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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粗略地有了三大类工作：有用的工作（其中有些属于“狗屎工作”）、狗屁工作，以及少量险恶阴暗的工作（诸如黑帮分子、恶劣房东、顶级企业律师或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等，这些人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事实上也不会对此进行任何掩饰）。
我想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都可以说这份工作的从事者是最清楚自己从事的工作该归到哪一类的。接下来，在开始使用类型学（typology）进行论述之前，我想先澄清几个常见的误解。如果你把狗屁工作的概念丢向一个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词的人，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狗屎工作”。然后你解释了一下，他可能会联想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他或者会假设你谈论的对象是政府官员，或者如果他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的忠实读者，他可能会以为你在谈论理发师。
先讲讲官员，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讲清楚。我相信没人会怀疑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毫无用处的官员。在我看来，重点在于，当前社会中毫无用处的官员不仅泛滥于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也同样普遍。你在银行或者手机经销店看到某个让人恼火的、穿着西装的小个子男人在那儿大声宣读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的概率，不比在护照办事处或规划局看到这种情况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官僚甚至越来越纠缠不清，以至人们往往很难把两者分清。本章开头我选用的例子便部分出于上述考虑。开头案例中的男子（库尔特）在私营公司打工，而这个私营公司和德国军方签有合约。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狗屁工作大都存在于政府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也反映出市场化改革如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官僚作风。
正如我之前出版的《规则的乌托邦》（
The Utopia of Rules
）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跟银行抱怨它们的行政系统中有推诿搪塞的现象，银行可能会说这都是因为政府规章制度造成的，但如果你追查这些规章制度的源头，会发现大部分规章制度都是银行自己制定的。
但是，目前人们脑海中有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政府机构必然是臃肿的，里面的行政级别必然冗余，而私营企业则是精简高效的。这种想法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不管反向证据有多少，似乎都很难被动摇。
无疑，这种错误看法部分源自对苏联等国家的记忆。苏联当时的政策是全民有工作，这就必然导致许多岗位是被硬生生添置的，而不管这个岗位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所以最后苏联的情况是，你去商店里买块面包需要经过三个服务员；不论什么时候，马路上的施工工人总有2/3的人没有干活，他们要么在喝酒，要么在打牌，要么就在打瞌睡。人们一直认为此情此景不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多竞争公司呢，怎么可能会有私营企业花钱去雇用不需要的人呢？关于资本主义，人们常常吐槽的事情绝非冗余，而是太过追求效率。人们觉得私营公司无休无止无情地逼迫员工，不断给员工加任务，不断要求大家提高效率，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员工的工作。
显然，最后这一点我不否认，情况常常也确实如此。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掀起并购狂潮以来，企业精简裁员的压力和提高效率的压力确实大为增加。但这种压力几乎全部让金字塔底部的员工承担了，被裁的是那些真正在生产、维修和运输一线的底层员工。可以这么说，那些上班被要求穿着统一工作服的人最可能受到这份压力的冲击。
联邦快递以及联合包裹的快递员，他们的工作是公司根据“科学高效”的方法设计安排的，快递员每天都累到爆。但是这两家公司管理层的日常工作，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追溯到管理层效率崇拜的致命弱点（如果愿意，你还可以称之为“效率崇拜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管理者试图想出最省时省力的科学工作方法，并将它们应用到员工身上的时候，他们从未将这套科学工作方法应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即使应用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也会发现效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于是在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当蓝领工人承受着无休止的残酷压榨和失业威胁的时候，毫无意义的行政管理岗位却一直在急剧增加。这些公司在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无休无止地挤干工厂车间里最后的一滴油，然后将节省下来的燃料倒到办公室里，在毫无意义的岗位周围再添置新的浪费（后文我们会看到有些公司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毫不夸张）。这一切的结局便是，正如苏联曾带来了无数虚设的岗位那样，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手创造了无数虚设的白领岗位。
在本书后续部分，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切发生的原因。现在我先强调一点，后文中涉及的所有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公共部门，同样也发生在私营企业，二者在程度和频率上不相上下。考虑到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分清楚，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