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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是追溯槟榔历史的可靠信源。其实不单是研究槟榔，当我们要研究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亚的各种历史时，以中文书写的历史文献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中国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记载，因此许多西方史学家在研究东方历史的时候总要引用一些中文历史文献。历史书写传统并不是每个文明都拥有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相当罕有的传统。虽然每个人类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拥有独创文字的族群屈指可数，能够将书写的文本系统保存下来的文明更是少之又少。虽然今天的人们对于“历史”这种存在都习以为常，但只有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独创性地创造出了专门书写历史的传统。
汉武帝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今江西南昌），下横浦”，
于公元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回师长安（今陕西西安）时带上了大批南越国特有的热带植物，其中有槟榔、棕榈、荔枝等，并将其种植在长安附近的扶荔宫。槟榔首次出现在汉字文献中，是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里：“留落胥邪
，仁频并闾
，欃檀
木兰。”仁频的用法仅见于此，该词应来自爪哇语槟榔jambi的音译（参见第一章末）。这一段中所描述的都是热带植物，大约是当时中原人所能接触到的最罕见的异域品种，铺陈以夸耀上林苑囊括奇珍。
《三辅黄图·卷之三》明确记载了汉武帝移植南越草木到扶荔宫之事：
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蔗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
根据考古发现，扶荔宫遗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芝川镇芝川村东南，并不在上林苑
的地理范围以内，但可能在管理上隶属于上林苑宫苑体系。
根据《上林赋》《三辅黄图》《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华夏民族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首次接触到槟榔，尚不确定当时是否已有汉人开始嚼食槟榔。与印度文献记载的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有人开始嚼食槟榔相比，时间相距不远，而印度略早。不过考虑到印度的历史记载常常脱漏而不完整，中国的历史记载又特别翔实完备，故可推测南岛语族将槟榔传至印度文明应该是比传到华夏文明要早一些的。
从《三辅黄图》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对攻破南越以后获得的南方奇草异木是很上心的，专门营造了一处皇家园林来种植热带植物，还起名为“扶荔宫”，由此可见其想吃新鲜荔枝的心情是多么迫切。这个行为倒有些类似于后来英国人征服了大片热带殖民地后在伦敦皇家植物园林——邱园——中建造棕榈屋（Palm House）。不过邱园是以玻璃温室培育热带植物的，汉武帝则没有这种设备，结果辛辛苦苦从南方移植来的热带草木“无一生者”，还要“连年犹移植不息”，“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简直是人道惨剧。
汉武帝攻灭南越国后得到了槟榔，可知南越国在此时已有槟榔种植，而槟榔又非南越国土产，而是源自东南亚等气候更加温暖的地区。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的考古发现显示，菲律宾群岛在公元前2660年前后已有嚼食槟榔的情况，而台湾岛南部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也有居民开始嚼食槟榔。笔者据此推测，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比较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某个部落携槟榔渡海到岭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越南北部）定居。不过，这种猜想并没有确实的考古学证据来证实。笔者查阅了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资料，没有发现嚼食槟榔的证据；南越王墓出土的器物中，也没有与槟榔有关的。但南越国的多数居民——百越，与南岛语族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
