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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药结合产生于医学临床实践，从不自觉地将二者并用，到经验性地将二者结合应用以求共效，再到目前常识性认识框架内的二者有机结合应用以获增效，或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针药结合的内涵与外延在医学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虽然，一般认为针药结合的学术思想古已有之，古代针药关系的主要特点可能是针药各有所宜，均可治疗疾病。然而，历代文献表明，针药结合治疗疾病（即现代意义上的针药结合）可能并不是古代医疗的主要治疗策略，而可能是近现代以来才成为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
《黄帝内经》中的治疗学是以针灸为主、药物为辅的（仅有13首方剂），针药结合思想可能已经形成，但与现代意义上的针药结合的形式与内涵是有区别的，“针药分治”可能是其主要形式。经常作为“针药结合”的代表性观点引用的论述有“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素问·异法方宜论》）”，然而，这一论述强调的是针灸与药物各有其适应证，尽管治疗方法不同但可以治疗相同的疾病，并不是特指针灸与药物同时治疗疾病，从这一论述的问题“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更能明确这一点。可见，这一论述，并不是针对针药结合问题的（或是多种方法综合治疗），它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能治疗同一种疾病的，论述重点是不同发病地域环境而产生不同的病因和体质，所以不同的治疗方法产生于不同的地域环境，而不是强调多种方法同时治疗疾病。
我们对《黄帝内经》全文进行了初步检索，真正的针/灸、药物同时治疗疾病的论述只有6条：
“调食和药，治在下俞”（《素问·经脉别论》）；
“可灸可药”（《素问·玉机真脏论》）；
“数刺其俞而药之”（《素问·骨空论》）；
“饮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灵枢·四时气》）；
“代则取血络且饮药……紧则灸刺且饮药”（《灵枢·禁服》）；
“先饮利药……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素问·缪刺论》）。
其实，战国、秦汉的史料表明，当时医师更多的是“一人专事一技”，不太可能身兼数技，当时的法律也不允许医师同时用多种方法治疗疾病，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法，不可兼方，不验，辄死”，《正义》注“令民之有方伎者不得兼两齐，试不验，辄赐死”。《灵枢·病传》的以下论述可能是这一法律观念的一种体现，“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爇、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黄帝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马莳注曰“此言诸方可行于众病，非行于一人，然守一可以御万也。诸方者，所以治众人之病，病有不同，故治之亦异也，岂必于一人之病而尽用之哉。帝悟诸方虽行于众病，而医工当知乎守一”；张介宾注曰“谓当因人所宜施治，是众人各有其方也”。
基于以上资料及分析，我们认为，《黄帝内经》尽管明确了针、灸、药物均可以治疗疾病，但运用针灸与药物结合的治疗可能还不是当时的主流。
《伤寒杂病论》中的针药结合思想也常被当代强调，我们检索到可能的针、灸与药结合相关的条文有以下6条：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第11条）；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第24条）；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第112条）；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第118条）；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第231条）；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第304条）。
