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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个定义我觉得够用了，至少论述这本书足够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我的这个最终版本临时定义还有一个地方含糊不清，那就是有很重的主观成分。定义中的狗屁工作是从事者认为的毫无意义或有害的工作——在这里，我假定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假定这里是以真实为基础的。我们必须做出这个假定，不然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即今天的狗屁工作明天可能就不是了，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这份工作的从事者变幻莫测的情绪。我的意思其实是说存在一种价值，即纯粹的市场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这个社会价值还没有任何人给出过合适的测量方法，所以工作从事者本身的主观判断几乎就是我们可以获得的对此的最好评估了。
[1]
为何说这个判断显然没多大问题呢？如果某个上班族工作时间的80%都在设计猫猫“觅母”
，虽然隔壁格子间的同事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但是她本人绝对不可能产生一种自己在有效工作的幻觉。哪怕情况变得更复杂、更加难以判断，比如，回答某位员工对公司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放心地做出这样的假定：“这名员工心知肚明”。当然，这个观点肯定会有人不同意。高管等各种大人物会说，公司等组织里大部分员工是不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到底为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因为只有身居高处往下看才能看到全局。我并不想说这种观点全然没道理：很多情况下，基层员工确实看不到某些更为宏观层面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压根儿就没给他们看到的机会。公司若是存在偷偷从事非法业务的情况，那基层员工就更是被蒙在鼓里了。
但是据我观察，低职级的员工只要为同一家公司服务时间足够长（比如工作时间满一年或者两年），那么他就有可能被人偷偷告知公司的一些秘密。
例外当然是有的。有时候公司管理人员故意将任务分解，这样分配到某一份具体工作的员工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什么作用。银行就经常这么做。我甚至听说过，美国有些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压根儿不知道厂子里做的产品究竟是什么，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大都是通过有意雇用听不懂英语的工人来达到此目的。然而，在这些例子中，工人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只是不知道到底有啥用而已。不过总的来说，我认为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工厂车间，员工对情况都是了解的，并且肯定也知道自己做的这份具体工作对企业是否有贡献；如果有，也知道贡献了多少，起码比其他人要清楚。
但是对高职级的管理者来说，事情就不那么清晰了。我在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下属其实心里是犯嘀咕的：“领导究竟是否知道我每天80%的上班时间花在了猫猫‘觅母’上？领导到底是假装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而且，你的职级越高，大家就越有理由瞒着你，那样情况就会变得更糟。
当我们思考某些类别的工作（比如电信、市场调查、咨询）是否属于狗屁工作时，也就是说，思考这些工作是否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价值时，情况就变得真正难以处理起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遵从这些从业者自身的判断。毕竟，就大部分情况来说，人们觉得社会价值是什么，那社会价值就是什么。那么，谁还能比从业者本身更适合做这个判断呢？所以我想说：如果某类工作的大部分从业者暗自觉得这份工作毫无社会价值，那我们就应当相信，事实正是如此。
那些追求极致正确性的人肯定也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问：“你怎么确切知道某个行业大部分从业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显然没法知道。哪怕真的能够成功发起一次针对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的民意调查，到底有多少人会实话实说也是没办法保证的。在最开始的那篇文章中，当我含糊地提到那些无用的行业时，我假定大部分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事实上是明确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还假定他们中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都因此感到不安，他们的脑海中久久萦绕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突然消失，那么这个世界也不会因此失去任何价值。
