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说明

在中华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国人记忆犹新。它不仅是我国完全意义上封建社会的终止，也是我国近代史的开端。国人认识到技不如人，开始被动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大量向我国传播。中西文明之争、中西医之争至今未息。

国门被打开后，怎样向西方学习呢？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失败，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深入及我国在历次战争中的失败，使国人质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正确性。1917年，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的方针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医学层面，我国极力重视和挖掘中医学瑰宝，但实践层面与指导思想上的背离依然存在，国医建设存在许多障碍。

改革开放后，振兴中医的呼声甚高，要求探明中医“黑箱论”的雄心壮志可圈可点，但中医院的阵地建设还很薄弱，有的医院根本没有中医诊室，有的中医院也不愿接纳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市场经济大潮及医改政策，受资本浸润的影响，医院追逐利润成为趋向，中医受到的冲击更大，中医西化现象严重。

长久以来，“协和”“同济”都是当代响当当的字眼，因为它们代表了我国医学（当然是西医）的前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明不仅在世界上立足，而且强势发展，影响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在医学上，西方利益集团筹划着诋毁中医的阴谋，实质就是抵制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通过思想浸润，实现获取利益之目的。21世纪，随着“一带一路”的开辟，中华民族在复制着汉唐古丝绸之路的辉煌，走向复兴，全球性中医热、国学热趋势明显。在以西医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背景下的我国医学界，科学与玄学、中医与西医争论日趋激烈。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余云岫等人公开主张废止中医，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至20世纪50年代，卫生部门有领导排斥中医，推行“中医科学化”，但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过问而被制止。一直以来，中医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2019年3月，网络上频繁出现方舟子《批中医讲座》，大批中医不科学，应该被抛弃。简录其主要观点：①中医比科学诞生早1000多年，说它不科学是很自然的事，说它科学才奇怪。②科学研究自然规律无国界，中国人不需要学习西方文化就可以学习西医，外国科学家不了解中国文化，不认可中医，因而中医属于文化范畴，而不是科学。③中医学与西医学不兼容，与现代科学体系不兼容，中医可以是哲学、玄学，但不是科学。④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科学固然会有效，有效的却未必是科学的。⑤经验含有科学因素，但经验本身不是科学，中医理论也不是经验的积累。⑥中医很朴素的看法，已经被西医学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例如，中医把心脏当成了思维器官，而且分担着人的精神活动等。

针对方舟子的言论，谈谈作者的看法。

其一，长久以来，中国有无科学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 吴国盛在《科学是什么？》一书中指出，科学有无是一个定义问题。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指出，科学家通常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美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在科学发展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执意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有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西方古希腊时期就有博物学及求真科学传统，到了现代以形式逻辑和数理实验为基础的求真科学发展到求力意志为特征的科学，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也叫理性科学或现代科学。由于现代科学能够转化为技术，能提升国力军力，这就是到了现代，西方博物学被边缘化、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为科学全部标准的根本原因。方舟子讲科学是近代产生的，这是不正确的。严格来讲，现代科学或现代自然科学是近代产生的。方先生从时段性上认识科学，说早于现代科学的中医是科学才奇怪，这是对科学历史的曲解。

其二，方先生讲科学无国界，而中医是有国界的，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认可中医。 事实上是这样吗？美国Vanderbilt大学分子生物医学专业博士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研究院沈晓雄发文指出，中医的阴阳学说是一个风靡西医学界的科学概念。阴阳学说在西医学中的运用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Goldberg ND等在1975年提出了环磷酸腺苷（cAMP）与环磷酸鸟苷（cGMP）有拮抗作用，两者共同参与调节生物细胞，首次提出了细胞功能调节的“阴阳学说”假设。1986年，美国Marx J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细胞生长调控的阴和阳》一文，可以说这是阴阳学说首次在世界顶级科学刊物上被认可。2013年1月，《科学》杂志的封面也以“炎症的阴阳”为背景来说明巨噬细胞在炎症中的调节作用。该太极图封面提高了全球医学界对阴阳学说的关注度。

