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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
人类文明在发展的最初，就是依赖于自然界中可以直接获取的可用于消费的物质，如植物、动物等。原始人类的居住地是天然的或略经处置就可以遮风避雨的自然场所，如洞穴、草棚等。由此，农业文明诞生。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学会将原本不能用于消费的自然物进行加工，制造成可以消费的物品，并逐渐发展为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业”社会由此发展。
当然，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对物质的转化是极其简单的。从低级而又单一的几何形状物质的转化开始，如把石块打磨成尖锐或者厚钝的石制手斧，用它袭击野兽、削尖木棒或挖掘植物块根，把它当成一种“万能”的工具使用。
到了中石器时代，石器发展成了镶嵌工具，即在石斧上装上木制或骨制把柄，从而使物质的单一形态转化发展成两种不同的复合形态。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石刀、石矛、石链等复合工具，直到发明了弓箭。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在石器上凿孔，发明了石镰、石铲、石锄，以及加工粮食的石臼、石杵等。
与此同时，人类开始利用工具对能量进行转化。原始人类对“火”及自身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从对雷电引燃的森林及草原野火的恐惧，到学会用火来烧烤猎物，再到用火来御寒、照明、驱赶野兽，掌握人工取火的方法标志着火作为一种自然力真正被人们所利用。当“火”这种自然力开始为人所用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人体和人类大脑的发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区分开”。
对火的利用又令人类开始烧制陶器，制陶技术使古代的材料与材料加工技术得到了重大发展。它第一次使人类对材料的加工超出了仅仅改变材料几何形状的范围，开始改变着材料的物理、化学属性。此外，制陶技术的发展为冶金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于是，从手工制造发展至当前的机器制造，人类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生产“资料”的经济活动，包括“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样，工业就不断发展成为庞大的“迂回性”生产体系——对于最终的直接消费使用过程，工业生产活动的很大部分是间接的和迂回的，是为生产“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而进行的。工业生产的“迂回性”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高度分工化，不仅是各种技术分工，而且是普遍的社会分工，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
不过，无论工业生产的迂回过程如何复杂，工业的本质都是将无用物质转变为有用物质及有益物质。工业越发达，就能使越多的物质转变为资源。在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因此，从最终意义上说，“资源”都是由工业所创造的。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由科学与技术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并且逐渐也在其他地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不仅是建造起来的城市区域，而且绝大多数其他地区也都成了人类调整或控制的对象。
显而易见的是，工业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工业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中，使人类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以“工业化”。从农林牧渔、交通运输到信息传递、文化艺术；从教育医疗、体育健身到休闲旅游，无不依赖着工业技术。
工业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科技创新的实现载体和必备工具。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人类杰出想象力的实现，都需要以工业为基础和手段。科技进步是工业的灵魂，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躯体，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表现为工业发展或者必须以工业发展为前提。
相较于农业受制于相对有限的产出，商业发展又必须基于工业之上，工业自然而然地成为三个产业中真正具有强大造血功能的产业，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工业的发展让人类有更大的能力去改造自然并获取资源，其生产的产品被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人们的消费当中，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只有工业强国才可能拥有发达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迄今为止，以科学理性和科技进步为标志的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发展最辉煌的阶段。可以说，自工业文明发展以来，工业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