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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我通过了司机资格考试，开始独自驾驶“行囊”系列机车，负责本地铁路局段内的客运工作。每当我开着机车向站台上的列车车厢靠近时，几乎每次都能见到马尔采夫坐在站台的油漆板凳上。他两腿间立着一根拐杖，一只手搭在上面，望着机车的方向，一脸的激动和跃跃欲试的样子，可眼神却是空荡荡的；他贪婪地闻着煤渣和润滑油的气味儿，竖起耳朵仔细听风泵运转错落有致的声响。我拿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径直将车开走了，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夏天一天天过去。我开我的列车，时不时能见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单单是在月台上，在街上也能碰到，那会儿他正拄着拐杖探路，缓慢地拖着步子。最近一段时间，他明显瘦了也老多了。他生活上倒是不用怎么担心——单位给他批了退休金，妻子也还在工作，又没有孩子；只是那份长时的哀愁和苦闷，那样一种死气沉沉的人生，着实折磨得他不轻，也就日渐消瘦了。我偶尔会跟他聊上几句，不过看得出来，他对闲扯生活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感兴趣，也反感我好言好语的拿话安慰，显然，哪怕是瞎子——也照样是一个完整而平等的人。
“走走走，一边儿去！”我好心好意地说完了，他却不耐烦道。
我也是个有几分脾气的人。有一次，跟往常一样，他赶我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道：
“明天十点半，我把车开来。要是你能老老实实地待着，我就带你上车。”
马尔采夫答应了。
“行啊。我会规规矩矩的。到时随便给我手上塞个什么家什——要不就把一阵子操纵杆吧：我不会乱动的。”
“你可不许乱动！”我反复强调，“要是你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手里塞一块煤炭，然后从此再也不带你上车了。”
这瞎子不作声了；他实在是太想再登上机车了，也就在我面前老实了下来。
第二天，我招呼他上机车，又跳下来把他从油漆板凳上扶起，帮着他登上了驾驶室。
我们于是向前动身了。我让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坐在我那司机的位置上，将他的一只手搁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把着自动刹车器，然后我的双手又分别按在他的手上。我的手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他的手也随之而动。马尔采夫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听凭我指挥，那机器的运转、打在脸上的风和手上的感觉，让他很是享受。他干得十分投入，浑然忘了失明的痛苦，那张枯瘦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微微的笑容，对他这个人来说，摸一摸机器，就是莫大的幸福。
返程路上，我们还是采取老办法：马尔采夫坐在司机的位置，我站旁边，弯着腰把手压在他的手上。如此操作，马尔采夫已相当熟练，只要我轻轻一按，他的双手就非常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意图。这位从前真资格的大师级司机，正在努力克服自身视力上的缺陷，用另一种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地干着活儿，证明着自己生命的价值。
到一些平缓的路段，我完全松开了马尔采夫，只是从副司机的角度瞧着前方。
我们已经快到托卢别耶夫站了；我们这一趟列车也即将顺利结束，并且准点无误。只是，在最后的一截路段上，我们前面亮起了黄色信号灯。我并没有开始提前减速，而是给足了蒸汽继续前行。马尔采夫坐得稳稳当当的，左手握着操纵杆；我望着自己的师傅，心中暗暗地期待起来……
“关汽！”马尔采夫对我说道。我没有说话，内心却激动万分。
只见马尔采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手伸向了调整阀，关掉了蒸汽。
“我看见了黄灯。”他说着，并把刹车手柄朝自己这边一拉。
“这恐怕，又只是你的想象吧，以为自己看见了这个世界！”我对马尔采夫说道。
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哭了起来。我走到他跟前，吻了他一下，鼓励他：
“把车开到底吧，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整个的世界，你现在都看得见了！”
我再没有出手帮忙，他将车开到了托卢别耶夫站。下班后，我同马尔采夫一道上他家里，从傍晚起，一直陪他坐了整整一宿。
我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下，就像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害怕他遭到我们这个美好而粗暴的世界里，那股突发的、恶狠狠的力量袭击时，没有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