据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生物信息中心网统计，仅2016年以“阴阳”为关键词的医学英文论文已接近1000篇，正如瑞士Cook S在他的医学论文标题中所称的那样：“阴阳：一个正在全世界风靡的中国概念。”《自然》杂志的免疫学分册在2005年第4期中，不仅以太极作为封面，而且在社论中指出“人体由无数的复杂元件之间相互作用而成，彼此需要互相和谐，才能维护其构成要件的动态平衡”，强调了和谐的本质就是内稳态的阴阳动态平衡。哈佛大学教授Aikawa M（阿马瓦伊·M）也在医学杂志社论中提到阴阳时说：“古代的哲学家们早已知道了健康的本质就是平衡，但其所代表的机理是复杂的，以至于数千年来，我们还一直在试图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当西方生物医学家们了解到阴阳的深刻内涵后，他们意识到没有任何词汇能比阴阳言简意赅地来描述生物体内生命本质现象的基本特征。因此，阴阳学说就成了生物医学研究者的首选工具，特别是在医学综述和述评论文中常常引用阴阳学说。方先生罔顾现代科学现状，以及欧美、日本、韩国等地接受中医治疗、出现中医热的事实，说中医有国界从何谈起？

其三，方先生讲中医与西医学、现代科学体系不兼容，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可以是哲学、玄学或其他之类。笔者认为，严格来讲中医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或不是现代科学，但不是现代科学不一定代表就是落后的或错误的。汤一介在《面对中西文化》一书中谈到，中西之争不能归为古今之争，即中国的不能归类是古代和落后的，西方的不代表一定是现代和先进的。科学传统在西方古希腊有之，中国也有之。

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影响久远，公认度高，至今仍高歌猛进。同时，现代科学发展也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与挑战，比如看问题存在机械性，缺乏人文性，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直线的、简单的，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实际上，人类面对着大量复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事物和现象，这就是复杂性科学、模糊数学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人文学兴起的根源，它们提出了超越现代性的要求。现代科学的方法把复杂性还原成简单性，整体还原为局部，宏观还原为微观，质还原为量的还原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医学上，西医学对于多因素、多器官、多系统、非传染性、代谢性疾病局限于对症治疗，对单一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以控制症状为主。西医标准化治疗对于人体的伤害在增加，留下的隐患在增多。患者对药物依赖性增强，免疫机制在下降。这是为什么呢？这源于现代科学还原论方法的医疗模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说起西医学对生命的认识与研究方法，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先生坦言，西医学取得的进步，部分是碰运气让还原取得成功。

现代科学主义盛行，带来了对科学认知上的局限。牛顿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可确定、可量化的，到了发现量子以后，科学家才认识到世界上真的还有大量不可确定的东西。西医追求精准，但离对精准的把握却越来越远（见《医学是什么？》）。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中说，原先按照实证科学所规定的“科学”内涵，应当给予重新审议，中国传统医学不应当被排除在“科学”之外。

科学是人类用实验证明方式认识世界的学问，是通过观察建立假说、验证假说、修改假说的理性思维。科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套确切明白的知识体系，而西方哲学家罗素宣言：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片面的（《人类的知识》）。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怀疑一切，追求实证”的认识论，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禁锢的突破，它带来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笛卡尔将他的思想体系比喻为一棵树，思想体系的根是形而上学，干是物理学，枝是各门科学包括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枝的有用性在于结果。西方学者在评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说：科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医学是一个特殊分支。哲学是本，科学是末。哲学是体，科学是用。现代科学实用性高扬，科学至上，却忘记了科学之本。哲学使我们“像上帝那样去看” （罗素语），这就是“以道观之”的哲学境界和智慧。面临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及对其认知上的困难，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相融的中医学总结出生命宇宙观。方先生说中医不是科学，更像是哲学，那么哲学对生命现象与疾病本质的把握与现代科学的认知相比，哪个更“科学”呢？

方先生说中医像是玄学，那么玄学是什么呢？从前，有位大学校友曾对时隔多年的老同学谈论说《易经》是玄学，不科学。老同学这样巧妙回答，我们母校的校训“厚德载物”就出自被称为玄学的《易经》。“在中国传统哲学整体直观的朴素方法论和谈玄说道的形而上之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源泉’” （楼宇烈著《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科学与玄学之争至今没有定论。在我国追求科学精神的大、中、小学及科研机构，处处可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其四，方先生讲科学固然有效，但有效的未必都是科学的。 现代科学在近现代之所以被高扬，在于科学能转化为技术，能提升国力军力，即在于科学的有用性、高效性，有效性成为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但有效性还不能成为科学性的充分条件，这适用于评价中医，同样也适用于评价科学和医学。方先生仿佛悟到了这一点，接着又把成为中医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否决了，说中医治病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汉代时期瘟疫大流行，中医控制了瘟疫的传播，与中国版图相当的西欧靠的是占卜与迷信控制疾病。当今中医治疗传染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复杂性疾病的优势明显，世界出现中医热，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方先生说中医治疗疾病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这不荒唐吗？

