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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典型的狗屁工作可能是什么样的。
库尔特是德国军方的一名分包者。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他其实是德国军方的一家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分包公司的雇员。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工作的：
德国军方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包给了一家分包公司。
这家做信息技术的公司又有一家负责它后勤的分包公司。
这家后勤公司又有一家负责它人事管理的分包公司。而我，就在这家做人事管理的公司工作。
某天，士兵A要换工位，即从现在的办公室换到隔壁的隔壁的办公室。然后士兵A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拿起计算机，直接去隔壁的隔壁，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做信息技术的分包公司收到了这份表格，公司相关负责人审阅并批准了这份表格，然后将表格转给了做后勤的公司。
后勤公司批准了这次工位调整，然后向我所在的人事公司发出了请求。
我们公司办公室接到请求后，完成了他们需要完成的不知道什么工作，然后联系了我。
我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C点钟的时候到B营房。”通常情况下，营房到我家有100~500千米的距离，所以我得租辆车。我开着租来的车来到营房，告知对接工作的人我到了，然后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原来工位上的计算机，把计算机装到箱子里，封好箱子，让后勤公司来的人把箱子搬到士兵A要去的新工位上，之后我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后把计算机拿出来安好，告诉对接的人我花了多长时间、搞定了几个签字，然后开着租来的车回家，再给对接的人寄去所有相关的文件，最后拿到一笔报酬。
所以，本来士兵A扛着计算机走5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合计开6~10小时车、填大约15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
上面这个例子听起来或许有点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典型情况。这本约瑟夫·海勒写于1961年的小说让我们熟知了军队里荒谬的繁文缛节。上述例子和小说里的情景唯一的不同点在于：上述例子里几乎所有相关人员都不是真正的军方人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属于私营部门。当然，历史上曾经有段时间各国军方都拥有自己的通信部门、后勤部门和人事部门，但如今，这一切都需层层外包给私营企业来完成。
为什么说库尔特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典型，原因很简单：如果把这个岗位砍掉，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变化。很可能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好，因为如果没有库尔特这个岗位，德国军方基地就不得不想出更合理的搬运设备的方式。关键是，不仅库尔特的这个岗位荒谬至极，库尔特本人也心知肚明。（事实上，库尔特后来在他发布这个故事的博客上，不得不跟一大帮跳出来的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辩论。这些特别喜欢在网络论坛跳出来嚷嚷的自由市场狂热分子一看到库尔特的文章就坚称，你的工作既然是私营企业创造的，那从定义上来讲它就肯定有存在的合理性。库尔特只好不断地表示他这个工作真的什么意义都没有。）
狗屁工作具备这样的特点：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每日从事这份工作的人都无法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这份工作具有哪怕一丁点存在的理由。虽然或许没办法向同事承认这个想法（不告诉同事往往是有充足理由的），但他确信自己的这份工作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不妨拿这个特点来给“狗屁工作”下个临时定义：
临时定义1：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有些工作没意义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完全消失了都没人注意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公共部门。
了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一名西班牙公务员拿着薪水却不上班，这样持续了起码6年，他把时间用在了研究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著作上，还成了该领域的专家。
据新闻网站“欧洲新闻”上周报道，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加的斯的某法庭责令69岁的华金·加西亚支付大约3万美元的罚款，用于补偿旷工。1996年，加西亚被加的斯水务局雇用，担任水务局的工程师。
他旷工这个事情最初是在2010年被发现的。当时，因为加西亚在水务局“服务”时间很长，获得了一枚奖章。加的斯副市长豪尔赫·布拉斯·费尔南德斯在颁奖时问了些问题，然后发现加西亚已经6年没出现在办公室了。