以上6条中有3条是应用药物解决针灸疗法（烧针为主）出现的不良反应或变证的（第11、112、118条），仅3条（第24、231、304条）可能符合现代意义的针药结合，同样也是以针、灸或药相互解决变证为主；且《伤寒杂病论》涉及的有名腧穴也仅8个（期门、巨阙、风池、风府、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关元）。尽管第24条被古今医家反复论述并拓展出多种内涵，但并不能认为《伤寒杂病论》时代，针药结合治疗疾病是当时的主流临床实践之一。
《脉经》中有“在肠胃之间，以药和之；若在经脉之间，针灸病已”（《脉经·卷第一·辨脉阴阳大法第九》）的论述，在《脉经·卷第一·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中有48条针药结合具体治疗的论述，其中寸脉14条、关脉16条、尺脉18条，列举如下：
寸口脉浮，中风，发热，头痛。宜服桂枝汤、葛根汤，针风池、风府，向火灸身，摩治风膏，覆令汗出。
寸口脉紧，苦头痛骨肉疼，是伤寒。宜服麻黄汤发汗，针眉冲、颞颥，摩治伤寒膏。
寸口脉数，即为吐，以有热在胃脘，熏胸中。宜服药吐之，及针胃脘，服除热汤。若是伤寒七八日至十日，热在中，烦满渴者，宜服知母汤。
关脉浮，腹满不欲食。浮为虚满，宜服平胃丸、茯苓汤，生姜前胡汤，针胃管，先泻后补之。
关脉紧，心下苦满，急痛。脉紧者为实，宜服茱萸当归汤，又大黄汤，两治之，良。针巨阙、下管，泻之。
关脉数，胃中有客热。宜服知母丸、除热汤，针巨阙、上管，泻之。
尺脉浮，下热风，小便难。宜服瞿麦汤、滑石散，针横骨、关元，泻之。
尺脉紧，脐下痛。宜服当归汤，灸天枢，针关元，补之。
尺脉数，恶寒，脐下热痛，小便赤黄。宜服鸡子汤、白鱼散，针横骨，泻之。
以上内容可能是目前临床针药结合治疗疾病最早的系统论述，以脉症为主线，描述了针、灸与方剂结合治疗疾病的具体内容，可见，针药同时治疗疾病可能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期成为临床上较为成熟的治疗模式之一。
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第八》提出了“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药，药不针灸，亦非良医也，但恨下里间知针者鲜耳，所以学人深须解用针，燔针、白针皆须妙解，知针、知药固是良医”的观点，也常常被认为是针药结合的代表性学术思想，历代多有阐述，宋代《针灸资生经》、明代《普济方·针灸》均基于此倡导了“针灸须药”的观点。这一论述强调的是针灸与药物均是医疗所必需，主要以腧穴主治病症与方剂主治相关的方式，表述了针药结合治疗疾病的必要性，但真正的针药结合治疗疾病的方案并不具体。在《备急千金要方·灸例第六》中提出了“表针内药”的观点，但没有明确地论述其内涵。
查阅《备急千金要方》，论述约185类病症用方（方论5300首）的条目下，只有32个条目下有灸法、7个条目下有针灸法（腧穴为纲），即可能的针药结合治疗方案约占21%；卷三十又单独列出针灸治疗9类病症的具体方法，可见本书中依然是方药、针灸各自治疗病症为主，针药结合治疗的病症并不多，主要是列出相关腧穴。
卷十 伤寒方下·伤寒发黄第十四·桂枝黄芪汤
治诸病黄胆宜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方。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甘草（二两），黄芪（五两），大枣（十二枚），上六味㕮咀，以水八升，微火煎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汗。须臾不汗者，饮稀热粥以助汤，若不汗更服汤。
卷十 伤寒方下·伤寒发黄第十四·针灸黄胆法（共23条，列举2条）
脚后跟穴，在白肉后际，针灸随便，治马黄黄胆寒暑诸毒等病。
耳中穴，在耳门孔上横梁是，针灸治马黄黄胆寒暑疫毒等病。
卷三十 针灸下·热病第五·黄胆病
然谷，主黄胆，一足寒一足热，喜渴。章门，主伤饱身黄。太冲，主黄胆热中喜渴。中封、五里，主身黄，时有微热。脊中，主黄胆腹满不食。中脘、大陵，主目黄振寒。劳宫，主黄胆目黄。太溪，主黄胆。脾俞、胃脘，主黄胆。
