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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来访者梅根发现自己不孕时，她整个人陷入一种深不见底的沮丧。直到诊断结果确认之前，她都不肯相信自己无法完成做母亲的心愿。随之而来的是完全崩溃。就好像有人告诉她，她的生命只有几天了一样。
她来见我时显得很憔悴。我建议她领养或者做试管婴儿，她都不能接受。无法做母亲这个事实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成为母亲唯一合法的途径就是在没有任何人工辅助的情况下生下自己的孩子。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让她放下了这个假定的身份，让她发现自身的价值不仅仅是生育的能力。她最终收养了一个女婴，并逐渐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去爱。
梅根的故事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她的思想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女性。在我们潜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们对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有某种愿景。当这个愿景没有实现时，就会经历一种核心身份丧失产生的冲击，会有一种心都死了的感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生活毫无意义。我们不能成为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那我们是谁呢？
梅根的困惑可能或多或少也在你的心中回响过，那个问题在心头萦绕不去：如果我没有成为我该成为的角色，那我到底是谁？没有了妻子、伴侣、姐妹、母亲、女儿、朋友这些身份，我是谁？
就在前几天，我给一位因为女儿的焦虑问题而忧心忡忡的母亲做咨询，她叫凯特，对我哀叹：“我女儿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她既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也不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既不是最苗条的人，也不是最受欢迎的人。她经常自暴自弃，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为女儿自轻自贱而感到悲伤的母亲。很多年轻女孩不知道“作为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前，如果一个女孩圣诞节后胖了几公斤，也许只有她奶奶会评价两句，而现在，拜社交媒体所赐，全世界都可以对她指手画脚。结果呢？女孩变得比以前更困惑了。
我有一个十六岁的来访者名叫艾莉森，她坚定地认为，如果她妈妈知道她有男朋友，肯定不赞成。“她把我当成了木偶。她认为我对男孩都一无所知，就不该对男孩产生正常的感情。就因为她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喜欢男孩子，她觉得我也应该和她一样。这太气人了，只要叫我出去玩的是男孩，她就绝对不同意，因为她认为这样很不合适。”
我问她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她回答说：“我就在她面前假装，一装到底。我只要出去玩就要编瞎话。现在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假象。我要去见杰克时，就会告诉妈妈我去丽贝卡家，这意味着丽贝卡也得陪我撒谎。我别无选择。我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可我妈妈完全不知道。”
我们就这样因为父母和文化而学会了说谎。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所有人无一不是从小就学会了撒谎的。区别在于，有些人变成了谎言大师，有些人则偶尔说说谎。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意识到，说真话实在是一种太过危险的做法，会遭到排斥、驱逐、拒绝甚至抛弃。孩子一早就发现，说真话并不像以为的那样高尚。说出真相往往代价惨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头脑中被灌输了越来越多的规则，说真话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关于说谎这件事的真相就是，它会侵蚀我们的内心，在灵魂层面撕裂我们。它使我们过着双重或三重人生，导致我们不仅在面对说谎对象时，而且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都压抑着真实的自我。每当真实的自我被埋葬，我们就在背叛自己。那个真实的自我越埋越深，我们越来越不信任一切，与内心的脱节也越来越严重。那个真实的自我会发现，我们没有伙伴，没有后盾。然后，灵魂就会陷入巨大的黑暗，这种体验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抑郁。在灵魂层面，抑郁其实就是一种深深的自我抛弃的感觉。
在我的女儿玛雅大约十二岁的时候，我和她父亲对她进行了一番“教导”。我们试图向她解释她做错了什么。她听得很认真。我以为她听进去了，认为自己的做法很正确。结果，在我们说完之后，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说：“二位，知道吗？我刚意识到，我不必非要赞同你们俩的意见。事实上，你们的意见无关紧要。”说完她就走出了房间，只剩下我们俩张着大嘴，呆若木鸡。
“到底怎么回事？”我丈夫脱口叫道，他简直气疯了，“我这就把她叫回来，得让她明白，不能这样跟我们说话！”他认为她非常无礼。我本来要依言照办，但还是忍住了。我沉思了一会儿，意识到女儿说的话实际上体现出我们有意识培养的一个目标，其中包含了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该拥有的宝贵的洞察力。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听进去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话。真相就是，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的观点本来就应该越来越与他们无关，我们本来就该认真地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和心灵。我们应该在他们的意识中逐渐淡化自己作为“中心人物”的地位。当他们开始自己的人生后，他们就成为自己人生之旅的主角，变得强大而坚定。他们没有必要顾及我们的感受。
这是大多数父母难以接受的事实。我们最终没有批评玛雅，因为当我们反思她的话以后，发现她并没有说错什么，只是我们的自尊心不能接受而已。她只是说了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