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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J.米尔斯海默
乔治·凯南将会作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战略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应对苏联威胁所采用的战略。乔治·凯南是冷战早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让乔治·凯南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随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智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马歇尔非常倚重凯南的建议。确实，凯南在制订马歇尔计划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秘密行动指挥部中，凯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后，凯南以外交官身份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凯南被派往多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国和苏联游历。他近距离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凯南对这两个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对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来说，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但是，凯南不仅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还是位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具有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问题的天赋。例如，当着手建立政策规划司时，他担负着“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的角度”考虑各种问题的重任。他希望确定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前言》，第1页）。 [1] 他对弄清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特别感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战后苏联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凯南对什么是应对苏联的最好战略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
此外，凯南还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有条理的思想家。对涉及他的问题，他会提出清晰而大胆的答案，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他挑战传统观点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的无畏精神。他几乎总是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倾向于对国际政治，尤其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以探寻“理论基础”来解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弄清在未来美国领导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页）。总之，凯南具有一流的分析能力以及综观全局的嗜好。
1950年，凯南离开政府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间除短暂出任苏联（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在这里，凯南使自己成为一流的学者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凯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两部同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s）和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参与公共事务。例如，1980年他认为美国应当对其核武器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当近100岁高龄时，他仍然反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大外交》是凯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此书一直受到“持久关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页）。本书最前面的五篇摘选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尔格林基金会的演讲。第六篇摘选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南阐明了遏制苏联的理由。第七篇摘选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51年），这篇文章论及美国应当如何思考苏联内部的变化。最后两篇摘选文章是1984年凯南在格林内尔学院的演讲。其中，凯南回顾了沃尔格林的演讲并为听众提供了新经验。
在芝加哥首场演讲的开始，凯南就阐明了贯穿《美国大外交》一书的中心难题。凯南相信，在1990年，美国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后，美国会非常不安全。他写道：“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3）。”凯南的目标是要弄清：“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没有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4）”
在设法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关于美国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亚洲和欧洲权力均衡的影响这一问题，凯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观点。尤其是凯南阐明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欧洲权力均势变化的影响。自然，他的叙述包括在二战后遏制政策的采用。而且，关于军事力量和国际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国家试图实施社会工程的危险，《美国大外交》一书提供了聪明的见解。凯南为追求谦逊而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这些议题都与当代美国有关。
最后，《美国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两者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是学者和美国外交政策实践者之间关键的知识鸿沟。凯南是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现实主义者——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事实上，凯南断言，自由主义（凯南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条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要为1950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负主要责任。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都应当接触凯南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认同凯南所有的观点。实际上我认为凯南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一断言：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无视强权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凯南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其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截然不同。美国在国际政治的严酷世界中处于劣势。我认为凯南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美国大外交》一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我的观点。然而，这些问题与这本经典著作中丰富的深刻见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凯南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权力均势。对美国而言，理想的境况就是欧洲“均衡”，或是我所说的平衡的多级体系。 [2] 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应当有少数几个大国，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国家。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陆，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换言之，当需要遏制一个国家因过分自大而试图引起不均衡时，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使用军事力量。凯南认为，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并使美国安全。因为没有欧洲大国能威胁欧洲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99）。