唐宋以降，针药分离更盛，汤药治疗成为中医临床主体，故诸多医家倡导“针药相须”等针药结合观点。明代《针方六集》可能正是这种历史状态的反映，专门著述了“旁通集”以期“以药明针”，向用药者介绍针灸、药物的异同，以促进针灸的应用，但主要强调的是针灸与药物遵循相同的中医理论，并不是强调针药同治，并进一步强调了药物治内、针灸治经脉的特点。
叙曰：郡邑之医，以药为政者，九十其徒。以针为政者，百难一二。然，皆朝夕由之，而不察其所以然者也。今欲善与人同，莫若因其所明以通之，以药明针，亦一道也。于是作旁通集。
针药无二致 一
药有汗、有吐、有下、有温、有凉、有补。针亦能汗、能吐、能下、能温、能凉、能补。今须顿悟得破针理药理，何物使之若此，又何以更无二致。
此节，从临床效应方面论述针灸、药物能起到相同的效应。
针药兼有 二
药有气、有味、有厚、有薄、有升、有降、有阴、有阳、有入肝、有入心、入脾、入肺、入肾之殊；为木、为火、为土、为水、为金之异。针有浮、有沉、有疾、有徐、有动、有静、有进、有退；有刺皮、刺脉、刺肉、刺筋、刺骨之殊；取井、取荥、取经、取合之异。针药二途，理无二致。
此节，从药物、针灸作为疾病干预方法的特性论述了针灸和药物治病途径的不同，但其道理是一样的。这里的道理一致并不是指作用相同，可能实指均能治疗疾病。
以气为主 二十一
用药以气为主，曰益气、曰正气、曰流气、曰清气、曰化气、曰降气；纷纷以气名汤者，气能统血，气治血而血亦治也。用针者亦以气为主，曰候气、曰见气、曰得气、曰引气、曰致气、曰行气；谆谆以气立法者，气能运血，气和而血亦和也。故胃气绝者，药亦无功。候气不至者，针亦无所用也。
此节强调药物、针灸“以气为主”在内涵上的差异。
针药所长 二十二
败血积于肠胃，留于血室，血病于内者，必攻而去之。药之所长，针不得而先之也。败血畜于经隧，结于诸络，血病于外者，必刺则去之。针之所长，药不得而先之也。里有败血，用药者必佐以辛温；表有败血者，用针必佐以熨烙，理一也。败血得寒则凝，得热则散故也。
此节进一步明确了药物、针灸治疗疾病的病机差异。
清代《续名医类案》认为：“凡属形体之疾，当外治，不明外治之法，服药虽中病，仅得医术之半耳。”同样是以上观点的再现。
承淡安于20世纪40年代讲授《伤寒论》时，编著了《伤寒论新注（附针灸治疗法）》，认为：“病固有汤药可愈者，亦可不用汤药而以简捷之针灸法治愈者，因将针灸法补于后，复约略释其取穴之意义，俾读者于仓促不及配药时择用之。”
承淡安为了进一步明确针灸治疗诸证的依据，还对原文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以利于针灸治疗方案的制订，“原文中言不言苔、脉，或及脉不及苔，及苔不及脉者，则将脉、舌之症状，依平时经验之所见而补充之”。同时，他还特别指出“方有‘桂枝汤’‘麻黄汤’等，而针灸法不能以某某几个穴代‘桂枝汤’，或某某几个穴代‘麻黄汤’。‘针’与‘灸’之取穴，概以症状为定则，若某穴代某药，则根本不可能也”，即针灸是“辨症论治”，强调了针药治疗理论的差异。
三十五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
本条之脉证、舌证：脉当为浮紧；舌当为苔薄而润。
本条之针法：合谷┬（┬代表补法）、经渠┬、风池┬、大椎┬、风门┬、身柱┬。
四十八条：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
本证之脉证、舌证：脉为浮，苔为薄白。如下见浮而见细脉弱脉者，非“桂枝证”也。
本条之针法：合谷┬、风府┬、风池┬、太渊┬、列缺┬、足三里┬。
1999年韩济生院士的著作《针刺镇痛原理》中指出，针药复合麻醉是利用多年针灸医师在各种不同手术中进行针刺麻醉优选穴位的宝贵经验，转而由麻醉医师自行操作穴位刺激，并自行掌握具体药物和药量的使用。对这种新型的麻醉方法，至少可以有两种命名法：一是“针药复合麻醉”，另一是“针刺辅助麻醉”。后一个命名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药物麻醉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完整的理论，而针刺则是利用针刺或相关技术激发身体内源性的镇痛和调整系统，来减轻痛觉并维持内环境稳定的一种手段，在整个麻醉过程中，是起一个辅助作用。但这一命名丝毫也没有降低针刺或相关技术在新型麻醉中的地位。从针刺麻醉到针刺辅助麻醉，这两字之差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过程而总结出来的更深入的认识，是可以被国内外麻醉学界普遍接受的一种对患者有利、对医师方便的新型麻醉方法，相信它会逐渐被医学界接受和推广。