其五，方先生说经验含有科学因素，但经验本身不是科学。 笔者认为，科学与医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经验是科学与智慧的源泉。科学上从来都讲“失败是成功之母”，科学上的失败与教训不就是科学走向成功的经验吗？做什么工作，大家不都是倾向于找有经验的师傅吗？患者到西医院看病，不都是更愿意找有经验的大夫吗？因此，不能否定经验的科学地位与作用。方先生一方面否定经验本身是科学，一方面又讲中医理论也不是经验的积累。既然中医理论不是经验积累，还大讲经验本身不是科学又为哪般？

其六，方先生讲，中医很朴素的看法已经被西医学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 前面谈到，中医朴素直觉思维的方法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源泉。直觉是智的直觉，是一种智慧，直觉即生活、境界。在此境界中，直觉思维能以一种直接、整体的方式领悟和体认周围一切的奥秘。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勘探石油资源，花了不少本钱，得出结论说中国不存在石油矿藏。地质学家李四光在从苏联回国的火车上，看到大庆附近延绵起伏的山脉地貌，根据地质知识与实践经验，推断大庆有油田。李四光的直观思维是智慧，是能力，也是科学研究和人类创造发明的基础。直觉思维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直观与体悟的统一，不仅贯穿于日常生活中，而且也体现在科学研究中，直觉与灵感往往成为许多重大发展的先导。

科学家总是通过直觉建立假说，然后才有发明创造。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认为，“实验物理的全部伟大发现都是来源于一些人的直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净化的源泉”。美国高能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衡关系》一书中谈到，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

方先生举例说，中医把心脏当成了思维器官，而且分担着人的精神 活动。在我们日常生活与科学研究中，与人的思维和精神活动相关的术语，如心理、心绪、心情、内心、良心、心灵等都与心有联系。 西医学认为，心脏是供应全身血液的器官，头脑是思维的器官，这是现代科学或者现代自然科学或者实证科学范围内的认识。从认识论或哲学的观点来看，世界上存在大量不能被认识的东西，科学所能确定的知识体系只是一部分。2016年1月17日，中国科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指出生命有极限，对于大脑这样一个神秘器官我们也知之甚少，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他指出： “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知的物质的质量在宇宙中只占4%，其余95%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我们叫它暗物质和暗能量。”施一公讲，世界上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有暗物质、暗能量、量子纠缠等。当代科技最前沿的发现：一是搅乱了哲学世界。既然宇宙中还有95%我们不知道的物质，那灵魂也可以存在。既然量子能纠缠，那第六感、特异功能也可以存在。二是坍塌了物理世界。量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至少4倍于光速。三是崩溃了内心世界。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得难以想象。世界如此未知，人类如此愚蠢，我们还有什么难以释怀？原子通过共价键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分子聚集体，然后形成小的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最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你会觉得，不管你怎样做研究，都无法解释人的意识，这超越了我们能说出和能感知的层面。

西医学也充分认识到现代大多数疾病都与人的情绪、心理有关。那么，心理的情绪是不是与“心”这个物质器官有关呢？正如意识已经超出了我们能说出和能感知的层面一样，至少目前我们还不能断然否定中医“心主神明”的观点。人体内的病有的易治好，有的不易治好，有的不治也会好（包括癌症在内），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是西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西医无法解释的现象很多，如没有发现有癌症出现在心脏本身，大脑可以有癌症发生。面对西医学的观点，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威斯利教授向世界宣布，心脏的功能绝不仅仅是输送血液的生物机器。他通过实验发现，心脏分泌的激素对战胜疾病有着令人惊讶的作用，有可能揭开人体疾病自愈之谜。