对欧洲和平和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是地区霸权，即一个特别强大的大陆国家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凯南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和英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推论直截了当：欧洲霸权应当“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亚欧大陆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6）。相反，如果欧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很难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驰骋——尤其是在西半球——因为它会整天担心其邻国会在美国后院制造麻烦。
凯南认为，美国依赖于英国维持欧洲权力均势，英国在几个世纪以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就是，美国“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以得天独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6）。实际上，伦敦和华盛顿都对确保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能够控制欧洲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是，由于英国在地理上接近欧洲大陆，美国能够袖手旁观，让英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负的欧洲霸权。简而言之，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英国，英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如果英国陷入麻烦，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不得不插手，帮助遏制潜在的霸权。凯南说，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政府在一战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就对英国提供援助。凯南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etente powers）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尽管美国“由于一个中立问题”参战，然而，一旦它与德国交手，就很快意识到“避免英国战败的危险”和遏制德意志帝国是当务之急（92）。
同样的地缘政治逻辑也能够解释美国在参加二战前后的行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罗斯福政府深感担忧，如果战胜苏联，纳粹德国可能会将英国淘汰出局，最后占领全欧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参战以前，美国就支持英国。实际上，罗斯福总统竭尽全力使美国参战以确保英国的生存和纳粹德国的毁灭。 [3]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二战后欧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凯南对1950年美国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提出了遏制战略。苏联从巨大的冲突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实际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哪些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均势联盟以遏制它。德国被摧垮并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被苏联军队占领。英国和法国被战争严重削弱，并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卫的帝国。这使英法将注意力和资源从欧洲转移出来。尽管美国最终将获得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帮助，但只有美国有能力遏制苏联。
《美国大外交》一书包含一个关于二战末苏联如何能够占据这样一个支配地位的深刻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二者是死对头，并都具有扩张主义的目标。虽然下定决心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希特勒无疑比斯大林更具侵略性，但是这个苏联的领导人也决意扩张到东欧。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与两个独裁者关系不好，因此无法与莫斯科合作来遏制德国。如果必要，也不能与德国合作来遏制苏联。因此，到了1939年，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
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两个“极权大国”结成联盟，那么民主国家既不能打败纳粹德国，也不能打败苏联。即使美国参战，情况也依然如此。英国和法国打败德国或苏联的唯一办法就是它们与苏联或德国中的一方结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与英法协作的极权大国”最终会占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极权国家将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得多。欧洲将不会有均势。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经典的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毫无疑问，它们支持苏联对抗德国，“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在二战结束之际，红军到达了欧洲的心脏地带（108）。那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扮作最终的平衡手，驻守欧洲对抗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的文章。
不必惊讶，凯南思考亚洲权力均势的方式与思考欧洲权力均势的方式如出一辙，尽管在凯南时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较小。20世纪上半叶，亚洲有两个大国：日本和俄国。俄国于1917年成为苏联。凯南不无赞赏地指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Poosevelt）总统意识到美国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保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用罗斯福的话说，“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61）。凯南认为，俄国作为亚洲的大陆强国，是更大的威胁。而日本作为岛国，与英国很像，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莫斯科。因此，在《美国大外交》一书中，凯南倾向于对日本持非常同情的态度（59～76）。
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亚洲再没有美国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的大国，这意味着与欧洲一样，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正如1951年凯南告诉芝加哥的听众，“我们现在继承了日本在朝鲜—满洲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74）。
也许有人会认为，凯南的地缘政治模板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没多大关系，但这是错误的。它对理解美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南。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处于一个理想的战略环境中。因为亚洲和欧洲都没有一个强国强大到足以控制其中一个或两个地区。均衡成为那个时代的秩序，正如凯南所指出的，这一事态对美国有利。另外，华盛顿在这两个地区都驻有军事力量以帮助维持和平。