我也可能是错的，以下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企业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可能真的赞同某种社会价值理论，这种社会价值理论对以上两种工作高度肯定，认为他们为国家的健康和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可能真的晚上睡得香，深信自己的工作给身边所有人带去了福祉。我不知道，但我猜想一个人越是处于食物链的上游越有可能这么想。因为有一个普遍事实，那就是某个强有力群体对世界的危害越大，他们身边溜须拍马的人就会越多，鼓吹者也会聚拢。溜须拍马者和鼓吹者会想出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强有力的群体真的对社会有贡献，然后这个群体中还真的有一部分人就听信这些马屁了。
毫无疑问，企业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起码，在那些因为某个职业的存在就会引发的社会危害中）占比高得过分。或许他们真的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在造福社会。
如果是这样，那么金融咨询和游说就不属于狗屁工作了，它们更像是杀手。在食物链最上游，情况似乎正是如此。比如，在2013年那篇文章中，我说我从不认识哪个企业律师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狗屁工作的。可是这个评论是基于我认识的那些企业律师，这是他们的想法，而我认识的企业律师是那种曾经当过诗人、音乐家的企业律师。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的企业律师职级没有特别高的。我觉得，那些真正权力很大的企业律师是会全然认可自己工作的合理性的，或者说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
在金融食物链的顶端，情况毫无疑问正是如此。2013年4月，机缘巧合，我出席了一场在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召开的题为“永久解决银行体制问题”的会议。会议中，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进行了评价，这个评价使所有人感到震惊。而杰弗里·萨克斯因提出“休克疗法”并被刚刚解体的苏联采用而闻名。一丝不苟的记者可能会用“异常坦率”来描述萨克斯的发言。萨克斯的这段证词是相当有力且有价值的，正如他一直强调的那样，那些金融管理者在他面前是完全不遮掩的，因为他们以为萨克斯跟他们是站在一边的（他们这么以为不能说没道理）：
是这样，我跟华尔街这些掌权者中的许多人都会定期见面……我熟悉他们。我跟他们一起用午餐。现在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我认为这些人的道德不怎么样，整个圈子环境都是病态的。他们没有责任心，不管是对待他们应缴纳的税收，还是对待付钱给他们的客户，抑或是对待交易时的对手方。他们强硬、贪婪、攻击性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不受控制，他们将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真的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不管是否合法，都尽可能多地将钱塞进自己的口袋。
如果再看看政治献金，昨天我正好因为别的事情在忙这个，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政治献金中参与度最高的就是金融界了。我们的政治腐败透了……两党都深陷其中。
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就是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不会有惩罚。这一点很惊人，而且已经渗透到了个人层面。可以说这样非常非常不健康。我等了4年了，啊，不是，等了5年了，我想看看华尔街是否能出现一个人物能说出有道德的话。可是，我一个都没等到。 [2]
好了，这就是答案。如果萨克斯说的是事实（老实讲，还能有谁比他更了解呢？），那么在金融体制的最高处，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了，甚至也不是那些被鼓吹者和溜须拍马者麻痹的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群骗子。
此外，我们还需要搞清楚，哪些工作毫无意义，而哪些工作仅仅是很糟糕。两者并不相同，后者我称为“狗屎工作”，反正大家一般也都这么称呼。
为什么要谈到“狗屎工作”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这非常奇怪，因为它们一点儿都不像啊。事实上，“狗屎工作”和“狗屁工作”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狗屁工作”往往能带来很不错的收入，工作环境也极佳，只不过毫无意义；而“狗屎工作”恰恰相反，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只是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很糟糕。
当然，有些工作从本质上讲没法让人愉悦，但是却以其他方式让人收获满足。先在这里插播一则笑话，说的是马戏团表演结束后清理大象粪便的工作。不管用什么方式，这个清理粪便的人都没办法把身上的臭味去掉。他不断换衣服、洗头发、擦拭身体，但他身上仍然散发着臭味，女人们见到他也都绕道而走。他的一个老朋友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呢？世界上有那么多工作，干什么非得做这个？”这个人回答道：“你说什么？你要让我放弃表演事业吗？！”这种工作，既不能算是“狗屎工作”，也不能算是“狗屁工作”，而无论工作内容是什么。其他一些工作，比如一般的清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讲一点儿都不低级，但很容易被人为地搞得没了尊严。
