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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50年阿伦特频繁发表演讲，勤于论文创作。这些思想主要收录在她的第一部力作《极权主义的要素和起源》一书中（见本书第2章第4节）。这些文章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历史，并且首先发表在美国的犹太类期刊上。除此之外，阿伦特同期还作为专栏作家、评论家和散文家就犹太问题、犹太政治等诸多问题发声。自从1940年以来，她总是在（欧洲）战后秩序与巴勒斯坦托管地区犹太定居点的政治主张等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些文章探讨的问题主要涉及：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如何面对纳粹主义？人们是怎样与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抗争的？如何反抗纳粹的欧洲战争？犹太精神的政治前景如何？如何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创造一种稳定的构架，能够考虑到犹太民族的政治的、精神的和世俗的需求？
至少在1930年之后，犹太民族“毋庸置疑的归属问题”（BwSch 439）就从自然现实上升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所有战争期间的文章都围绕这个基本议题展开，各类意见和观点得到充分地表达，看来危险的激烈抨击、不同的建议与见解出现以及政治政策计划出台。自从1945年以来，作为欧洲人的阿伦特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战后美国新的政治现实以及它面临的问题。
1948年，阿伦特的《六篇文章》在兰伯特·施耐德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一部由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文章汇集而成的论文集（见本书第2章第2节）。她1941～1945年零星发表在德语和犹太语双语杂志《建设》上的政治时评被收录在《人们面对反犹主义只有在月球上是安全的》中（AM）。她关于战后政治局势的分析文章相继在美国发表，并于1986年首次被《当下》整理汇编。那些她创作于1945～1963年的有关犹太政治和奥斯维辛之后的犹太人问题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和《奥斯维辛之后》的书中。下面主要针对阿伦特那些零散发表的，并且在其主要著作中不能找到直接对应的文章。
“当犹太人受到攻击时，他们必须以犹太人的方式进行自卫”：20世纪30年代初，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之路并非出自对同化家庭的背叛和年轻人的觉醒，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回应。她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变成了避难所，在那里人们希望寻求“一点点希望和依稀尚存的尊严”（《反犹主义》，第5页）。她进一步指出（同上，第11页），“同化者们”原本还想继续设想与“宿主国”的实际区别，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开始寻找一个栖息地，一个他们，也只有他们是“宿主”的地方。阿拉伯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并不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考虑之列。在阿伦特看来，这两种无分歧的、愿意生活在一起的立场都是反政治的。这是对她理解的政治本质的否定，即多数性和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基础的差异性的交换。根据她的主要观点，犹太人受到攻击，就必将以犹太人的方式进行反抗（AM，22）。避难到美国之后，她也赞成组建犹太军队反抗希特勒，以解救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并应该重拾犹太民族的自信（见本书第4章第4节第47部分）。
毋庸置疑，犹太人是1933年纳粹向其宣战的第一个欧洲民族。阿伦特在巴黎将自己的直至1940年以来的研究重点均集中在犹太解放运动、反犹主义政治（见德雷福斯案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治以及无国籍者命运等一系列问题上。民族国家瓦解的现象（见本书第2章第4节、第4章第32节）与不断增加的反犹主义有关（AM 225-234）：如果民族国家没有产生新的反犹主义，这就意味着，在较大民众阶层与其国家和统治者总是发生冲突的地方，反犹主义的情绪就会高涨。她曾这样断言：随着建立民族国家和法治国家（战争之间的时间）尝试的失败，以及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无国籍者数量的增加，国家级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就被启动（Arendt 1942）。
在德国以欧洲为敌的战争中，阿伦特1944年看到了犹太民族以及那些被希特勒同样变成“贱民”（AM 28）的欧洲民族创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我们第一次感觉同命相连”（同上），她继续论证道。她的犹太人和欧洲的为自由而战的理念，用犹太教学者和犹太先父希勒尔（公元前30年～公元后9年）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不为自己，那么谁为我？如果我只为自己，那我又是谁呢？”（同上）