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均势在可见的将来会消失。有可能成为当代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德国在未来几年将会失去权力，因为德国人口正在减少。在欧洲大陆，没有其他国家在实质上有可能比它的邻国更强大。因此，传统上在欧洲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很可能会从该地区撤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疑会谋求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亚洲。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凯南会对这一前景深感忧虑，正如他被1950年美国的战略形势所困扰一样。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
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关于遏制的文章或许是所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发表时，作者署名为“X”。因为凯南是一名有影响的政府官员，他不希望读者认为文章代表了官方政策。然而，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发表后不久，凯南就被认定为文章的作者。该文章实际上是“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精华版。千字电报是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工作时写给华盛顿官方的一份更为综合的关于遏制的文章。“长电报”让凯南在美国政府内声名鹊起，而“X”文章则为他赢得了即时的公众声望。
在20世纪40年代末，甚至他的余生，凯南撰写和讲述了许多其他有关遏制的著作。毫不奇怪的是，当遏制战略开始在杜鲁门政府成型时，有很多关于凯南在冷战早期关于遏制政策准确想法的争论。但是，我将关注凯南在“X”文章中所说的内容，而不是努力推测他可能想说的内容。我也不会试图解析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不同的内容。
有几个很好的理由解释我为何只关注“X”文章。首先，该文章被广泛阅读并对西方许多人如何思考苏联威胁和遏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请记住，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上高度不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苏联这个二战期间美国重要的盟友。其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遵循了凯南该文章中的很多药方。最后，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苏联有导致其自身灭亡的很深的弱点。其实，他对冷战何以结束作出了预言。
凯南对遏制的思考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强国，是美国一个危险的威胁。按照他的估计，华盛顿“应继续将苏联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174）。他把应对苏联比作“应对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并得出结论：应对苏联“立刻变得更简单也更困难了”。有利的新情况是，苏联更加谨慎和灵活，“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164）。不利的新情况是，苏联在其野心勃勃的追求中更为冷酷无情，因此美国遏制起来尤为困难（158）。姑且不论凯南的评论是否正确，他所说的是，苏联能与拿破仑一世的法国和纳粹德国这两个现代史上最野心勃勃的国家等量齐观。
没有证据表明，在“X”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对西欧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凯南知道苏联刚刚遭受纳粹德国的战争破坏，无法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他写道：“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有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昔了（167～168）。”凯南也意识到在冷战后期，苏联的经济状况很糟。鉴于所有这些问题，凯南总结道：“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较弱小的一方（174）。”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领导人被教育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资本主义是给社会主义找碴儿的邪恶势力（159）。实际上，这意味着，“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155）。毫无疑问，苏联人并不仅仅决心在其他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承诺在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
但是，凯南并不认为仅靠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为何苏联对大多数国家持敌对态度。他还认为，莫斯科在从事社会帝国主义。面临国内动乱的统治精英会故意引起外交政策危机，团结公众并用爱国主义激励公众，从而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特别是，凯南认为苏联领导者强调“来自外部世界的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为“保留独裁政权”辩护的好方法（156）。
非常重要的是，凯南也确信地缘政治的考虑驱使苏联扩张边界。以同样的方式，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世纪就努力追求扩张性的俄国外交政策。这一主题在“长电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从根本上源于俄国人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 [4] 这一战略观点在“X”文章中也有所表述。 [5] 简言之，凯南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帝国主义，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促使苏联领导人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野心勃勃的姿态（155）。
尽管惧怕苏联，但凯南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实际上，他相信，这些种子的发育进展顺利，美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耐心和坚定地实施遏制政策（174）。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华盛顿应当“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176）。这些评论表明，当论及对付苏联时，“X”文章的作者凯南是“鹰派”，而不是“鸽派”。
通过凯南对遏制应该是什么的观点，人们能够发现凯南作为“鹰派”人物的更多的证据。凯南主张，美国应当在全世界与苏联竞争，每当克里姆林宫领导者表现出侵略性，就对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他主张，遏制政策应当被设计为，在俄国表现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改变的反击力量来对抗（174）。他认为，苏联人能够“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制造麻烦。这意味着美国及盟友在“使用反击力量”时应当保持“灵活而警惕”（166）。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不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写了一系列报纸文章挑战凯南关于遏制的观点。李普曼的主要批评是，在全世界对苏联做出回应——正如凯南所要求的——会给莫斯科以主动性，“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无穷无尽的不可解决的困境”，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资源或耐心去处理。 [6] 李普曼倾向于关注关键的战略利益而非细枝末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这一遏制政策的替代方式称为“周边防御”和“要点防御”。 [7] 尽管凯南同意李普曼要点防御具有优势的观点，但这不是他在“X”文章中要论述的政策。在“X”文章中，凯南为周边防御政策进行了辩护，这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遵循的政策。
至少在两个方面，凯南以后关于遏制的思考与《外交事务》的文章存在分歧。1984年，在格林内尔演讲集中，他认为美国领导人犯了错误，将苏联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归给他们，匆忙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伙一样（240）。虽然这种回顾性的评价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说服美国精英相信苏联是一个与纳粹德国一样危险的扩张主义的势力方面，凯南的“X”文章还是起了关键作用。
