就有能力承受，并且持续不断地承受不可预知和无法实现的事情（WP 35）。阿伦特为这种“关注这个世界”（WP 24）的政治开启了如此的自由空间，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境，然而却在《论革命》（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7部分）一书中以真实的历史经验进行构架和阐释。
上述文献资料的片段是以德语形式留存下来的，也直至2007年才有了英文翻译（同上）。因此，它们在盎格鲁撒克逊圈的接受程度非常有限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M.卡诺凡却创造了一个例外，她在某会议上详尽地推介了阿伦特本人及其思想，并声称已发表著作均来源于一个“深而未露的思想库”。所以，如果真想理解她的思想，“就需要阅读大量现存的资料，以勾勒那些依然仅是片段的观点”（Canovan 1993，174 & 177）。在她对阿伦特的解读过程中，也特别提到了《政治学导论》所涉及的那些文字残篇（Canovan 1992，比较约100f，Anm.3，205）。
在德语的语境中，对阿伦特接受的程度较为广泛，然而却很少以某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为限。这也是为什么，在1997年苏黎世举办的汉娜·阿伦特日能以《何谓政治？》作为宣传口号的原因（politikintiativen 1997）。阿伦特通过参加《政治学导论》这个项目开启了这项智能实验（比较DT 295）：《一个政治科学家的实验记录》。实验的构思受到接受和称赞，即所有的讨论并不局限于这本计划出版的书的内容。英格博格·诺德曼（Ingeborg Nordmann）（1993，58f）对此的结论获得了普遍认可：“如果汉娜·阿伦特真的写了这本导论……那它就一定会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最为独特的导论。因为她已经广泛地探讨过什么不是政治的问题。那些对她来说无疑是政治构成的经验和要素，自由与多元性，早已论证了一个隐秘的传统”。
乌尔苏拉·卢茨
参考文献
Canovan，Margaret： Hannah Arendt .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 NewYork/Melbourne 1992.
-：»Arendt and the Politics of Plurality«. In：Telos 97（Fall 1993），172-177.
Nordmann，Ingeborg：»›Die Gefahr，daß das Politische überhaupt aus der Welt verschwindet‹-Textfragmente Hannah Arendts zur Politik«. In：Kommune 5（1993），56-59.
politikinitiativen 13（Juni 1997）：»Hannah Arendt Tage 1997：Was ist Politik？«.
Vollrath，Ernst：»Fragmente der Erfahrung des Politischen. Aus Hannah Arendts Nachlaß«. In： Jahrbuch Politisches Denken （1993），185-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