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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在诗、词、文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当苏轼还在世的时候，他的文学作品就已经相当流行，待其身故之后，又很快得以经典化，成为南宋至今每一代中国人的宝贵文化财富。今日的中国人多少能背上几首他的诗词，讲上几段他的逸闻趣事，东坡这个名字和李白、杜甫一起，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永恒的文化符号与记忆。而苏轼在自我人生不同阶段予以的生命思考及其回答，更能够提供给我们强大又充满温情的精神力量。苏轼思考与回答的痕迹便保存在他的作品之中，其创造作品的一生，也和历史上所有伟大作家一样，就是追寻人生意义的历程。因此，在进入苏轼的作品之前，有必要先对他的生平有个大致的了解。
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的眉山，北宋的时候眉山与青神、丹稜、彭山三县同属眉州治下，而州治便设在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的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山城内纱縠行的家中。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1037年是丁丑牛年，不过由于苏轼出生在本年的1月8日，此时距离丁丑年的正月初一还有十一天，所以苏轼其实出生在旧历丙子鼠年的岁末。古人是用虚岁来计算年纪的，出生的时候便是一岁，农历除夕一过，就增添一岁。这样算来，刚刚出生十来天的苏轼，就已经两岁了。于是我们在计算苏轼年龄的时候，始终需要牢记虚两岁的原则，也就是在周岁上加2，这样才是苏轼本人的年龄意识，由此才能更为贴切地体认他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与心态。
苏轼出生两年之后，他的弟弟苏辙也来到了人间。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在兄弟俩十来岁的时候正式给他们取名轼、辙，取字子瞻、子由，并写了一篇短文《名二子说》，将命名取字的含义记录了下来。在此之前，兄弟俩的称呼应该是含有排行之意的“和仲”与“同叔”。由于仲是老二的意思，因此苏洵在苏轼、苏辙之前还有过一个儿子，他叫苏景先，不幸夭折了。除此之外，苏洵还有过三个女儿，长女和次女均遗憾早逝，幼女八娘在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舅舅程濬的儿子程之才，但却不幸遭遇虐待，过门未满两年便去世了，为此苏洵相当自责，与程家绝交了几十年。于是兜兜转转，苏洵就只剩下苏轼、苏辙这两个孩子顺利长大成人，而且还都成就斐然，父子三人也被后世统称为“三苏”。
在四川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下，苏轼在孩提时期便接触到了往圣与时贤的文教熏陶。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岁的苏轼跟随天庆观道士张易简读书，儒家经典之外，还首次听闻了当今天下有十一位贤人，尤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是最为突出的人杰。十岁的时候，苏轼曾在母亲程氏的指导下阅读《后汉书》，当读到《范滂传》时，程氏不禁为范滂的从容就义而慨然叹息，苏轼突然发问道：“如果我也成为范滂，母亲也会像范滂的母亲那样让我慷慨就义么？”程夫人从容答道：“如果你能够成为范滂，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在母亲的激励下，苏轼更加奋励有当世志，奠定了日后成为范仲淹、欧阳修那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之基础。庆历七年（1047），因为祖父苏序的去世，父亲苏洵归乡守孝。也是从本年开始，苏洵刻苦钻研《论语》、《孟子》、韩愈文等典籍，逐渐成为自立一家的学者，并亲自教两个儿子读书。苏轼与苏辙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饱读诗书，加之二人极高的天赋才思，兄弟俩在步入青年之际便已经学识渊博、见解卓异、文采斐然又果决自信了。也是在共同的读书成长中，兄弟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甚至在读到韦应物“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一句时，相互许下了关于未来的约定：待功成名遂之时，一定要早日退休，在对床夜雨中共度晚年。