在格林内尔演讲中，凯南还对冷战的军事化感到惋惜。尽管他《外交事务》中的文章并没有认为苏联正打算进攻西欧，但仍将苏联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凯南要求无论莫斯科在什么地方试图扩张，就要对其实施以“不可改变的反作用”为基础的遏制政策的原因。这样的言辞会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苏竞争的军事化。因此，对于遏制的军事化形式，凯南至少要付一部分责任。
20世纪40年代末期，甚至整个冷战时期，关于如何对付苏联的争论不仅仅是围绕着如何使遏制政策起作用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遏制战略的替代方案——“接触”和“击退”——这提醒我们遏制政策的采用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因此，为了替遏制政策辩护，凯南也驳斥这两个不同的战略。
接触战略假定苏联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建议杜鲁门政府以友好的方式与苏联互动，避免力图遏制苏联而产生的代价和风险。这一战略与政治左派产生了共鸣，在二战后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因为他们将苏联当作是二战中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中对苏联意图严酷的描述目的在于防止将苏联视为合作者，而不是对手。简言之，这就是为什么那篇著名的文章如此强硬的原因。
第二个选择是击退，这一策略要求美国超越遏制政策，寻找机会进攻莫斯科及其盟友。这一战略与政治右派产生了共鸣。但这一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从未获得多少支持。尽管当1950年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入共产主义朝鲜时，该战略曾被严肃认真地试用过一次。但是，这一尝试导致了灾难，因为中国随后参战，并将战争拖延至1953年7月。当时，双方恢复原状，在“三八线”两端互相对峙。毫不奇怪的是，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凯南帮助组织了CIA的秘密行动以暗中破坏苏联对西欧的控制，但是凯南反对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然而，随后凯南说这一提议是“我所犯过的最大错误”。 [8] 在其他场合，凯南是遏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美国一直在贯彻遏制政策。
所有这些与遏制有关的问题并不仅对理解冷战史来说是重要的，它们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继续令人瞩目地崛起，在未来几年这些情况将很有可能重现。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已经在讨论美国是要遏制还是要接触中国。最终会有政治右派谈论击退。遏制政策的支持者无疑会讨论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如果有关于周边防御和重点防御优势的争论，以及中国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还是一个政治威胁的争论，这并不奇怪。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一言以蔽之，遏制政策是凯南生活的中心，对遏制政策的争论具有永恒的品质。
《美国大外交》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该书用大量笔墨论述了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更加谦逊。美国人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视他们的国家为例外的——如同山巅之城——因此完全有资格领导世界，使其变成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地方。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这种沾沾自喜的傲慢达到了顶峰。或许这种傲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国务卿玛德莱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2月的一次评论。她评论道：“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比其他国家看得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有的危险。” [9]
凯南不赞同这种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呼吁“更为谦逊”的国家观（252）。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简单的事实，即他不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优越。美国或许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有道德。他认为，美国人遭受着“优越幻觉”（146）之苦。因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这对凯南来说毫无意义（186）。
凯南也支持谦逊，因为他意识到，美国为改善世界而做的努力具有显著的缺陷。作为遏制理论的创始人，凯南充分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和很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凯南意识到战争是治国之道的合法手段。然而，战争也是一项毁灭性和残忍的事业。有时战争是弊大于利，偶尔还会导致国家灭亡。对凯南而言，即使当你认为战争的理由是正义的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利也是有限的。“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他继续说道，“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199）。
此外，凯南认为，在其他国家进行社会工程是一项尤为困难的工作，美国应避免占领其他国家并进行国家建设。在他的第一个芝加哥演讲（该演讲主要论述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灾难）中，他写道，“美国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26）。
凯南反对干涉别国政治有两个理由。首先，他认为很难知道在其他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因此很难知道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事态。对凯南而言，“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146）。凯南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反映在《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中。该文章1951年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谈论到苏联前进方向问题，凯南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重要变革。但是，他强调“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207）。关于俄国未来的政府，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208）。考虑到这种极度无知，凯南认为美国不应卷入苏联内政。相反，“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187）”。
其次，凯南认为，在任何社会，内部因素最终会推动变革，外部作用者——即使他们知道在做什么（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仅能以微弱的力量影响事态。他写道，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186）。他自然地认为这一逻辑适用于俄国：“我们能够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与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209）。鉴于我们影响力和知识的局限，凯南对任何试图按照自身形象改变世界的美国计划都不抱太大希望。
“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及其助理人员开始确信，美国应当在整个中东地区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社会工程。当时，华盛顿并不缺少傲慢，尤其是2011年深秋美国军队似乎要在阿富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为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奠定了基础。布什主义与凯南关于美国要重新安排世界（尤其是通过武力）的局限性的观点正相反。因此，凯南反对伊拉克战争就不足为怪了。