由此阿伦特指出建立欧洲联盟的必要性。她认为这也是战后的政治目标，借此具有独立民族性的犹太人也能够以独立的代表机构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阿伦特也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这并非出于某种选择性的想法，而是基于如下事实，即与其他欧洲少数族裔不同，犹太人过去一直没有定居点。这也许能够代表和保护大迁徙中所属少数族裔的利益。类似地，她也针对1941年底汇集于此的美国犹太人。对他们来讲，巴勒斯坦应该成为那个“欧洲的家园”，这是迄今其他美国移民所不具有的。阿伦特认识巴勒斯坦并对它有真切的感受，因为她1935年曾经在其迁往那里的过程中陪护过犹太年轻人。
由此推断，在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犹太问题都是无解的。她批评日益令人担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在外散居者之间的分歧，并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者制定一个果断的“迁徙政策”（AM 227），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支持犹太军队作为巴勒斯坦和无国籍犹太人的共同武装力量的缘由。在此，她并不害怕这种要求，即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她站在“错误的”阵营，即在犹太复国者修正主义一方（不属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她越来越强烈并公开地谴责他们所采用的恐怖手段和一种潜在的法西斯化的趋势（AM 34；KdZ 100）。她不仅攻击其恐怖的政治手段（AM 143-146），而且也不赞成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人口转移”。
即便阿伦特觉察到1940年在巴勒斯坦实施的“领土实验问题越来越大”（AM 233），但是她坚持认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因靠双手劳动所得”的比仅仅拥有居住权要多。作为社会主义的试验田，从下面砌筑的田园式基布滋（集体农庄）的描述中，她看到了“所有制的新形式”、家庭生活的新模式以及“解决城乡和工农业之间冲突的新途径”等均变成现实（KdZ 95）。然而，正是鉴于对安全的渴望，阿伦特坚信，在巴勒斯坦让人们对反犹主义放心，那是幻想。
阿伦特曾说，一个民族，不能捍卫自己、抗击敌寇，它就不成其为民族，就实为一具“活尸”（Arendt 1942）。她的分析没有错，因为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在战争时期战斗过的人们，才有资格事后坐在谈判桌旁，才有权参与并在确定战后秩序时发声。在到美国之后，阿伦特便在其专栏“这就是你”（《建设》1941/42，比较AM）上为犹太人的归属问题辩护。它应该作为平等的、拥有自己军队的战斗的民族，并且应该站在联军（日后联合国）一边的蓝白旗帜下。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或更准确地称为解放战争应该阻止德国的灭绝机制和隆美尔咄咄逼人的非洲雄狮军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点”（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确保并同时启动了犹太民族共同的政治重组，它在欧洲和巴勒斯坦都有一个作为“自己乐队”的代表机构。
那时，即战争初期，几乎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首先都将建立犹太作战部队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只是在巴勒斯坦招募犹太移民，而且这些部队都隶属于英国宗主国编队。就此，也出现过先行者：在帝国部队内部就曾有一个参加过一战的军团，在国际纵队中也有犹太人曾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但就在比尔特莫尔会议（见后）建立犹太军队的呼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际，在阿伦特直至1945年始终认为犹太人对抗希特勒之战的思想一直是犹太政治行动的核心（AM 165-170）和“犹太未来的保证”，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欧洲。要不以作为犹太人而感到“耻辱”，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为整个民族的荣誉而战。
阿伦特倾注极大的热情研究了远在美国所能获得的、一切来自欧洲抵抗内部犹太作战部队的信息。她与此相关的微弱的、消失中的反犹主义的希望和在战后欧洲联盟的联系的确证明是错误的。战争结束，民族国家又回来了，存活下来的犹太人“无依无靠”（KdZ 89）、流离失所，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以犹太组织为代表的、可见的新秩序并未形成。在战争后期出现的反犹主义禁令在阿伦特眼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人们必须通过采取政治手段才能获取的政治产物。阿伦特注意到，甚至在国际会议上有关来自非协约国的犹太难民在西方的生存问题都被忽略。这也正是她所担忧的，即在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所发生的谋杀犹太人事实仍有可能逃脱法律制裁。
除了追求犹太民族的平等权利，1944年阿伦特还参与了反抗者令人自豪的行动并且欢呼犹太人不仅“被慈善官员解救”，而且为“自己民族战士”重获自由（AM 154）而雀跃。他们为了“我们的和平”而战。同时，她还强调立即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获得谈判参与权的紧迫性，以及确保（英国）巴勒斯坦将权利让渡给联合国，不但阿拉伯人而且犹太人也能决定国家的未来。