西班牙《世界报》找到了加西亚身边的人。未透露姓名的被访者告诉《世界报》，加西亚在2010年之前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斯宾诺莎著作的研究。其中一位被访者表示，加西亚成为研究斯宾诺莎的专家，但他否认了加西亚一直旷工的说法，表示加西亚只不过是上班时间不规律而已。
这则新闻登上了西班牙各大媒体头条。在西班牙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拮据的大环境下，竟然有公务员多年不上班都没被发现，这样的事情让人震惊。不过加西亚的辩解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解释说，他曾经多年尽职尽责地工作，记录观察着加的斯市的水处理设备，但是后来，水务局换了管理层，新的管理者对加西亚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颇为憎恨，憎恨到不给他安排任何实质性的工作。遭到这样的对待后，加西亚感到非常沮丧，后来不得不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治疗由此引发的忧郁症。最终，在心理医生的同意下，他决定，与其继续这样整天坐在办公室假装忙碌工作，还不如两头瞒，跟水务局说他的工作被市政当局监管着，跟市政当局说自己被水务局监管着。如果遇到必须出席的场合那就出席一下，其他时间就待在家里，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1]
在公共部门，类似的故事时不时就会曝出来一次。其中一则颇为醒目，有一名邮递员觉得送邮件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把邮件扔到柜子里、杂物棚，甚至丢进垃圾桶里。结果成吨成吨的信件和包裹堆积起来，好多年都没人发现。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苍白的王者》（
The Pale King
）更是将这类故事推向了高潮：小说中，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税务局的某个办公室里，某位审计员死在了工位上，然后在办公座椅上“坐”了几天才被人发现。这似乎完全是荒诞主义手法下的夸张描写，可是在200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发生的一件事，就跟小说中描绘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在某间封闭的办公室里，一位税收审计员坐在工位上死去了，就这么过了48小时才被人发现。其间有30位同事在他附近工作。“大家都以为他想安安静静地工作，所以没人过去打扰他。”审计员的上级说道。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还是相当体贴的。
正是这样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激发全世界政客为私营企业摇旗呐喊。他们表示，类似事件不会发生在私营部门。虽然直到今天，我们确实还没听说联邦快递（FedEx）或者联合包裹（UPS）有员工把包裹藏到花园杂物棚这样的故事，但是在私有化下，其他各种属于私营部门才会有的疯狂也一一显现了（正如前文中的库尔特案例），而这些疯狂可就没那么文雅了。我都无须指出库尔特故事中的讽刺之处：库尔特说到底最终也是为德国军方工作的啊。这些年德国军方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不少指责，但几乎没被说过效率低下。然而，狗屁工作的浪潮会玷污所有的船，到21世纪，连德军装甲师也被一圈圈的分包公司、分包公司的分包公司、分包公司的分包公司的分包公司所包围。为了把设备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坦克指挥官不得不完成复杂奇怪的官僚程序，而为此提供文书工作的人则偷偷跑到网上吐槽，把整件事的愚蠢事无巨细地发泄在了博客上。
假设这些案例靠得住，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谁产生的无意义的岗位更多，或者其种类有什么不同，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相比于公共部门，私营企业中的无意义岗位得到的上级监管要严密许多。当然情况也不总是这样。我们后面会提到，银行、制药公司和工程公司里，上班期间大部分时间泡在脸书上的人多得吓人。不过在私营企业，这种事情还是有个度的。如果库尔特决定旷工，然后回家开始研究他最喜欢的17世纪犹太哲学家的作品，那么可以肯定，他第二天就可以真的不用去上班了。如果加的斯水务局转成了私营企业，华金·加西亚依然可能遭遇讨厌他的上级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但这时他就必须每天都来上班了，得老老实实坐在办公桌前假装忙碌，不然就只有换份工作了。
这种情况算不算稍微好一点？这个问题就交给读者朋友自行判断了。
[1] Jon Henley, “Long Lunch: Spanish Civil Servant Skips Work for Years Without Anyone Noticing,” Guardian （US）, 最后修改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2/long-lunch-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years-without anyone-noticing。或许这名西班牙公务员受了斯宾诺莎观点的启发：所有人都在力求最大化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既来自你施加在他人身上的影响力，亦来自他人施加在你身上的影响力。按照斯宾诺莎的理念思考的话，拥有这样一份既无法影响他人又无法被他人影响的工作，真是糟糕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