萨达姆倒台后不久，对伊拉克的征服就向南推进了。几年后，阿富汗垮台。布什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废纸堆。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入侵其他国家和进行社会工程的计划。2011年2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西点军校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说，“依我之见，未来任何一位建议总统再次将大规模的美国陆战部队送往亚洲、中东或非洲的国防部长都应当‘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正如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机智地说”。
结果是：凯南是正确的，布什及其顾问是错误的。
虽然在十到二十年里，美国有可能追求一个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但是傲慢的诱惑一定会以严肃认真的方式重来。在此期间，如果大量的美国人读了凯南的书并认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谦逊优于傲慢，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得到很好的维护。
然而，很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不需要追求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可以通过更多地依靠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法来统治世界。他们批评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过分强调“大棒外交”，没有给全球规则和惯例以足够的重视。但是，凯南不认为国际法会给美国外交带来多少希望。实际上，凯南认为美国犯了“过度守法主义”的错误，这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无穷麻烦的根源（《前言，1985》，第3页）。
然而，凯南并不认为国际法毫不相干或百无一用。他认为国际法是虽然有益但作用有限的外交工具，可以行使“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的教化者”的职责（76）。换言之，国际法有助于磨掉美国外交政策的棱角，稍微使国际政策显得不那么残酷。因此，无需惊讶的是，凯南在1985年评论道，“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前言，1985》，第4页）。
让我们回到贯穿凯南芝加哥演讲的核心问题：为什么1950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麻烦要比1900年更多？具体地说，为什么美国全神贯注于在全球遏制苏联，而五十年前美国却根本不用担心大国政治？
当然，凯南认为，这种令人惋惜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权力均衡发生的根本变化。1900年欧洲是多极的，没有大陆强国有能力成为地区霸权。与之相比，1950年，苏联显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能力联合起来遏制苏联。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这么做。
然而，凯南希望挖掘深层原因以弄清是什么引起了欧洲权力均势这种令人烦恼的变革。他提出的答案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
当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凯南并不重视民主。他告诉他的芝加哥听众，“有时，我怀疑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他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94）。他认为，自由民主的问题是按照与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原则行事，这导致他们采用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凯南认为民主与关于国际法和正义有关的事情紧密相连。
凯南认为，美国人是“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76）。在他看来，美国人痴迷于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136）。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对法律和道德的迷恋会促使民主国家在战争中赞成无条件的投降，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之间的冲突转变为完全或绝对的战争。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决定性地击败对手并运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民主国家几乎不能发动有限的战争。
对凯南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国际政治的头等大罪，正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要求如此的。“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过去，没有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了；未来，没有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伤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待国际事务的（美国）方式的基本错误（145）。”他主张，问题的根源是，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理想基础之上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认为“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143）。一旦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这样思考：“为了理性的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情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度的目的而使用武力”（120）。
读者们或许想知道凯南是如何将自己关于民主和完全胜利的观点与1900～1950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的转变联系起来的。他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一战期间的简单事实，对凯南而言这也是现代的中心事件：“我们在西半球安全的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80）。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都是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战”，它们自然地“变得仅仅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89）。它们于1918年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粉碎了欧洲的均衡并反过来导致了二战和其后的冷战。
但是，对凯南而言，问题并不是一战后德国发生了什么，而是欧洲其他大国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德国受到羞辱并因“战败而感到痛心”，但是，“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俄国已被削弱，不能作为一个“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此外，“奥匈帝国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97～98）。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最终摆脱了《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枷锁，德国变得强大且愤怒，难以被其衰弱的邻国遏制。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后，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凯南认为，如果同盟国追求对德国的有限的胜利，那么就有可能维持欧洲平衡的多极化，那么二战和冷战就永远不会发生。这一结果不仅有助于欧洲的和平，也有益于美国的安全。但是，美国由于在一战中奋力争取对德国的完全胜利而破坏了自己的安全。“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95）。
对凯南而言，美国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法律—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植于美国的基因里。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同的民族之间没有很深的敌意，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一个不受国际暴力困扰的有序的世界”。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138）。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解决危机通常包括找到正确的“制度框架”来应对（138）。那些不以这种方式看世界反而追求侵略政策的离经叛道者很显然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应当被杀死——不只是被惩罚——以便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