我国许多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讨论过百越民族与南岛语族之间的关联，基本的共识是百越民族与南岛语族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李亦园指出，“南岛民族和马来人系民族都是从我国南方逐渐往南迁移，即沿着中南半岛河谷由北而南，然后再经由马来群岛由西往东而定居下来的”
。林惠祥指出，“马来族在体质、史前遗物、风俗文化等方面都有相似的特征”
。凌纯声论证了古代百越与南岛语族所共有的十种文化特征，分别是祖先崇拜、家谱、洗骨葬、铜鼓、栏杆、龙船、凿齿、文身、食人与猎首、洪水故事，他说这十种文化特征“今在南洋的印度尼西亚系土著中分布甚广，而在中国大陆上古时代百越民族或其在今日的遗民中多可见到”
。杨式挺通过考古发现总结出百越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有肩石器、有段石器、大石铲、石钺、几何印文陶器、铜鼓、二次葬、悬棺葬、拔牙风俗、善用舟船、干栏建筑、断发文身，
这些文化特征——除了铜鼓以外——在南岛语族的史前遗迹中几乎全部可以找到。
百越，其实是华夏民族对南方诸多民族的他称，这些较为原始的民族确有许多的共性，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共同的文化特征。但百越各部落之间也是自相攻伐，常年不息，即所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
。从族属上来说，百越可能分属于两大系统：一是与中南半岛诸民族同源的南亚语系与壮侗语系诸民族，二是南岛语族。百越在秦统一中原之际尚处于社会发展的“部落”到“部落联盟”阶段，还没有出现国家的政治结构，在文化时代上也止于青铜时代（海南岛仍在石器时代），尚无铁器。百越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中国古代按地理位置大致将岭南地区的百越自东向西分为南越、西瓯、雒越（骆越）、越裳四个部分，但即使在每个地理区域内，也存在不同族属的部落。鉴于存世资料有限，我们虽然知道百越是一个模糊的他称，但进一步的细分尚难以进行。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随后，屠睢率领50万秦军南征，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对百越的全面战争。对于这次南征的历史解读，笔者与前辈学人颇有相异之处，虽与槟榔无甚关联，亦记于下。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屠睢的战争策略是进攻性的，主要的攻击目标是今广西北部的西瓯部落联盟，他的作战前线要塞在镡城之岭（今湖南靖州西）和九疑之塞（今湖南宁远南），预备部队驻扎在番禺之都（今广东广州），保障补给线路畅通的部队驻守在南野之界（今广东南雄大庾岭），后备军力集结在余干之水（指赣江，集结位置可能在今江西赣州）。
从上述引文中五军部署的位置可以看出，这已经是战争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的态势，屠睢的部队已经突破了南岭，抵达了番禺。所谓番禺，可能是指海外商人侨居之地。
也许在先秦时代番禺已是颇具规模的市镇了，因此说“处番禺之都”，番禺已有一定的城镇规模，且转运方便。凡大规模战争必以粮草供应不断为重，古代运输以水路运输最为便捷，屠睢的进攻线路是沿水道前进，他很可能沿着赣江——章水一路南下，过大庾岭后进入浈水—北江水道，顺江而下攻克番禺，然后在番禺建立补给基地。在古代战争中，大部分的兵力必须沿途布置以保障补给线的畅通，真正在前线作战的兵力并不多，从今江西大余的赣江水道到今广东南雄的北江水道之间还有一段长约20千米的山路，在这段山路上主要依靠人畜力搬运粮草，因此“南野之界”的兵力应该就是负责转运粮草的。前人多以此五军为五路进击之军，须知“塞”“守”“处”“结”等字不是空写。
屠睢的计划是从赣江运输兵源和粮草，翻越大庾岭，再入北江顺流而下到今三水，然后转入西江、漓江运输到今桂林补充前线。然而这条补给线路太远了，战争的艰难程度超出预期——“三年不解甲驰弩”，导致负责补给的“禄”补给转运困难，于是屠睢下令开凿贯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以便粮草更快地抵达前线。备齐了充足粮草的屠睢在公元前214年进军，击破西瓯部落联盟军，击杀部落联盟首领译吁宋。但是西瓯部落联盟并没有因为战败和首领阵亡而投降，他们转向山林之间藏匿，与野兽为伍，继续攻击秦军。他们推举了新的部落首领“桀骏”，并在一次夜袭中大破秦军，数万秦军战死，主将屠睢阵亡。
