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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针药结合研究的新进展

2020年多篇报告从不同角度报告了针药结合的效应及相关问题,除了针药结合疗效提高以外,针药结合还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有效,且针药结合可以减少药物毒性,并具有成本效益。一项研究认为针灸与标准药物联合治疗或单独针刺可能比单用标准药物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更有效。另一项系统评价表明,与单纯使用药物相比,针刺联合药物治疗帕金森病可以显著提高总有效率。中国研究者还报道了在中国武汉市雷神山医院C7病房确诊的卧床患者中,针灸结合药物治疗2例COVID-19的经验:每天针灸配合口服“上海雷神一号配方”,并与西药的抗病毒、抗感染和对症治疗相结合,2例均得到改善并出院,作者认为“预计治疗经验可能对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指导和启示”。中国针灸学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第2版)》明确提出:“临床治疗期可以针药并用,发挥针灸的协同作用,恢复期患者的康复应发挥针灸的核心作用,建议建立以针灸为主的新冠肺炎康复门诊来开展。”一项研究的中期分析表明,针灸可减轻头颈癌化疗/放疗后的疼痛,并减轻皮肤和黏膜毒性。一项为期10年的队列研究表明,在接受针灸治疗的偏头痛患者中,急诊和住院治疗的医疗支出显著低于未经针灸治疗的患者,认为对于卫生政策制定者而言,鼓励针灸和西药相结合治疗偏头痛患者具有成本效益。以上报告表明针药结合的治疗领域已经拓展很多,无论是重大疾病还是新发疾病均有针药结合的应用与研究。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017年发表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肿瘤针灸”的概念,指出肿瘤针灸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实践,要求提供者关注其患者独特的安全问题和心理社会需求(针灸医师可能会遇到由于癌症治疗或疾病本身导致的广泛的共病);肿瘤针灸治疗提供者将受益于肿瘤心理及相关培训,以便成为为癌症患者提供全面支持的专业网络的组成部分。报告中的资料表明,对20项随机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n=892)中,没有发现仅用针灸会比药物治疗癌症相关的疼痛效果更好,但针药联合治疗可能比单独药物治疗更有效,且可以更快地缓解疼痛、延长疼痛缓解时间并改善生命质量;该报告同时列举了针灸治疗化疗相关周围神经病变、疲劳、潮热、恶心呕吐、口干症及儿童肿瘤的多个临床证据。报告最后指出,鉴于新出现的临床证据和大量未满足的病患相关症状管理需求,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11个成员中的5个,支持治疗指南中使用针灸治疗成人癌症疼痛、癌症相关疲劳、化疗引起的恶心等的建议;认为随着研究证据的积累,应该努力转向将知识转化为行动,需要制定具体和明确的临床路径,以指导针灸在癌症连续干预过程中与常规治疗的整合。这提示,针药结合治疗将可能会成为肿瘤干预研究重要的领域之一。

2018年《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发表的论文表明,绝经后早期乳腺癌并服用芳香酶抑制剂发生关节痛的妇女中,针刺治疗6周时能显著减轻关节痛,这一结论2019年被德国妇科肿瘤组乳腺委员会纳入更新的指南:针刺或电针可用于治疗芳香酶抑制药引起的关节疼痛。不过,同一作者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中观察到:对紫杉醇引起的乳腺癌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疼痛,接受电针患者的疼痛症状恶化(与假电针比),从而认为较大的安慰剂作用可能导致假电针患者疼痛得到更好的缓解。以上不同结论提示:电针对不同肿瘤治疗药物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疼痛的缓解作用是不同的。

国内外临床上之所以重视针药结合的应用与研究,还可能与医学界对“药源性疾病”的认识与研究的进展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球共有约1.8万种药品。根据我国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推算,2007年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的患者占总住院患者的3%~5%,有10%~20%的住院患者容易罹患药源性疾病,加上临床上药物使用剂量大、疗程长、多药联合治疗的情况愈来愈多,药源性疾病有明显增多的趋势。我国每年药源性疾病位于心脏病、癌症、肺病、脑卒中之后,成为第5位导致死亡的疾病。WHO的数据则表明,全球人口中有1/3死于不合理用药。针对这种情况,我国针灸界提出了“改变服务模式,走出针灸科,让针灸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发展策略,为在药源性疾病防治中提供针药结合方案奠定了基础。