至和元年（1054），十九岁的苏轼娶王弗为妻。也是在这一年，大臣张方平出任成都知府，访求四川当地乡贤，苏洵就这样被张方平知晓，并于次年带着苏轼前去拜会。张方平相当赏识苏洵，特地为苏洵写了推荐信以示韩琦、欧阳修等当朝重臣。到了嘉祐元年（1056），苏洵便带着推荐信，领着苏轼、苏辙兄弟前去京城开封应科举考试了。这一次的出川，使得苏洵迅速摆脱了此前的潦倒坎坷，成为当代文章宗师，而苏轼、苏辙兄弟也以少年得志、名动京师的光鲜亮丽开启了政治生涯。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双双中举，苏轼更凭借一篇省试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轰动开封，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极大赏识，成为欧阳修相识甚晚，却深受喜爱的门生。嘉祐二年的这一次科举，可谓北宋科举史上得士最盛的一次，除了苏轼、苏辙之外，曾巩、曾牟、曾布、曾阜兄弟四人，理学家程颢、张载，重要的新党士人吕惠卿、章惇等都被欧阳修在省试时录取，不得不令人感叹欧阳修非凡的识鉴人物能力。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二苏兄弟高中不久，母亲程夫人病逝的消息从蜀中传来，父子三人仓皇离京，回乡奔丧。程氏并没有亲眼看到丈夫与儿子的名动天下，不禁让苏轼深深感到人事的无常与生命的悲剧底色，他在今后诸多“人生如梦”的表达，在此刻便已蕴藏着了。嘉祐五年（1060），守孝结束的二苏兄弟又回到了京城，次年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参加了难度更大的皇帝特别下诏的制科考试，全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兄弟二人再次双双入选，苏轼还考入了极高的第三等，从而获得了状元待遇的政治起点，被授予了人生第一任官职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凤翔府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签判是该地的第二行政长官，这个官职相当于今天规模较大的县级市副市长，考虑到苏轼年仅二十六岁的年纪，他显然在起步阶段就遥遥领先于同辈。
授官之后，苏轼第一次离开弟弟，于嘉祐六年（1061）年底独自赴任凤翔。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初，苏轼任满回京，经学士院考试，授职直史馆。这是一个清要的官职，任期通常在一到两年之间，重要的是，任满后大概率会被委以重任。但是人生的变故再次到来，本年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逝世于京，未满一年，父亲苏洵又在治平三年（1066）四月去世，苏轼、苏辙随即踏上了护柩归乡的里程。二十七个月后的熙宁元年（1068）下半年，二苏兄弟守孝结束，苏轼续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再次离开四川，回到京城。然而此时的京城已和归乡守孝的时候大不相同，颇为赏识苏轼的宋英宗已经崩逝，继位的宋神宗是一位欲有为之君，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闻名后世的“王安石变法”。这一番政策变动使得北宋朝臣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被称为新党，另一派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称为旧党。苏轼坚定地站在了反对王安石的一边，于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对新法逐条予以批驳，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此一来，苏轼与王安石的斗争不断激化，王安石甚至在熙宁三年（1070）指派自己的亲家御史谢景温上疏弹劾苏轼在护丧归蜀的途中贩卖私货、冒借兵卒。尽管最终查无实据，是一场诬告，但苏轼在神宗心中的形象已然一落千丈，使其不得不自请外任。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带着失败的愁闷，离开了京城。