公元前214年，任嚣继任为主将，吸取了屠睢进攻失败的教训，他的战略主要是防守性的。他把剩余的兵力收缩到今广东的平原与河谷地区，建立了四个县，分别是番禺、博罗、龙川和四会。任嚣任命他的副手赵佗为东江水道交通要冲龙川县县令，筑城防守；自己镇守番禺县，筑番禺城（史称任嚣城），城址在今广州市仓边路一带，这便是广州建城之始了。从任嚣的部署上我们可以发现，他将运输补给通道从原来的北江水道改为了较远的东江水道，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在屠睢战败以后，西江流域已经全线失守，连北江流域也守不住，只好退守最东边的东江水道，筑城防御，勉力支撑在岭南的危局。在这种局面下，任嚣竟然还向中原王朝报捷，声称自己已经“平定南越”，并且请示朝廷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要求增援。
（始皇帝）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公元前214年的始皇帝已经相当膨胀，朝廷得了捷报，不来过问细节，只送了些补充兵员给任嚣，两下欢喜。笔者认为所谓象郡根本就是没影的事，桂林郡是屠睢得而复失的，这两郡不过是虚设，任嚣的实际统治范围大约就是南海郡的番禺、博罗、龙川和四会四县。
任嚣在南越的收缩战线防守策略是务实而有效的，秦帝国南方远征军没有因屠睢战死而落得溃灭的命运，反而在南海郡四县逐渐站稳脚跟。到了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任嚣去世，临死前任命赵佗接任南海郡尉。
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在任嚣死后封闭了岭南与中原沟通的三个关口，分别是横浦（今广东南雄）、阳山（今广东阳山）和湟溪（今广东连州），这三个关口都是通往北江水道的，可见从公元前214年到公元前208年间，任嚣在世时北江水道已经基本恢复畅通。
关于赵佗实际掌握的军事实力，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史料一窥究竟：
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这里所列的史料过于简略，说始皇帝派遣赵佗攻打百越，实际上主将是屠睢，赵佗是其从属。赵佗“止王不来”是称王不再回来的意思，这应该是任嚣去世后发生的事情。赵佗向朝廷要求遣发未婚女子3万人，婚配给远征岭南的中原士卒。这里的秦皇帝应该是指秦二世，同意给一半数量，也就是1.5万名女子。秦朝时出征的将士是不允许携带家眷的，赵佗在这里请求谴发3万名女子，可见其手下仍存的中原士卒人数大概也就在此数。当年（公元前221年）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征，经过在广西北部的兵败，损失了数十万兵力，到任嚣时期兵力可能仅剩十余万人，到了赵佗掌权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08年，经历了13年的远征，即“与越杂处十三岁”
，即使是出征时18岁的男子，此时也已经31岁了，岭南疫病加上战斗不息，存活士卒总数也只在3万上下，再不婚配孕育下一代，赵佗手下就要无中原人可用了。就以任嚣和赵佗手上的兵力情况来看，不要说进击百越部落，就是自守也捉襟见肘。秦二世承诺要遣发的1.5万名女子，史籍没有记载最后赵佗真正收到了多少，以当时中原混乱的局面来看，能不能召集到这么些女子都很成问题，更不要说路上还必有疫病伤亡。因此估计所余数万秦军士卒还是要娶当地越女为妻的，在这种情况下，赵佗治下的岭南人口应该仍是以越人为绝大多数。
史籍中再次出现关于赵佗的记载已是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其时陆贾出使南越国，争取到了南越国对汉帝国名义上的从属关系，陆贾此行还写下了《南越行纪》一书，是首次向中原人介绍南越的第一手资料，可惜此书已轶。从赵佗割据自立的公元前208年到公元前196年已经12年了，赵佗从任嚣的防守策略出发，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融入百越的策略，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和辑百越”。陆贾见到的赵佗是个什么样子呢？他“魋结箕踞”
，书称“蛮夷大长”
，东汉学者王充说“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
。陆贾也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
。赵佗这个时候已经宛若一个南越人，发髻梳成锥形，双腿叉开坐着，遵从南越人的生活习惯，也取得了南越人的支持和信任。不过赵佗只是在外表上亲近南越人，他的文明程度及其所建立的行政体系并没有退化到部落联盟的阶段。从考古发现和史料上来看，赵佗在岭南建立了仿效中原王朝的集权政治体系，对广东中部的统治核心地区实施了简化的律法，建立官僚制度，征实物税，征兵，开垦土地，推广了铁器和畜力的使用，也是广东使用文字的始祖。