曹小定教授1998年指出，研究已经表明：针刺在激活有利于镇痛的因素同时，也激活了不利于镇痛的因素；可以认为，后者是针刺作为一种生理性调节方式的自我约束，使机体组织仍然保持对伤害性刺激的知觉以免被进一步损伤，但作为治疗手段则有时不够完善。目前已知针刺激活有利于镇痛的因素有内阿片肽系统、5-羟色胺系统、乙酰胆碱系统等，不利镇痛的因素有脑内多巴胺系统、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等。因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采用一些药物加强上述有利因素，阻断不利因素，如阿片受体激动剂、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等，来增强针刺镇痛效应，使针药结合取得良效。同时他还强调：针药结合应用将是针灸疗法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针药结合在临床疾病治疗的应用中规范化，如何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从而找出内在规律。
2008年，杨长森教授以其1985年主编的高等医学院校试用教材《针灸治疗学》为蓝本，遵循“针能治者药亦能治”的理念，在疾病治疗部分增加了中药方剂及方义，编写了《针灸中药临床学》，构建了中医病症治疗“理、法、方、穴、药”相结合的针药结合知识体系。
咳嗽·内伤咳嗽·湿痰侵肺
（理：中医病症的病名含义、病因病机、辨证部分；针灸、中药相同）
治法：健脾化湿，调补肺气。取手足太阴、阳明经穴。针用补法或用灸法。
针灸处方：肺俞、脾俞、太渊、太白、丰隆、合谷。
方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原穴为本脏真气所注，故取肺原太渊，配肺俞、脾俞，以健脾化湿、补益肺气，乃标本同治之意。又取足阳明络穴丰隆和手阳明原穴合谷，以和胃气，使气行津布，则痰浊自化，而肺脏自安。
随症选穴：咳嗽兼喘加定喘穴；胸脘痞闷加足三里、内关。
中药处方：制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白术、薏苡仁、杏仁、款冬花、百合。
方义：本方半夏燥湿化痰，痰因气滞，气顺则痰消，故以橘红利中风，杏仁降逆气；痰由湿生，苓、术、苡、甘渗湿健脾，款冬花、百合补肺止咳。
随证选药：偏寒者加干姜、五味子；偏热者加黄芩、山栀；偏燥者减半夏，加麦冬、瓜蒌仁。顽痰加白芥子、紫苏子、莱菔子。
上述资料及论述提示，在中医药学术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针灸与方药作为中医学治疗疾病的两个主要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上，走过了一源两歧交互发展的道路。一源是指两者均在理念上遵循中国传统医学的知识范式，均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四诊八纲等学说为其治疗范式构建的基本概念。两歧是指由于干预方法与途径的差异，形成了各自解决临床问题的不同规范：针灸以体表腧穴为干预部位，以针灸器具为干预工具，以治疗经脉相关疾病为主要对象；方药以药物特有的性味为基础，以口服进入体内为主要途径，以治疗内脏疾病为主要对象。正是由于它们的多种不同和实践中事实上的分离，历史上才出现了“针药相须”“针灸须药”的多种论述。
当代文献分析表明，以“针药结合”为主题的研究报道自1999年43篇（占同期针灸文献的4%）以来，文献量快速增长，2011年以来研究报告达到258篇/年（占同期针灸文献的5.89%），针灸类文献增长3.86倍，针药结合类文献增长6.00倍。近20年来，针药结合的外文文献亦同步快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针药共同治疗、有机结合以增效的研究与应用，应该是近20年来才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并可能成为针灸学拓展学术与应用空间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