抵达杭州后，苏轼遇见了喜爱湖山宴饮的知州陈襄，并在席间结识了年过八十的老词人张先，其后又喜遇同样热衷填词的四川友人杨绘接任杭州知州，从而伴随着清丽的西湖山水，苏轼开启了文学生命中大规模填词的序幕。杭州通判任满之后，苏轼正式出任地方长官，被任命为密州知州，随后又相继出任徐州知州与湖州知州。尽管苏轼的艺术修养极高，但并没有影响他同时具备极强的地方行政能力，他在地方知州任上还是颇有政绩的。密州时期，苏轼成功抗击了蝗灾与旱灾，亲自提倡节俭，并沿城捡收弃婴，所活小儿近千人。到任徐州之初，苏轼便遇上了黄河决堤，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徐州城下水高二丈八尺。苏轼亲自住在城墙之上，劝导逃亡的人民返回城中，号召军队与徐州百姓共同筑堤护城，如此奋战两月之后，洪水终于退去，徐州得以保全。苏轼随即上报朝廷增筑城墙，以防洪水复来，徐州军民特地在城东门上修建了一座大楼，以土克水之义涂上黄土，并命名为黄楼，以纪念苏轼抗洪之功绩。待到元丰二年（1079）苏轼离任徐州改知湖州时，州民纷纷拜于马前，献酒送行，以示感激之情。
人生的风雨总在不经意间到来。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到任湖州。按照宋朝制度，新上任的地方官到任后首先要给皇帝进呈一封谢表，以示自己对浩荡皇恩的感激。苏轼到达湖州之后，也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叫作《湖州谢上表》。在这篇谢表里，苏轼还是跟先前一样，融入了几句牢骚之辞，把支持变法的新党人士讽刺为阿谀奉承的小人，把他们的种种变法主张讽刺为“生事”。这个行为本来并没什么风险，苏轼在地方任职的这几年时不时地就会写一些带有不满情绪的诗文，神宗知道后也并没有把他怎么样。然而这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安石在前一年年初被免去了宰相一职，回到金陵家中彻底退休。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台前，亲自主持变法事宜。于是乎，在此之前讽刺变法可以说是在批评王安石，但从此之后再讽刺变法那就是指责皇帝本人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此时司马光等人早已保持沉默，但苏轼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发表反对言论，从而被新党士人迎头痛击。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以及国子博士李宜等人连续上章弹劾苏轼，指摘其诗文讥讽新法、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神宗亦以为然，旋即下令御史台审理苏轼，由台官皇甫遵火速赶往湖州，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投入御史台的大狱之中，接受一轮轮的审讯。据说御史台的衙门前种了一些乌桕树，所以又被人称作乌台；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汉代御史台前的柏树上停满了乌鸦，故而被人戏称为乌台，一直沿用到了北宋。无论何种说法是正确的，苏轼这番因诗文获罪而遭受御史台审讯的经历，日后被称作“乌台诗案”。
并不能说“乌台诗案”是一次冤假错案，毕竟苏轼确实写了讽刺批评新法的诗文。只是因为他不幸地正好撞在了时局变化的枪口上，再加之他的名气实在太大，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会争相传阅他的新作，从而遭受了最严厉的处罚。经过了御史台的多番审讯，苏轼基本上将以诽谤君上的罪名接受审判，如果该罪名成立，等待他的将会是极刑。苏轼自己对此也有所感觉，他甚至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给弟弟苏辙的绝笔诗，在第一首诗里有这么两句感人肺腑的话：“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足以见得二人的兄弟情深。不过宋神宗倒没有为这两联而感动，他更关注诗的首联：“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对此他说了一句：“苏轼终是爱君。”杀苏轼的念头也就有些动摇了。实际上，宋朝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不杀士大夫，两宋被皇帝直接杀掉的文臣也确实屈指可数，所以神宗本来就应当是犹豫的。不仅如此，许多大臣不断劝谏皇帝莫杀苏轼，苏辙甚至请求削去他的所有官职，以换兄长一命。就在神宗徘徊不定的时候，太皇太后不幸去世，依例需要大赦天下，神宗也就顺水推舟地从轻发落了苏轼。
苏轼最终遭受的责罚是谪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检校水部员外郎是给苏轼定官员等级的，以此确定他的工资收入。水部就是工部的第四司，员外郎即为该司的副长官，然而其前的检校则是寄衔之意，非正任官，因此苏轼的薪水要予以减半。至于黄州团练副使，则是苏轼实际担任的官职，乃地方军事助理官，是个安置罪官的闲职。从而“黄州安置”才是真正标识苏轼此时身份的名衔，即苏轼是待罪官员，并不能参与公事，只是被安置在黄州。他在黄州有指定居所，每日还需接受一定的点卯，从而实际的生活状态接近于流放。然而相比于岭南甚至海南岛，被贬至隶属北宋繁华经济带并位于长江之北的黄州，还算是一次“宽典”了。