以上资料体现了两个趋势:一是针灸与特定药物结合提高临床疗效、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循证证据日益丰富,且质量正在快速提高;二是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已经成为重大的卫生健康问题,针灸作为非药物的代表性疗法在多种药源性疾病治疗中具有潜在的重要价值,合理的针药结合有可能成为防治“药源性疾病”的重要策略之一。

2009年的述评认为针药结合增效的机制可能涉及以下三个方面:①针刺穴位可能通过影响血清药物浓度,从而介导针刺对药物的增效作用;②穴位针刺能够特异性地引起与其相关联的内脏靶器官对于靶向性药物的吸收增加;③穴位针刺特异性地提高了靶器官对该药物的反应性或敏感性。近年来一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对针药结合增效减毒机制的认识。

胰岛素增敏剂罗格列酮(RSG)在治疗中可导致体重增加的不良反应,有研究表明针刺可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服用RSG所致的体重增加,其机制可能是通过直接调节中枢摄食相关的PPARγ和瘦素-Stat3信号通路,或是通过抑制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少RSG在中枢的浓度,间接减少其对中枢PPARγ的激动作用,从而控制摄食,达到减肥的目的。

紫杉醇是多种实体恶性肿瘤(如肺癌、宫颈癌和卵巢癌)的主要治疗药物,但药物导致的周围神经病变,使化疗药物治疗剂量减少甚至终止。研究者运用蜂针和文拉法辛联合干预紫杉醇诱导的小鼠周围神经病变所致疼痛,观察到脊髓肾上腺素能α 2 受体和5-HT 1 /5-HT 2 和5-HT 3 受体介导了针药结合镇痛效应。

研究者认为,与目前最新心衰治疗方案中所采用的诸如钙拮抗剂、受体阻滞剂ACEI等外源性物质不同,针刺是通过调节和调动体内的内源性物质,改善心肌细胞内钙调机制的异常,从而发挥治疗作用的,因此,可以减少药物毒副反应的产生。相应的机制研究表明,电针预处理可通过反复兴奋交感神经,激活经典的Gs蛋白-腺苷酸环化酶-环腺苷酸蛋白激酶A信号通路,使心肌细胞内Ca 2+ 浓度降低,改善因钙超载引起的心肌缺血性损伤,减少缺血心肌细胞钙振荡的发生,从而抑制缺血性心律失常的发生。针药结合在有效增强心肌收缩功能的同时,可防止或减轻因乌头碱过量引起的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的产生,从而起到对乌头碱的增效减毒作用。

在穴位注射这种针药结合的独特形式的机制研究方面,有研究表明,穴位注射二甲双胍可协同电针、艾灸对炎性反应性疼痛模型小鼠产生镇痛作用:穴位注射二甲双胍联合电针较单纯电针干预其峰值痛阈值提高了16.3%;联合艾灸较单纯艾灸干预其峰值痛阈值提高了31%。机制研究表明,足三里穴位局部AMPK受体可能参与介导二甲双胍与针/灸的协同镇痛作用,而穴位局部腺苷未参与这一过程。

研究表明,电针可以通过产生内源性阿片肽、调节μ阿片受体基因(OPRM1)表达来参与镇痛;镇痛中药有效成分多甲氧基黄酮(提取于柑橘属的药材)可作为一类μ阿片类制剂发挥镇痛效应,此过程依赖ERK1/2通路和c-Fos来实现胞外信号向胞内以至于核内的传导,但对OPRM1并无影响。研究者认为,这一结论提示了电针和中药镇痛机制的异同,为运用电针解决μ阿片类药物镇痛的不良反应提供了新的靶点。

以上研究与以往针药结合机制研究的重要区别在于,更注重针灸与药物作用机制的差异,运用针灸调节的非药物机制,而不是仅针对针灸对药物作用过程的影响来阐述针药结合的科学性、合理性。 EQ5HL56zlEiBl1jhUYjTeP04a6gY3h7XBUSuFEZ9tFSMCztx7MkgUeiGM5i/00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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