犹太复国主义者尝试过探究犹太精神的永恒价值和书写19世纪犹太民族的历史，以“竭力”从“涣散的民族中拼凑出整体的民族发展脉络”（《反犹太主义》，第8页）。阿伦特却另辟蹊径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格斯霍姆·肖莱姆的思想中寻觅《隐秘的传统》（见本书第2章第2节）。那是她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B.拉扎尔（Bernard Lazare）的政治创新力量中了解到的“觉悟了的贱民”。它指有意识的、生活在涣散和分化（拉扎尔语）中的一类人。后来，阿伦特将这个概念引入她的政治行动理论。
按照阿伦特的观点，犹太人反抗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武装斗争首先（极右的想法）应该有助于避免返回原来的状态，即确保犹太人战后再次被当作这些国家中的成员来看待。而在这之前，它们还曾试图根除他们。阿伦特进一步指出，这种武装斗争本应凝聚这个民族，并以此建立犹太民族（非民族国家）的统一体。它应该致力于创造现代犹太世俗文化，并与那种受到威胁的犹太“民俗”的优势地位相抗衡。另外，阿伦特作为朔肯图书出版社的编辑欲整合汇编下述仁人志士的著作，他们包括B.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B.拉扎尔、欧根·科贡（Eugen Kogon）、海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nin）和T.S.艾略特（T.S.Eliot）以及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塞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amuel Joseph Agnon）、库尔特·沃尔夫斯柯尔（Kurt Wolfskehl）、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格斯霍姆·肖勒姆和罗曼·维斯尼阿克（Roman Vishniac）等。然而，这个犹太文化的“穿越”项目终以失败告终。
“只有我的邻居认可的家，才是真正的家”：“自由不是忍受痛苦的奖赏”（AM 22），这出自一篇专栏文章。阿伦特参与到一场犹太解放运动中。她认为，应该“从我们在巴勒斯坦创造的现实性和民众的自由意愿出发，而非以英国上议院的声明和民众忍受的苦难”（AM 22）为行动的依据。她严格界定了那时的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这是1942年5月在比尔特摩尔酒店召开的非正常犹太复国者大会上提出的。此次会议是在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an）的主持下召开的，会上确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即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政治斗争的主要愿望是给予在那里生活着的、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应有的民族权利，以及废除犹太人的军队。让阿伦特感到气愤的是，就在上述会议召开的前几个月她还参与组建了一个“犹太人组织”；出于宣传的考虑，该组织中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片面化趋势。对此，她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倡通过自由讨论以期获得“自我解放”。当时的口号是：“犹太爱国主义者对自身民众批评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备战”。1942年春，有识之士数月以来不断聚集在一起，为所谓的“惯有意识形态的破灭而进行论证［……］，旨在绞尽脑汁地确立犹太政治新的理论基石”（AM 47）。然而，比尔特摩尔会议上形成的政治取向与所有愿望背道而驰。犹太复国主义者沉默了，转而忙于解救在欧洲急需帮助的犹太人，以及加入联军一方必要的应急战斗。就这样，“战斗的法律取代了灭绝和逃亡的法律”（AM 62）。当阿伦特为犹太政治全过程“诊断”之后，决然停止撰写专栏评论文章，并于1943年退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一她曾归属10年的组织。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她未曾就犹太政治发表过任何评论，直至来自欧洲抵抗方面的消息使得在战争意图上的政治希望可见之时。
1946年阿伦特就非常清楚，在灭绝犹太人问题上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分开的界线。因为对那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讲，“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是一样的”（KdZ 80）；她还指出，这些幸存者中的许多人未来就只想生活在犹太人中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同上），就算回到巴勒斯坦这个中心问题上来也是一样。透过这种“不管发生什么事”的“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态度”（同上，第81页），阿伦特看出一种脆弱的、绝对乐观和令人生疑的自杀倾向的混合民族性。这些一定会对政治构成同等程度的伤害。阿伦特探究人们如何从这种认知“地狱”中，即所有的犹太人均无罪和所有的德国人皆残忍的认真，重新回到正常的政治现实的轨道上来。1944年之后，她除了直接研究犹太灭绝问题和灭绝政策（集中营），还撰写过一些政治学论文。它们主要涉及犹太民族的宪政问题，一方面涉及散居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考虑的是在英国结束托管之后未来国家的立宪问题。