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苏轼抵达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开始了黄州安置的生涯。后来他将家小安置在一个叫临皋亭的地方，就在长江岸边，于是他得以时常泛舟江上。这一年的苏轼已经四十五岁了，留给他实现人生理想与发挥生命价值的时间已然不多。年方三十三岁的宋神宗对变法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于是在当时的苏轼看来，他的政治生涯算是到头了，因为和他政见完全相反的皇帝并不会回心转意废除变法，他将一直以罪臣的身份度过余生。于是初到黄州的苏轼回首往事，一定会非常感慨。从凤翔府签判算起，已在宦海中摸爬滚打了十九年，这段时光存在着严重的前后落差。起初的时候少年得志，春风得意，晋升速度非常快，算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他陷入了停滞，但好歹始终保持着地方大员的身份。而乌台诗案又将停滞变成了幻灭，不仅地位、尊严、荣誉荡然无存，实现理想的可能与期待也完全丧失，他需要寻觅让心态平和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接受理想破灭，人生价值无从实现的现实，并在此状态下度过余生。
苏轼为自己寻觅的答案首先就是心安地为民。元丰四年（1081），书生马正卿替他向黄州官府申请到了一块荒地，他得以躬耕其上，以供家用。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苏轼因而效法白居易将其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使得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化符号“苏东坡”得以出现。其次便是保持健康的身体与乐观的精神，由此苏轼参禅修道，试图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为自己调和心态，延年益寿。除此之外，苏轼还利用这段空闲无事的时间钻研学问、注释经典、阐明己说，以此与王安石的“新学”相抗。整个黄州时期，他完成了《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初稿，以及《书传》的开篇。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黄州时期为苏轼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超越性突破，不仅散文创作由之前的策论、政论为主转变为以随笔、题跋、书简等抒情性较强的文体为侧重，而且清旷语句间寄寓的厚重人生感慨推动着苏轼文学创作走向高潮。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前后《赤壁赋》便作于此时，为中国文学留下了难以逾越的艺术巅峰。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出手札云：“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今属河南）在北宋的京西北路，离政治中心开封相对较近，因此神宗的这番手诏算是一种谅解苏轼并意欲重新起用他的暗示。本年三月，诏令被传达到了黄州，苏轼便在四月启程，离开了谪居了四年多的黄州。苏轼并没有直接从陆路前往汝州，而是选择乘船，先顺长江东行，至镇江转运河北上，再于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转入淮河西行，复经汴河至河南境内后再舍筏登岸，陆行至汝州。苏轼之所以要如此规划前往汝州的路线，主要是因为兜这么个圈子可以为他提供诸多游历与会晤的方便。苏轼首先沿江东行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随即从北坡登上了庐山。此时苏轼的禅僧好友佛印了元正担任庐山归宗寺的住持，曾写信邀请苏轼来庐山一游。不过苏轼此刻更想见的是苏辙，所以他并没有顺道探望佛印，而是急急忙忙地翻过庐山，赶赴庐山之南的筠州（今江西高安），苏辙因乌台诗案的缘故，被贬谪在那里监盐酒税。五月初，苏轼抵达筠州，与苏辙相聚十日而别，重新踏上前往汝州的脚步。告别苏辙之后，苏轼又从南麓登上庐山，此时佛印已经改任镇江金山寺的住持，因此他并没有见到这位老友。倒是另一位禅僧友人参寥子道潜与他共游庐山，并在庐山东林寺会晤了一代高僧东林常总禅师。苏轼与常总谈了一个晚上的“无情话”，具体内容自不得而知，只能知道苏轼在谈话前写下了千古名作《题西林壁》，而在谈话结束的拂晓时分，写了这么一首《赠东林总长老》的偈子：“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东林常总由此许可苏轼已经参悟了禅机，而经历庐山之悟的东坡居士，得以更好地回应接下来的人生，启发一代又一代的后来生命。