然而，该问题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公众舆论。当涉及理解外交政策时，凯南对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他认为他的大多数同胞单纯且容易操纵，尤其是当精英们利用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来影响他们的时候。他警告说，公众“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133）。正如人们所想，他认为每当美国开战时，美国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会破坏权力平衡、破坏他们自己的安全，正如一战中所发生的一样。
凯南说，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公众也很善变。他写道：“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之中”（93）。领导者则是坚持努力回应公众的幻想。他认为，“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133）。
结果就是，凯南认为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家应当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待之以尊重……我们可以大大地帮助自己”（134）。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仅会追求有限的胜利，这有助于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均势，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这是凯南的希望，但是凯南意识到美国民主已经扎下根来，美国不会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心里有太多强烈的偏见和成见”。“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134）。无论如何，他最后在《美国大外交》中说，他宁愿生活在弊病诸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下。“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105）。在凯南的叙述中，在未来很多年里，或许是永远，美国注定要对外部世界继续实行被误导的政策。
凯南关于1900～1950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叙述是有缺陷的。不仅他的论证中有逻辑错误，而且他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出的论据与他关于美国应在世界各地如何行动的主要主张相矛盾。虽然毫无疑问，领导者通常会运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描述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这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行为的一种掩护。与凯南认为的正好相反，美国政策的制定者非常关心欧洲和亚洲权力的均势，几乎不受强烈的道德主义或守法主义驱动。
这并不是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与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方法是协调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纳粹德国作战，以及在这场破坏性的冲突后帮助西欧重建。但是，在这些情况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华盛顿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与权力均势有关的预测而驱动的。碰巧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容易会遵循权力政治的命令，不过会给自己的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但是，当两种逻辑相冲突时，美国领导者不可避免地会将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例如，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希望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紧密合作以打败纳粹德国。
凯南关于民主对美国外交的不利影响的论点有两个逻辑错误。首先，民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常数；在1900年和1950年，美国显然是民主国家。正如凯南断言，如果民主总是产生被误导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在1950年遇到的麻烦应当与1900年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他叙述的，相反，他强调在那五十年里，美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这不能言之成理，虽然一个因素恒久存在——在这个案例中是民主——不能解释任何形式的行为的变化，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凯南关于民主的局限的论点只有在美国进行大国战争时才会适用。因此直到1917年4月参加一战，美国的麻烦才开始。他没有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但是即使做出了，这场冲突也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变成了全面战争。有人或许会用这一主张来反驳这一观点，即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冲突之中，它们应当为把战争转变为殊死搏斗负责。但是，这种反驳也是失败的。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德国与俄国）的战争目的没有本质区别。由于下面讨论的原因，所有的大国都决心要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简言之，民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战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其次，凯南认为，华盛顿不可能有明智的外交，因为公共舆论束缚了决策者的手脚。但是请记住，在凯南的叙述中，公众是很容易被操纵的，所以美国领导者说服他们的同胞接受某些特殊的政策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公众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从凯南对公众变化无常的讨论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写道，“我们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意味着公众会受到鼓动从而轻松地接受自由主义的政策（133）。但是必须有人操纵公众，这个人应当是美国精英，虽然他从未这样说。简言之，如果公众是反复无常的并且容易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影响，那么公众舆论就不是做出英明决策的一个严重障碍。
凯南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理想为指导的。凯南自己的论据也与这一主张不符。细想一下他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以及在那个时期美国是如何与亚洲的权力均势联系起来的，就会知道。
“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29），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和1900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美国清楚而响亮地说，他决心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阻止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
当然，海约翰是将该政策作为美国支持国际正义的一个案例而兜售的，因为“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错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45）。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正如凯南清楚指明的一样，因为欧洲各国和美国都没有在亚洲遵循门户开放政策（46～53）。