对于南越周边的其他百越部族，赵佗采取了使其成为自治附庸的策略，“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
。《交州外域记》中有记载（原书已轶，此据北魏《水经注》之引文），“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诸雒将主民如故”，当具有传说色彩的“安阳王”进攻雒越时，南越王还出兵保护了自己的附庸。
到了南越国后期，越人的血统已经进入了南越王国的统治阶层，广州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国君文王赵眜墓出土了一枚“赵蓝”覆斗钮象牙印，与“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同出一棺，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印章以黄金为质，且汉代以右为尊，这说明右夫人应该是诸妃之首。“赵蓝”象牙印是右夫人的人名章。
赵蓝之名很可能是蓝姓女冠夫氏赵，如春秋时期的美人夏姬原本是姬姓女，后来嫁夏御叔，以夫氏“夏”加本姓“姬”而合称夏姬。
蓝姓是百越大姓，以百越女子为诸夫人之首，可见越人在南越王国统治阶层中的地位。南越文王赵眜于公元前122年去世，南越第三代国君明王赵婴齐自长安归国继位，赵婴齐去长安前先娶越女“揭阳橙女”，生长子赵建德，即“越妻子术阳侯建德”；后来赵婴齐在长安做侍卫的12年间又娶了一位中原女子“邯郸樛氏女”，生次子赵兴，赵兴被立为太子。赵婴齐于公元前113年去世，樛氏所生之赵兴继位，樛太后掌权，对汉朝极为恭顺。次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叛，杀赵兴及樛太后，立越女所生的赵建德为君。
由此可见越人势力在南越国王庭中的地位不可撼动。此事引发汉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南征。公元前111年，历经五代存在了93年的南越国被汉军所灭。越人丞相吕嘉的家族子女，皆与南越王室子女联姻，“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
，到了南越国晚期，吕嘉的实际政治权力比南越王还大。吕嘉最后被汉军俘获并处死，汉武帝在出巡至汲县新中乡时，收到吕嘉的首级，大喜，改新中为获嘉，升格为县。
获嘉县至今仍存。
以上秦汉时期从秦帝国南方远征军（公元前221—公元前208年）到南越国（公元前208—公元前112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屠睢南征，以攻击策略入侵南越，取得一定战果后败死。公元前221—公元前214年，凡七年。
第二阶段：任嚣继任，以收缩防守策略巩固南海郡四县，筑城立足。公元前214—公元前208年，凡六年。
第三阶段：赵佗自立，自称“蛮夷大长”，从南越之风俗，行中国之制度，是越化汉人之南越国。公元前208—公元前137年，凡七十一年。
第四阶段：吕嘉主政，越人成为统治核心，是汉化越人之南越国。公元前137—公元前112年，凡二十五年。
秦汉帝国两次征服南越，时间间隔了100多年，从一开始决绝的武力对抗，最后走到了“和辑百越”的和平融合道路。汉武帝征服南越国以后，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派遣中原官吏，在本地越化汉人的协助下较为有效地统治岭南地区，核心区域在南海郡、苍梧郡；在比较偏远的雒越、西瓯、越裳仍实施“自治”，不收税，即《史记》所载的“番禺以西至蜀南者新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然而即使是这样，也还是“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
。到东汉光武帝时才开始渐渐地在部分地方开始征收赋税——“使输租赋，同之平民”
，结果很快造成了南方的动乱局面。汉帝国再次对岭南地区用兵，是在汉武帝南征之后151年，即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征氏姐妹起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领兵征讨。马援在公元42年于浪泊（今越南仙山）大破征氏，在公元44年前后平定交趾、九真、日南的起义，回师洛阳。从此交州进入了较为平和的发展阶段，人口和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得到的槟榔，很可能是南越国的中原人早已熟悉的百越物产。赵佗曾有意地融入和接纳百越风俗，假如那时候百越部落中已有嚼食槟榔的习惯，那么在赵佗以身作则地学习百越风俗的表率下，其余的中原人也会学习这种习惯。因此虽然没有具体的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的证实，笔者仍然相信在南越国时期的岭南地区，无论是本地的越人还是从北方来的中原人，都很可能有了嚼食槟榔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