从庐山回到长江的苏轼继续乘舟东行，于元丰七年（1084）七月进入今日江苏境内，抵达了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他前去拜访了已在江宁罢相致仕七年的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的这番会面要比与东林常总的夜谈更为神秘，使得好言琐闻的宋人在笔记中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有趣故事，但大多数似乎不是那么的靠谱。无论如何，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是和谐而欢乐的，二人就过往的种种达成了和解。王安石甚至还邀请苏轼在江宁附近买田安家，苏轼也有此想法，只不过最终并没有如愿，倒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于常州宜兴（今属江苏）购置了田产，作为自己归老之所。苏轼还特别向皇帝上表，申请朝廷允许自己不去汝州，而是改为常州居住。这道奏表最初是在扬州上呈的，不过扬州官员似乎觉得这有些荒诞，便没有给他继续递交，苏轼也只好顺着运河继续北上，在年末的时候抵达泗州，再次上表请求改至常州居住，并专门派人递交至京城。元丰八年（1085）正月下旬，已经行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苏轼接到了朝廷的批准诏令，旋即掉头回转，再赴常州去了。
就在苏轼如此兜转的时候，朝政发生了剧变。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因心力交瘁而英年早逝，继位的哲宗皇帝赵煦年方十岁，故而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高氏执掌政权后，旋即起用赋闲洛阳的司马光，开始了废除新法、否定新学的更化。这场政治剧变对于苏轼、苏辙来说自是时来运转，本年五月刚刚抵达常州的苏轼便接到了恢复乌台诗案之前官阶，并授知登州（今山东蓬莱）的命令。待其在十月才在登州任上做了五天的时候，便再次接到奉调入京的命令。苏轼在此番由登州赴京的路上，途经青州（今属山东），其时乌台诗案的最大炮制者李定正任青州知州，苏轼也就与他不期而遇。然而苏轼与前番江宁会晤王安石一样，在青州与李定也达成了真挚的和解。十二月，苏轼抵达开封，旋即升任起居舍人。待到第二年改元元祐（1086），苏轼进一步获得骤迁，先是在三月出任中书舍人，又于九月升为翰林学士，与东坡居士齐名的另一个苏轼重要文学形象苏学士便出现了。元祐一朝可以算是苏门中人的黄金时代，不仅苏轼、苏辙重回京城，跻身宰执侍从，诸位苏门学士也相继供职馆阁，成为当日开封城中相当重要与璀璨的文学团体。
不过政坛的险恶风波仍在继续，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始终被朝臣猜测对神宗抱有极大的怨恨，从而尽管太皇太后高氏对苏轼始终恩赏有加，但在朝臣的激烈进言下，苏轼升迁的脚步就停止于翰林学士，始终没有跨越最后的这道关口，实现梦寐以求的拜相之愿，眼睁睁地看着后来者，也包括弟弟苏辙，越过他晋升至执政宰辅。不仅如此，旧党内部在司马光去世之后也发生了分裂，大致分成了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刘挚、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以程颐、朱光庭为首的洛党，在元祐朝形成了新一轮党争，局面可谓此起彼伏、复杂激烈，但最终的结果毫无疑问是两败俱伤的，使得旧党落得终无大建树的结局。苏轼基本没什么热情去应对这新一轮的党争，随着弟弟的官职越来越高，他也不断以避嫌为借口，请求朝廷外任他为地方官。元祐四年（1089）三月，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地方知州，而他将要前往的州郡，居然就是上一轮的外任起点杭州。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再次来到杭州，除了不断用文学书写感慨这番重逢，身居知州之任的他也积极投身于治州事业。本年杭州不幸遭遇瘟疫，苏轼一面向朝廷申请减免租税、开仓赈济，一面在杭州创设病院、抓捕盗贼。疫情退去后，他又带领杭州军民挖掘淤塞西湖的葑草以疏浚湖底，并将挖出来的葑泥堆建长堤于里湖、外湖之间，中开以供水流的六座石桥，筑成了今日闻名的西湖苏堤。