威斯利挑选了100个志愿者，分别对他们处于各种情绪状态下的心脏激素分泌情况进行了跟踪、采集，发现人的情绪越高昂，心情越愉悦，人的心脏分泌的激素就越充沛。反之，人处在痛苦、担忧、抑郁等消极状态时，心脏几乎完全停止分泌这种物质。只有在身患重病时保持心情愉悦，积极求生的患者，心脏才有可能分泌救命的激素。当这种激素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才能杀灭体内的癌细胞或抑制它们的生长，从而达到不治自愈的生命奇迹！加州心脏数理研究院的科学家指出，在心中感受到爱、感恩和感谢，能够提升你的免疫系统，增加重要化学物质的产出，增加身体的活力，而且范围可以从你的身体延伸出去好几米远。当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采访中盛赞威斯利的这项发现不同寻常时，谁也没想到，威斯利竟会情绪十分低落地说：“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说过，并不是医生治愈了疾病，而是人体自身战胜了疾病。” 自古以来，人们就在使用着诸如“心病”“心情”“心绪”“心爱”之类的词汇。中国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所以把思想的器官、感情等都说是心，故有“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之说。美国加州心脏数理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心脏功能的认识。我们对于“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中医“心主神明”的观点不仅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且在医疗实践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医学对于心的认识被认为是错误的，源于对科学认知的缺陷及缺乏对复杂性科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把握。

笔者之所以在开篇序言就针对方先生批中医13讲要点进行评说，在于以方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在中西医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中，一直充当中国文化、中医学的批判者的角色，这对于发展医学与振兴中医影响大、危害深。当然，这些争论的正确与错误，由读者评判之。

帮助认识两种医学及其价值，探讨、分析我国医学发展模式及发展方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笔者提点看法，是想抛砖引玉，这与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精神相一致，也符合中医振兴、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在实践层面，以西医为主体的医学在现实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与挑战。西医从最初确立的以不伤害人为底线，到如今患者对药物的依赖性愈来愈强，人体的自组织恢复能力在下降。患者到医院看病，如同产品进入了工厂流水线。即使有了明确的诊断，治疗方法及手段依然匮乏，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患者痛苦。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使我国医学沿着“用昂贵的治疗方法，治疗更少数疾病”的方向发展（韩启德院士语）。医疗成了获得利润的平台，成了资本和科技理性的工具。而治病救人、治病与治心的人文精神缺失，带来了医患关系紧张及医患矛盾，医学的异化现象很普遍。医学这个神圣的职业及医生这个有较强道德感的群体，时不时成了国人抨击的对象。

中医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存在不令人欢欣鼓舞之处。一方面中医研究的乱象多、困惑多，对中医的了解犹如雾里看花，也模糊了人们对中医的认识；另一方面受资本驱动，“利”驱动“技”，“技”浸润“道”，中医传统的诊疗理念与方法不再受到重视与运用。发展与振兴中医，步履维艰：①中医直观思维模式及阴阳五行理论不为一些人认知。认同西医看病的清晰性、精准性、科学性，“科学的头脑”把西医作为治病首选。②医疗改革后，医院被推向市场，中医院西化现象严重，中医院姓“中”的性质受到质疑。③1956年中医本科院校成立及1977年中医院校恢复招生至今，中医依然人才匮乏，“中医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 （《现代教育报》2001年8月），“院校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 （《人民论坛》2016年12期，34页），这些现象引人忧虑忡忡。中医人才成熟慢，青年中医人才改行多，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事业领导层推行中医科学化的做法，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过问而被制止，但毛泽东主席倡导的西医普遍学习中医的局面并没有贯彻下去、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是中医学习西医的普遍性。⑤改革开放以来，振兴中医呼声很高，但由于基层管理上对中医认知上的偏差及中医院自身原因，中医的阵地和平台建设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中医院校毕业生在分配上一直就存在困难。⑥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所带来的是中医西化和中医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于严重化。⑦在中西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中西医之争中，中医受到质疑。这源于我国长久以来教育中存在着的重现代轻传统、重科技轻人文现象，带来对科学、现代性、现代化的误读，由此影响对中医的解读。在西学东渐的文明交融中，中医学的原创性和主体性在严重弱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还富有中医思想理念，这是笔者努力写作此书的灵感和思想动力。出版社的同志曾问起此书的读者群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全国人民。由于中西医学在我国文化建设、科学教育、防病治病、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等治国方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且思想认识和理论研究争论和误区又多。因此，尽微薄之力，帮助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有助于评判中西医价值观，有助于掌握医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正确世界观与方法，有益于探讨我国医学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并为此做出努力，这是本书的宗旨所在。笔者尽可能缩短篇幅，不想浪费读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有的地方担心意犹未尽，不得不说。

中华济华国医馆妇科专家、养生学者、主任医师刘玉珍，郑州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凯娟，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晓宇等专家、学者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河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李泳文为编写与审稿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慧英对书稿进行了审定工作。编写本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由于编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观点的学术性与临床实践性都很强，因而争论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愿与您精诚切磋，砥砺前行！

本书编委会
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