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夏天,我通过了司机资格考试,开始独自驾驶“行囊”系列机车,负责本地铁路局段内的客运工作。每当我开着机车向站台上的列车车厢靠近时,几乎每次都能见到马尔采夫坐在站台的油漆板凳上。他两腿间立着一根拐杖,一只手搭在上面,望着机车的方向,一脸的激动和跃跃欲试的样子,可眼神却是空荡荡的;他贪婪地闻着煤渣和润滑油的气味儿,竖起耳朵仔细听风泵运转错落有致的声响。我拿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径直将车开走了,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夏天一天天过去。我开我的列车,时不时能见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单单是在月台上,在街上也能碰到,那会儿他正拄着拐杖探路,缓慢地拖着步子。最近一段时间,他明显瘦了也老多了。他生活上倒是不用怎么担心——单位给他批了退休金,妻子也还在工作,又没有孩子;只是那份长时的哀愁和苦闷,那样一种死气沉沉的人生,着实折磨得他不轻,也就日渐消瘦了。我偶尔会跟他聊上几句,不过看得出来,他对闲扯生活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感兴趣,也反感我好言好语的拿话安慰,显然,哪怕是瞎子——也照样是一个完整而平等的人。
“走走走,一边儿去!”我好心好意地说完了,他却不耐烦道。
我也是个有几分脾气的人。有一次,跟往常一样,他赶我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道:
“明天十点半,我把车开来。要是你能老老实实地待着,我就带你上车。”
马尔采夫答应了。
“行啊。我会规规矩矩的。到时随便给我手上塞个什么家什——要不就把一阵子操纵杆吧:我不会乱动的。”
“你可不许乱动!”我反复强调,“要是你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手里塞一块煤炭,然后从此再也不带你上车了。”
这瞎子不作声了;他实在是太想再登上机车了,也就在我面前老实了下来。
第二天,我招呼他上机车,又跳下来把他从油漆板凳上扶起,帮着他登上了驾驶室。
我们于是向前动身了。我让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坐在我那司机的位置上,将他的一只手搁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把着自动刹车器,然后我的双手又分别按在他的手上。我的手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他的手也随之而动。马尔采夫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听凭我指挥,那机器的运转、打在脸上的风和手上的感觉,让他很是享受。他干得十分投入,浑然忘了失明的痛苦,那张枯瘦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微微的笑容,对他这个人来说,摸一摸机器,就是莫大的幸福。
返程路上,我们还是采取老办法:马尔采夫坐在司机的位置,我站旁边,弯着腰把手压在他的手上。如此操作,马尔采夫已相当熟练,只要我轻轻一按,他的双手就非常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意图。这位从前真资格的大师级司机,正在努力克服自身视力上的缺陷,用另一种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地干着活儿,证明着自己生命的价值。
到一些平缓的路段,我完全松开了马尔采夫,只是从副司机的角度瞧着前方。
我们已经快到托卢别耶夫站了;我们这一趟列车也即将顺利结束,并且准点无误。只是,在最后的一截路段上,我们前面亮起了黄色信号灯。我并没有开始提前减速,而是给足了蒸汽继续前行。马尔采夫坐得稳稳当当的,左手握着操纵杆;我望着自己的师傅,心中暗暗地期待起来……
“关汽!”马尔采夫对我说道。我没有说话,内心却激动万分。
只见马尔采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手伸向了调整阀,关掉了蒸汽。
“我看见了黄灯。”他说着,并把刹车手柄朝自己这边一拉。
“这恐怕,又只是你的想象吧,以为自己看见了这个世界!”我对马尔采夫说道。
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哭了起来。我走到他跟前,吻了他一下,鼓励他:
“把车开到底吧,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整个的世界,你现在都看得见了!”
我再没有出手帮忙,他将车开到了托卢别耶夫站。下班后,我同马尔采夫一道上他家里,从傍晚起,一直陪他坐了整整一宿。
我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下,就像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害怕他遭到我们这个美好而粗暴的世界里,那股突发的、恶狠狠的力量袭击时,没有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