为防止西湖继续被淤塞，苏轼还提议在湖上建造三五处小石塔，以划定禁止种植水生作物的区域，最终建成三座，又为西湖带来了三潭印月的景观。元祐六年（1091），苏轼于杭州再次被召还京师，又出任翰林学士。但未过数月，他又申请避嫌外任，这回他来到了座师欧阳修晚年致仕退居的颍州，并为颍州的西湖也发起了引水修闸的疏浚工程。在颍州西湖的疏浚工程尚未竣工的时候，苏轼便于元祐七年（1092）春改任扬州知州，这也是座师欧阳修曾任知州的地方，苏轼在扬州的瘦西湖畔与时任通判的门生晁补之留下了不少唱和。本年九月，苏轼再次回朝，参与郊祀大典，进官至其一生最高的官位：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兼礼部尚书。而苏辙则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成为宰执。二苏兄弟如此的权势之盛自然遭遇了政敌的疯狂攻击，苏轼也屡屡请求外任，终在元祐八年（1093）六月获知定州（今属河北）。然而元祐之政至此时已是气运将尽，太皇太后高氏于本年九月逝世，哲宗亲政，他拒绝了此时启程赴任定州的苏轼惯例面辞申请。在此之前的八月，苏轼刚遭遇了妻子王闰之的逝世之痛，而此刻的君臣隔阂想必令他更为绝望，应该是带着山雨欲来的沉重心情抵达定州。
政治情状也确实如苏轼所料急转直下，但可能残酷程度还要远超他的设想。亲政后的哲宗迅速召回贬谪岭南的新党人物，以“子承父业”的“绍述”旗号，全面恢复神宗的新法，并改元绍圣（1094），开始疾风骤雨般地贬谪旧党人物。首先遭到贬谪的便是苏辙，他遭遇到了讥讽神宗穷兵黩武的弹劾，由此被罢去执政，出知汝州。其后苏轼便遭遇到了新一轮的讥斥神宗的弹劾，很快就被罢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这两职，并降一级官阶，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在苏轼前往英州的路上，他连续不断地接到新的谪降诏令。在尚未出河南境时，官阶便又被降了一级；途经当涂（今属安徽）时，再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途经庐陵（今江西吉安）时，又接到了改贬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的诏令。而苏辙则在连续的贬谪后，最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然又回到了乌台诗案后的贬谪之地。苏门学士中的黄庭坚与秦观，也分别被贬至黔州（今四川彭水）与处州（今浙江丽水）。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抵达这场万里南迁的终点惠州。
经历了四年多的黄州谪居，苏轼抵达惠州后的心态较上次要相对平和一些。此时表兄程之才出任广东提点刑狱，大概是因为朝臣中有知道苏、程两家矛盾的人，故而特别将程之才调来广东，想要由此让苏轼多受点罪。然而苏轼再次展现了与人和解的能力，他和这位父亲与之断交二十余年的程家表兄重叙亲情，不仅让政敌的愿望落空，还获得了程之才的接济帮助。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惠州白鹤峰买下一块地，着手建造住房，就准备在此地终老。然而新的打击再次到来，自杭州通判任上便跟随身边的侍妾王朝云染病去世，使其失去了仅剩的精神相契的异性伴侣，彻底落入晚景凄凉的境地。然而苏轼继续用顽强的心态与博大的智慧对抗人生的苦难，一方面不断深入研习佛道思想，一方面则大规模和韵陶渊明的诗作，希望借助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帮助自己应对当下。绍圣四年（1097）二月，惠州白鹤峰新居竣工，苏轼迁居于此，长子苏迈也带着先前被安置在宜兴的家小来此团聚，看起来就要过上安适的日子了。
然而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击碎了苏轼的愿望，就在白鹤峰新居建成的同时，朝廷开启了对于“元祐党人”的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张耒被贬到黄州监酒税，秦观被移送横州（今广东横州）编管，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苏轼则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这一次再贬给了二苏兄弟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当苏轼行至梧州（今属广西）时，从当地父老那里听闻苏辙刚刚路过，便急忙追去，在五月十一日于藤州（今广西藤县）追上了苏辙，一起同行至雷州。六月十一日，苏轼在雷州告别苏辙，渡过琼州海峡，于七月二日抵达昌化军贬所，开始了与弟弟隔海相望的生涯，但却再也没有获得与弟弟重见的机会了。海南的生活自然比惠州更加艰难，但苏轼却还是能发现新的生活慰藉。他在海南安然地食芋饮水，与当地的黎族乡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亦试图在海南也置地安家，还对自我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总结。苏轼先修订了作于黄州的《易传》《论语说》，又全力完成了《书传》，还计划完成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志林》，不过最终未能如愿。