比如，在我目前就职的大学，清洁工的处境就很糟糕。正如目前大部分学校的操作，我所在学校的清洁工作也被外包了。他们并不是学校直接雇用的，而是某家代理机构找来的。这家机构的名字就印在他们身着的紫色工作服上。他们的收入微薄，工作时被迫接触危险的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往往会伤害他们的双手，或者迫使他们不得不休息一阵来恢复（而这段为了恢复而休息的时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而且，他们工作时常受到专横和无礼的对待。清洁工受到如此对待实在没什么理由，但最起码，他们知道教学楼确实需要打扫和清理，他们知道大学的运转离不开他们，他们也会为此自豪（我可以做证，大部分清洁工确实因此而自豪）。
“狗屎工作”往往是蓝领工作，从事者按小时拿钱；而“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领工作，从事者拿的是月薪。从事“狗屎工作”的人经常受到侮辱，他们不仅工作辛苦，而且正因为工作辛苦而被人瞧不起，但是起码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用的。那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则常被荣誉和声望围绕，他们被视作专业人士，他们得到人们的尊重，且收入颇丰，他们被认为是有成就的人，是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的人。但是他们内心知道：他们什么成就都没有；他们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就能够支付各种消遣玩乐的费用，并用这些填满自己的整个人生；他们感觉这一切都基于某个谎言——他们的感觉没有错。
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压迫形式。毫无疑问，我不想把两者等同起来。我认识的人中没什么人愿意放弃自己毫无意义的中层管理岗位来换取类似挖沟这样的工作，哪怕他们知道确实有沟需要挖。（我倒是认识放弃挖沟工作成为清洁工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很满意。）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工作都是非常压抑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理论上可能存在一种工作，它既是“狗屎工作”又是“狗屁工作”。当我们试图想象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最糟糕的工作时，我想我们可以说，这将是两者的某种混合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流放期间，提出了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虽然理论上，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犯人是被安排做“苦工”，但据他观察，这些工作并不是都那么苦，大部分农民做的事情要比这个苦多了。农民劳作的时候，起码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在劳改营，苦工之所以“苦”，是因为劳作者从这份劳作中什么也得不到。
我曾想过，如需将一个人彻底摧毁，残暴无比地折磨他，用杀人狂魔听了都会颤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的方式击垮他，那么只需要给他安排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份毫无意义到甚至荒谬的工作。
对囚犯来说，现有的这些苦工虽然无趣，但有用途。囚犯制作砖块、挖土、建造，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意义，也都有尽头。有时候，囚犯甚至会对这些苦工产生兴趣，他开始想着如何能够更有技巧地劳作，如何才能使做的东西更有用处。但如果这个囚犯被迫做的事情只是：把水从一个容器倒到另一个容器、“捣碎”（原本就碎的）沙子、把一堆土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再马上运回来，那么我确信，只需要几天工夫，这名囚犯就会上吊自杀或者去犯一千种死罪，他宁死也不想忍受这种羞辱和折磨。
[1] 让我以自身情况为例。目前我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人类学教授的工作。有些人觉得人类学正是狗屁学科的绝佳例子。2011年，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甚至把人类学单独拎出来，作为他心目中该州各州立大学可以考虑取消的头号专业（Scott Jaschik, “Florida GOP Vs.Social Science,”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最后修改时间为2011年10月12日，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1/10/12/florida_governor_challenges_idea_of_non_stem_degrees）。
[2] 萨克斯这些话是即兴说的，并没有被写下来。本书此处重现的内容整合了三处来源：（1）约翰·亚当·伯恩在 New York Post 网站2013年4月28日发表的文章“Influential Economist Says Wall Street Is Full of Crooks”，http://nypost.com/2013/04/28/influential-economist-says-wall-streets-full-of-crooks。此文中伯恩引述了萨克斯的即兴发言。（2）珍妮特·塔瓦库利在 Business Insider 发表的文章，www.business insider.com/i-regard-the-wall-street-moral-environment-as-pathological-2013-9?IR=T，引用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此文中珍妮特提供了萨克斯演讲的不完全文字记录。（3）我自己在演讲现场做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