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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1951年面世之后，阿伦特分析了如何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理解极权主义这一新的统治形式（见本书第4章第36节），并且还研修了孟德斯鸠（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8部分）的相关著作。这些均记录在她1951～1955年的思想日记中（见本书第2章第9节）。在此基础上，她围绕两个主要议题，完成了四篇论文：首先针对新的统治形式理解上的困难展开（见本书第4章第42节），尤其是当其要素与起源出现在前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并且在这种统治终结后仍然继续存在的话。其次，按照孟德斯鸠的应用标准给出这种新统治形式的定义。
在此，我们还要谈及一部尚未发表的手稿，题为“论极权主义的本质：一篇分析文章”。它的内容阿伦特以“理解与政治”为题发表在1953年的《党派评论》中（德文“理解与政治”，VZ 110-127，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6部分）；她原本想以“理解的难题”为题。她去世后，该手稿的第二部分又在《思想评论集》中以同样的题目，即“论极权主义的本质：一篇分析文章”发表（EIU，328-360；德文版《论极权主义的本质：理解的一次尝试》，比较Arendt 2004a）。同样，在这部手稿的基础上，形成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的观点，这也在1955年补充进了英文版《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德文翻译最后一章的内容（EU，703-730）；最后，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阿伦特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演讲稿，这是1953年为RIAS柏林电台所做的关于“人类与恐怖”的演讲而准备的（EIU，297-306：“人类与恐怖”英文德文版，比较Arendt 2004b）。
在已经出版的“论极权主义的本质：一篇分析文章”部分，以及“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一文中，阿伦特详细探讨了孟德斯鸠的执政学说，目的是为了确定这种新的极权统治形式。其（行动）准则和本质是意识形态与恐怖。如果说“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的论证还不够严谨并且稍显牵强的话，已经发表的“论极权主义的本质：一篇分析文章”增加了对康德思想的探讨（见本书第3章第1节第10部分）。康德的权利源于理性，以及权力源于人类意志的观点，被阿伦特视为“主要缺陷”进行批驳（Arendt 2004a，18）。另外，（康德的）绝对命令不能保证必要人性的特殊情况（同上，22）。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对那些不理解现实性学者的批评。因为他们抛弃了20世纪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利于“人文科学中科学主义方法”的思想，从而也放弃了“我们对真正理解的一贯标准”（同上，28）。在“理解与政治”一文中，她还批评了一种否定行动和事件意义的历史观，以及可以通过科学而非通过常识获得真正理解的假设（VZ，113）。
在“论极权主义的本质：一篇分析文章”中，阿伦特透彻地剖析了三个使极权统治有别于传统意义上暴政的问题。首先，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一文中，对阿伦特来讲，极权统治虽然从积极权利的意义上说无法可依，但也并非武断，因为取代权力的是运动的规则。其次，即便所有权力集于一人之身，它也不会追求恒定的专制，反而是“仿效……自然与历史的规则”（VZ，35）。最后，阿伦特拒绝尝试在德国和俄罗斯的极权统治中寻找特殊的、国家专属的原因，反而指出，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中它们“结构性共性”（同上，37）的存在。
阿伦特对世界观与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她认为意识形态应该是“对生命和世界封闭的解释体系”（同上，39）。其现实性含量可能通过其内容的实现得以证明，并表现出一种对实践者“罕见的、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忽视”。最后她指出，恐怖应是一种“存活方式，即个体的人自然而然地处在极度的昏晕状态中”（同上，48）。这有别于思考着的人的那种孤独。
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一文中的论点与本文相比概况性更强（见本书第4章第16节）。在那里，阿伦特特别强调了思想家（见本书第4章第16节）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与一种思想的发展相比较的时候；“用人类逻辑（希特勒乐于使用的）‘钢铁般冰冷’取代自然或历史的冷酷无情的一面（EU，720）”；那里“思想的自我强迫性演绎”（EU，722）占主导；“那些我们的理解力可以随时自我放弃的强迫性推理的暴政［……］是一种内在的强制性，我们因此为外来的恐怖威胁打开方便之门”（EU，723）。要是人们将极权统治的实践与暴政的实践相提并论，“那就等于找到了一种让沙漠运动的方法，即发动沙漠风暴，让沙漠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EU，729）
在“人类与恐怖”一文中，阿伦特描述了暴政与革命的恐怖之间的区别（见本书第4章第33节）。它们分别建立在墓地的静穆或新的法律的基础之上。而极权主义的恐怖则“当执政集团内不再有敌人的时候，其真正的恐怖才会被释放出来”（Arendt 2004b，54）。通过下面两种现象，恐怖的真正含义可见一斑，即从局外来看的集中营的全面灭绝（见本书第4章第18节）和阶段性的清洗。恐怖瞄准两次试验，使“拥有无可穷尽差异的人们和每一个有着不同个性的个体变得多余”（Arendt 2004b，60）。在集中营中，他们仅在“同一反应簇”（同上，61）上的还原就需要完全隔离。当这种肃清受到检验，即官僚主义在什么程度上获得意识形态领域的培训，让每一个人“强迫自己，对恐怖行径听之任之，向执政者的所有暴行屈服”，而且能够让其在“转眼之间”（同上，61）在下列各对角色中调换位置，如在原告与被告、刽子手与被行刑者以及执法者与受害者之间。因为恐怖（统治）遵循着自然和历史的运动法则，因此它就没有终结，这种“屠杀的法律……一直以运动的规则得以维持”（同上，63）。
沃尔夫冈·霍尔
参考文献
Arendt，Hannah： Die Ungar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totalitäre Imperialismus. München 1958 [UR].
-：»Über das Wesen des Totalitarismus. Ein Versuch zu verstehen«. In：Meints/Klinger 2004，15-52 [2004a].
-：»Die Menschen und der Terror«. In：Meints/Klinger 2004，53-63 [2004b].
Meints，Waltraud/Klinger，Katherine（Hg.）： Politik und Verantwortung. Zur Aktualität von Hannah Arendt. Hannover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