但是，这些原始事实对大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听起来高尚的政策不起什么作用。正如凯南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的观念……即这是对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52）。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努力确保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亚太地区。凯南没有忽视这一点，他指出，“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就认为在日本和俄国之间维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60）。考虑到当时俄国是控制那一地区的更大的威胁，“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62）。然而，每当日本威胁要破坏亚洲均势时，美国就采取行动遏制日本。例如，一战后，美国插手，“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69）。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罗斯福政府就采取行动阻止日本帝国控制亚洲。
美国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在亚洲的现实主义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这促使凯南写道：“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65）。”他继续说，“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65）。实际上，凯南怀疑，这种实践与言辞之间的明显脱节必然会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心”（66）。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国家的领导者意识到美国领导者善于给他们精明的行为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简言之，贯穿1900～1950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红线”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国际政治的法律—道德主义方法。
人们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的证据也不支持凯南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受到民主意见影响的主张。例如，凯南指责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的行为，大意是说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理解上更深的错误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从事的军事冒险的态度”。他接着说，“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于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126）。
尽管罗斯福不是一个完美的统帅，但是他在二战中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重大错误。很难想象有人会做得更好，实际上，凯南并没有攻击罗斯福。例如，他意识到，“苏联在西欧建立军事力量”并不是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以及其他任何与斯大林的会议上行为的结果。“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他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121）。
凯南似乎认为，在1944年仲夏之后，很显然当时希特勒已经被彻底压倒了，罗斯福本该对斯大林更为强硬一点。他建议，总统应当停止对苏联的租借。但是，他随后承认，“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125）。凯南的评价是正确的。
公众舆论对罗斯福如何参与二战有什么影响？凯南不能证明，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面前追求无条件的投降要归因于美国的民主。他说他宁愿少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承认：“实际上，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125）。
二战期间，公众舆论确实在一个例子中起过作用，但是凯南对此关注很少。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年，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孤立主义情绪，束缚了罗斯福对付纳粹德国的手脚。总统极度渴望地想让美国参与战争，但是就是无法在美国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条件下获得足够的人民支持介入战争。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公众情况并没有像凯南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受法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影响。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国公众不愿意参与对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正反映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和自私的观点。
总之，凯南没有提供多少证据表明，民主阻碍了美国在二战中以及1900～195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中的表现。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些岁月里美国偶尔也犯错误。因此无须惊讶的是，凯南1984年在他的第二次格林内尔演讲中评论道，“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236）。
与1900年相比，1950年美国在一个更为困难的战略环境中运转，这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权力均势的变化没有任何控制力。 [10] 1870～1945年德国的崛起是1900年以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消失的首要原因，它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人口和财富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
当凯南认为在欧洲或亚洲存在潜在霸权对美国不利时，凯南是正确的。但是，公众舆论——他的眼中钉——和精明的美国外交都没有能力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权力结构。因此，即使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凯南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在1950年也会以大致同样的战略环境而告终。外交会起作用，但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比凯南想象的要小。
有人或许会认为，我没有理解凯南的要点：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才导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要对将一战——对凯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冲突——推向极限负责。
然而，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权力均势。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的事实与民主没有多大关系，而与民族主义有很大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凯南很少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及民族主义。
在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在欧洲登场之前，大国战争在范围和手段上都是有限的。这些冲突，包括当时的王朝国家，是凯南喜欢的战争类型。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国家，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公民愿意参军甚至是在极端紧急时刻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种愿意为国效劳的意愿意味着各国军队往往规模较大，并拥有充足的耐力。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常适合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当大规模军队相互冲突时，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结果就是“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 [11] 这种敌意几乎可以确保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勃然大怒，以至于它将要求绝对的胜利，拒绝协商解决。