元符三年（1100）正月，不满二十五岁的哲宗暴崩，其弟端王赵佶在向太后与曾布的支持下继位，这便是以艺术著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徽宗即位之初，对贬谪岭南的旧党成员渐次予以宽赦，局势似乎又将倒向新一轮的更化。苏辙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变化的微妙，在接到量移永州（今属湖南）的诏令后便迅速启程北上，一路上不断接到继续量移的命令，至十一月时，朝廷已允许苏辙任便居住，而他也已经抵达了距开封不远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试图寻找归朝的机会。相比之下，苏轼完全没有类似的念头，慢悠悠地开启了北归的行程。本年二月，诏令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四月又量移永州，而他要到六月才动身离开海南岛。到了十一月接到任便居住的命令时，苏轼还身处广东英州（今广东英德），直到年末还未越过大庾岭，显然对于重新归朝未抱希望。局势的发展符合苏轼的预期，次年徽宗便改元建中靖国（1101），试图在新旧两党之间取一条折中路线，以结束党争。这样一来，身为尚在人世的旧党领袖苏轼、苏辙兄弟就不会被朝廷重新重用了，苏辙便留在了颍昌府，等待兄长由岭南北归，与其团聚。
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越过大庾岭后，继续他慢悠悠的北归脚步。渐次经虔州（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吉安），此时他遇见了同样由岭南北归的元祐政敌、朔党领袖刘安世，苏轼又与其尽释前嫌。其后苏轼由赣江入鄱阳湖而进长江，一路东行，经当涂、江宁、镇江、常州等地，想要前往宜兴，但却病倒在小舟之中。本年六月一日，苏轼在长江上喝了过多的冷水，半夜痢疾暴起，数日后又瘴毒大作，腹泻不止。至七月十五日病势转重，一夜间发起高烧，齿间出血无数。苏轼懂得医术，能开药方，此前病起时便给自己开了黄蓍粥以治病，此时复认为遭遇热毒，当以清凉药医治，遂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药煮浓汁饮下。但遗憾的是药物无效，气浸上逆，无法平卧，有赖晋陵县令陆元光特为送来类似今日之躺椅的“懒版”，苏轼才得以休息。后人根据苏轼病情的描述认为苏轼误开药方，以至病情加重，加快了死亡的到来。但苏轼当时也是做好了大限的准备，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告诫自己的家人不必悲伤哭泣。七月二十三日，苏轼在杭州结识的禅僧径山维琳来到常州，专程为苏轼生死大事而来，苏轼与其对榻倾谈，二十六日留下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于二十八日在懒版上了无牵挂地随风归去，溘然长逝。苏辙遵照苏轼的遗愿，将其安葬在汝州郏城县的小峨眉山，开启了独对萧瑟夜雨的晚年。十一年后，苏辙逝世，也安葬于此，获得了与兄长永远的团聚。
匆匆概览了苏轼的一生，不难发现苏轼基本完整地经历了一个人会在承平岁月可能遇到的种种悲欢离合。春风得意时如少年中举、制科高中、玉堂草诏，落拓愁闷处如黄州江涛、朝中党争、万里南迁、海角天涯，更有日常生活间的人情冷暖如兄弟亲睦、爱妻早逝、重逢故友、和解旧敌。除了因战乱而纷离流落，每一个后来者都能够从苏轼的一生寻觅到自我的相似，并通过他的选择因应寻觅自己生命的下一步方向，特别是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实际上，宋仁宗四十二年的太平盛世为成长于斯的苏轼提供了极高的文化艺术起点，而神宗、哲宗两朝持续的和平安定又是苏轼得以充分挥洒天才与积学的保障，加上世人罕逢的亲自跻身权力中枢的经历，才使得苏轼的种种人生思考显得如此真切与深刻，才使得苏轼对于人情美好的期待、追求以及亲身实践如此地令人感动。苏轼的这些生命痕迹就被记录在他的高妙文字之间，希望本书收录的苏轼全部三百六十余阕词作以及按照写作时代先后为序编选的近两百首诗歌、三十余篇文章，能够给读者提供一扇了解苏轼人生及其思考的窗口，在苏轼留下的三千弱水间获得一瓢之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