如果一个家，当它既得不到邻居的认可，也不能获得他们的尊重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家，而是一种赶赴战场之前的幻觉”（AM 177）。照此逻辑，在近东的犹太国家或犹太民族国家的宣传则就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乌托邦。1944年，她曾断言（《当代视角：反犹主义》，KdZ 7-59），以犹太主权的诉求建立国家实则保护了一种远方（帝国的）权力，并且没有考虑到邻里的良好意愿，这样做只能使无国籍的问题更加严重。即便成功建立起来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追求的国家，她在1948年初就明确警告到，只要没有阿拉伯人留在巴勒斯坦，在阿拉伯国家及其各民族之间就缺少真正的主权。它们就会拒绝接受犹太国，最终这些民族变成反犹主义者，进而引发阿拉伯人的反抗（KdZ 98）。
在那段时间，阿伦特论文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的政治前景问题上。因为她认为，散居犹太人的未来与“家园”的存在密切相关。对阿伦特来讲，“邻里特性”包含了法国哲学家J.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宽容和“公民友谊”（AM 64）。她在《积极生活》一书中以“政治友谊”又一次提出这个概念（见本书第2章第5节、第4章第12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别不容混淆，双方应该抱着基本的人性态度走向谈判桌，并且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姿态商讨共同的未来，她如是说。接着，她进一步分析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没有能力，将彼此设想成具体的人类”（KdZ 131）。其根源不仅仅在于双方经济生活的隔离。
阿伦特不赞成自1942年以来越来越清晰的犹太复国理念。她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尤其是它完全忽略了阿拉伯民众的现实（在1944年犹太复国决议中就没有一次提到阿拉伯人的“在场”）。阿伦特坚决维护自治的和具有联邦结构的、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杂组建地方议会的发展。她认为，这种类型的巴勒斯坦联邦国家作为联邦的构想为全面和基本的政治重建提供了机遇，并确保各方平等的政治基础。她对这种观点如此这般的政治剖析，在她的批评者眼里，离巴勒斯坦（内战的）现实相去甚远。甚至连自己的朋友如格斯霍姆·肖勒姆也将她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AM 94-104）视为“反复国主义言论”（BwSch 93）。阿伦特的这种既不受迫于事件本身的驱动，又能以新的视角看待犹太和阿拉伯的这种“人为隔离”问题，在其不同的、关于战后区域重新划分问题的论文中均有所体现。无论是作为英联邦和地中海联盟的一部分，还是作为欧洲联邦，阿伦特的战后近东理论从未变成现实。
1948年的托管时期，阿伦特看好并且认为分治的选择或尤达·马格尼斯（Judah L.Magnes）的双边民族联邦理念是“可行的”（KdZ 104）。1943年，她还曾因提倡联邦结构遭受谴责。她警告说，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要“凌驾于这两个民族之上”（同上）。1948年她为联合国的分治方案辩护——只要缺乏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合作的坚实基础，都是不明智的——应该把国家交还给“它的公民的智慧”（KdZ 105）。对她来讲，拥有主观政治头脑的伟人是联合国的黎巴嫩代表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以及曾任希伯来大学校长和Ihud协会主席（《协会》）的尤达·马格尼斯。后者坚决维护双边国家思想（KdZ 147）。
阿伦特所有针对在巴勒斯坦及其整个区域创造现实性的议案都基于如下考量，即小国如果不联合起来就极易成为国际强权的“棋子”。“这是一种人们在战争时期可能经历的风险”，她补充道。阿拉伯人在此期间，即战争时期被掌握在轴心权力的手中，而犹太人则紧紧依靠英国或美国的保护进行着自己的政治决策。
像阿伦特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民族国家问题上一样尖锐，她还同样严厉地反对任何一种“展示力量”的（国际）政治。它没有考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利益和诉求。只要认可某种法律与政治框架，就在阿拉伯民族中付诸实施。她认为，这种阿拉伯国家之间极强的纽带恰巧就反映出他们在犹太民族定居点问题上的敌对态度。
阿伦特对只有一种声音的、乌托邦式的、实施高压且令人窒息的政治一概备加指责。她提倡民主、言论自由与法治，以及某种必要性。那是一种能够确保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的，而且与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和属于哪个民族无关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自由表达观点、拥有为他人演讲（和听取他人演讲）的自由以及迁徙的自由。这种迁徙的自由应该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自由，在那里他们能够以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身份生活，并且（欧洲的）犹太人也有这样的自由，即战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既非一定要返回他们的故乡，也不一定要被遣返回巴勒斯坦。“在盲目的复仇和怯懦的袖手旁观之间的进退维谷均导致权利框架的收缩。”（AM 82）政治现实越是远离她的愿望，越是看不到新的政治前景，对此，阿伦特提出尖锐批评。因此她的结论是：虽然以色列取得了胜利，但它依然没有能力签署一项和平协议（1952年11月11日写给William Zukermann的信，LoC，Box 30）。在她的眼里，1956年以色列政治中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是：阿拉伯和犹太国民、居住民均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且应该无条件地向阿拉伯公民归还财产（1956年12月24日写给Josef Mirelman 的信，LoC，Box 14）。