这一事态由于这一事实而变得更糟，即政府通常不得不动员其公众为赢得大国战争的胜利而做出巨大牺牲。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公民必须被说服去参军并有可能为国家而牺牲。领导者激励民众进行现代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邪恶的象征而且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应当指出，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凯南所设想的民主国家。然而，这样做使通过谈判来结束一场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与一个被认为是魔鬼化身的对手谈判呢？竭尽全力果断地击败对手并使对手无条件投降，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双方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将排除任何协商妥协的希望。
凯南认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全面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美国对这些重大冲突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到战争取得的这种绝对完美的状态，人们或许会怀疑战争的绝对性质这一概念中是否有任何真理可言。”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实际上是试图“掌握现代绝对战争的所有破坏力的思想”。 [12] 实际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的主要目的是使文职领导人相信：当战争具有良好的政治意义时，他们应当尽最大努力限制战争。与此同时认识到在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自然倾向就是将战争本身升级到绝对或完全的形式。 [13]
同样的因素在一战中再次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这场冲突的所有大国——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都决心战斗到自己崩溃，或是希望对方首先崩溃。总之，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激起了现代国家追求决定性胜利和无条件投降的愿望。抱负使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限制战争变得困难。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沃尔格林演讲和冷战早期的《外交事务》的两篇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核武器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45年以来对美国外交的深远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什么能够解释这种显著的遗漏？
凯南讨厌核武器，认为核武器没有可取的价值。虽然他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是似乎他对美国1950年战略环境的悲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事实，即美国拥有核武器库，苏联正打算有一个。因此，人们希望在凯南当时的公开评论中会论述核问题。但是，他没有。“因为在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顾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他继续说，“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前言，1985》，第2页）。平心而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
凯南忽视民族主义和核武器——两个对当代国际政治最强有力的影响力——的事实表明，凯南在何种程度上对现代世界都不再抱有幻想。他更喜欢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大国相互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在那里，外交家有更大的空间去操纵，与民族国家的世界相比，外交家对事件的过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凯南渴望的是外交这个词在“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141）。
然而，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不管怎样，民族主义和核武器是现在所要说的。没有理由认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消失。
虽然凯南没有抓住这种强大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提供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政治更为普遍的本质的非凡洞见。关于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各地的事件的限度，他也有一些明智的见解。对于任何认真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现状以及在未来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怎样的人来说，《美国大外交》仍然是一本具有持久相关性的著作。有人怀疑，该书在近年并没有被广泛阅读——当然也没有被我们近期的外交政策灾难的任何一个创造者所阅读。但是，人们希望这个新版本会纠正现状，使凯南持久的洞见再次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提供思考。
[1]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Sixtieth-Anniversary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本文所引页码为这一版本。
[2]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Norton，2001），45.
[3] Marc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A Guide to Metho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4.
[4] Kenneth M.Jensen，ed.， 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Kennan，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 ，rev.ed.（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1993），20.
[5] 1917～1989年的苏联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受其对相对实力的算计的推动，而非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上——不光彩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参阅Mearsheimer， Tragedy ，47-48，190-202。
[6]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Foreign Policy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1947），23.
[7]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57-58.
[8] Tim Weiner and Barbara Crossette，“George F.Kennan Dies at 101；Leading Strategist of Cold War，” New York Times ，March 18，2005.
[9]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Albright，Interview on NBC-TV The Today Show with Matt Lauer，Columbus，Ohio，February 19，1998，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http：//secretary. state.gov/www/statements/1998/980219a.html.
[1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Random House，1987），Chaps.5-7.
[11]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and ed.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89.
[12] Clausewitz， On War ，580，584.
[13] Clausewitz， On War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