阿伦特的政治参与与介入并不追求具体的警示、对现实的强迫作用以及她的每一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她关心的是以何种政治组织才能“卸载”（1956年12月24日写给Josef Mirelman 的信，LoC，Box 14）反犹主义，也包括阿拉伯人的反犹主义的暴力成分。阿伦特虽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成就，但是她发展并且强化了有关犹太政治行动各种可能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她后期的极权主义分析中会再次出现。诸如她认为，没有意见的多样性和人的差异性，就不可能存在政治（见本书第4章第28节）。阿伦特在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对现实的强势宣传以及对未来对当今的依存度等问题的同时，她还在战争时期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政治有警示作用的理论概念与思想方法。这些在她后来的、20世纪60年代对大众社会的分析中将会重新提到。
“德国人的问题并非德国问题。”二战期间，阿伦特在美国因为没有国籍而不能在战争期间参与政治。因此，她转向反对许多美国犹太人的政治主张，即他们不承认巴勒斯坦作为独立政治存在的意义。阿伦特尖锐地指出，许多美国犹太人不为巴勒斯坦的政治前景而展开辩论，而是希望这片“热土”
成为一个“急剧增加的、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AM 99）。阿伦特批评道，这些人既不理解这场欧洲劫难的范围和广度，也没搞懂其深远的影响；在犹太精神内部，它自身急剧增长的意义是美国犹太人非常清楚的。1948年，阿伦特敏锐地觉察出美国犹太精神内部的一种“关键性改变”。如果说，以前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于，让“犹太人不要上报纸的头版头条”（KdZ 86），而且迄今为止将巴勒斯坦视为“费钱得要命的福利企业”（同上），将美国视为值得称颂的国家——那么现在，他们更坚决地参与到一个犹太国家的建设中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阿伦特指责美国犹太人大会与“犹太代办处”看起来区别并不大（1948年7月25日写给Robert Weltsch的信中）。她本人还在1945年参加了一个同盟会并支持通过“独立战争”来反对尤达·马格尼斯的分离和两个民族犹太国家倡议的观点。
那段时间，阿伦特关注的政治议题聚焦在欧洲而并非美国的发展问题上。她确信（ZZ 28），事实上在德国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容易允许这种与一切传统之间裂痕关系的存在。阶级社会的崩溃也的确曾经是欧洲的普遍现象。这种真空的旋涡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于是人们被按照该旋涡的法则组织起来”（同上，第30页）。相反，她却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投入遍及欧洲的抗议活动中并对其施加过影响。对战后欧洲，她提出如下政治主张，即这两种潮流放弃向民族国家的回归，应该在“解放与团结”的理念指引下追求一个自由的、联邦制的欧洲。
在欧洲回归民族国家的组织意图，以及巴勒斯坦民族国家的特征表现得越明显，阿伦特就越是强烈且密集地参与到如下批评性分析中，即在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形成全新的模式——一种真正的联邦。1951年，战后她首次德国之行的一年后，也是她来到纽约的十年之后，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同时，她对下列思潮或做法的批评有增无减，如“美国主义”（ZZ 71ff）、麦卡锡对左翼人士、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的追猎，同样他们也不放过一切有这样倾向的机构（比较《昨日他们还是共产党人》，IG228-237）。首先，阿伦特批评了那些曾经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斗争中使用同样的方法（只是有了新的目标）反对他们曾经的竞争对手。在由三部分构成的“欧洲与美国”（ZZ 71-93）论文中，她探讨了这种在新旧大陆之间的异化问题（同上，第75页）。她认为，反美主义并非能够简单地归咎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是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联合中的美国主义中有其对应物。这些欧洲人面对共同的敌人，很容易结成联盟。她进而指出，如果他们再拥有公平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核政策，反美主义就销声匿迹，欧洲的历史就自己说了算。在第三部分，阿伦特剖析了美国的顺应时势主义。它是一种使多元性和自由受到威胁的政治；她主要是希望揭示在希特勒时代欧洲政治溃败的原因，以及人们对来势凶猛的世界新强权恐惧的无奈和政治上卷入的根源。事实上，正如1957年在《小石城——关于黑人问题和平等的异端意见》一文（ZZ；见本书第2章第7节第2部分）所表明的，三年之后，阿伦特反对所有类型——包括美国主义、种族主义等在内——的“主义”，并且呼吁法律保护，以避免“公共领域之光”变得暗淡。
玛丽·路易·克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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