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马尔采夫当了将近一年的副手,从头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待得7月5号这天,马尔采夫作为特快列车司机,出了最后一趟车……
我们接了一列80轴的客车,到手的时候已晚点4个钟头了。调度员专门跑出来,到车头跟前拜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无论如何都要尽量压缩一下列车晚点的时间,哪怕压缩到3小时也好,不然他就很难将空车安排到旁边的车道上了。马尔采夫答应他将尽量往前赶时间,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那会儿正值傍晚8时许,不过,夏天的时日较长,太阳还带着初升时的那股暖洋洋的劲儿,明晃晃地照着。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吩咐我,全程都要将锅炉里的蒸汽压力,保持在离极限值只差半个大气压的水准。
半个小时后,我们闯进了一片草原,一块平稳而舒缓的大平面。马尔采夫将车速控制在90公里,非但一直都没降下来过,反而在一些平直路段和缓坡地带——将车速提高到了100公里。上坡的时候,我把火箱的燃烧值开到了最大限度,要是自动输煤机赶不上趟了的话,就招呼锅炉工亲自用手帮忙,不然我那蒸汽就要降下来了。
马尔采夫开着车往前赶,一刻也不曾放松,将调速杆拉得满满的,回动手把也彻底松开放空了。我们这会儿,正朝着一大片挂在天边的乌云行进。从我们这方看,那乌云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可在其内部,则有那一道道凶猛而愤怒的闪电,在疯狂地肆虐撕扯。我们眼瞧见那一把把电剑,是如何直杠杠地扎进远处那片寂然的大地,我们也正对准那片大地疯狂地飞驰而去,就仿佛急着要去拯救她似的。这番景象,看样子似乎迷住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他老远就把头探出窗外,直直地盯着前方,一双早已习惯了烟尘、火光和空间的眼睛,这会儿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芒。他觉得,我们这架机车的干劲儿和威力,完全比得上那雷电的威风,甚至,他心里没准儿,还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暗自得意。
不久,我们发现一股尘土飞扬的龙卷风,正从草原上飞速地向我们冲了过来。看样子是风暴,正卷着一团雷雨云,朝我们迎头扑面地盖了过来。四周的光线都暗了下来;不断有尘土和草原上的沙粒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打得机车的钢铁身板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完全无法看清了,我于是发动了照明用的直流发电机,打开了车头顶上的探照灯。驾驶舱里,不断有热乎乎的沙尘暴钻了进来,在飞驰的机车的助力下,是越发地坚硬和猛烈,再加上炉膛里漫出的浓烟和笼罩在我们四周的昏暗的晨光,一时间让我们都快呼吸不过来了。列车带着呼啸声,从一片令人窒息和心慌的黑暗中挤了过去——冲进了那道车顶的探照灯光劈开的缝隙。车速已降到了60公里,我们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前方,如同置身于梦境。
突然,一颗巨大的雨点撞在了挡风玻璃上——转瞬就让热风给吸干了。接着,一道飞速的蓝光,从我的眼眨毛前一闪而逝,扎进了我心惊肉跳的心坎里;我一下子抓住了注水器的龙头,然而心里的那股疼痛却已经过去了;我立刻朝马尔采夫那头瞅了一眼,发现他——正稳稳地看着前方和开着车子,面色如常,没什么反应。
“刚刚是咋回事儿?”我问锅炉工。
“一道闪电,”他答道,“想给我们来那么一下,就差一点点,没打着。”
马尔采夫听见了我们的谈话。
“什么闪电?”他吼了一句。
“刚才那个。”锅炉工说。
“我没看见。”马尔采夫说了一句,然后就又把头朝向了外面。
“没看见!”锅炉工惊讶不已,“我还以为,锅炉要爆炸了,差点儿就被点着了,他居然没看见。”
刚才是不是闪电,我也拿不定。
“那雷声呢?”我问起来。
“雷声遭我们给跑过了。”锅炉工解释道,“雷声总是在闪电发作之后。雷响之前,空气被推搡晃动之前,响声在这里那里落下之前,我们已经飞速地跑过它了。乘客们,没准儿,听见了——他们落在了后面。”
随后我们冲进了倾盆大雨中,不过很快就钻了出来,开到一片消停下来的漆黑草原上,空中那团乌云一动不动,十分安静和温顺,显然是累坏了。
四下里一片漆黑,夜色安静而幽深。大地潮湿的气味儿,被暴风雨洗礼、吃饱喝足的庄稼和野草散发的清香,阵阵向我们袭来。我们开着车飞速前行,继续赶时间。
我发现,马尔采夫这会儿开起车来大不如前了——过弯道时,我们被摇得东倒西歪的,时速一会儿上到100多公里,一会儿又下到了40。我判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没准儿是累惨了,因此啥也没跟他说,哪怕在机师的这种操作下,我已经很难再维持火箱和锅炉的最佳状态了。不过,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该停下来加水了,那时,到了站上,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应该会去吃点东西和休息一会儿。我们已经往前赶了40分钟,而到我们这趟行车区间的终点,我们至少还可以追回不少于1个小时的时间。
马尔采夫的疲劳驾驶,让我实在不敢掉以轻心,不由得亲自上阵,双眼紧紧地盯着前方——一边看路,一边看那些信号。从我这边,左机的侧上方,挂有一盏电灯泡子,用以照亮摇杆装置的转动情况。起先,左机稳定而紧张的工作情形,我瞧得清清楚楚,可没多久,上方的灯就失去了神采,显得苍白无力起来,活像一根蜡烛似的。我回身进了驾驶室。那地方,所有的灯泡都快熄了,亮度不及平时的四分之一,也就勉强能看见那些仪表。奇怪的是,出现了这种异常状况,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会儿竟然没有给我敲扳手示意和提醒。事情明摆着,是直流电机的转速没达到设计要求,导致电压下降了。我于是借助蒸汽管子,开始调控起直流电机来,前前后后忙乎了好一阵子,可电压就是不见上来。
这时,一团模模糊糊的红色光晕,从仪表盘上面和驾驶室的顶棚一晃而过。我朝外面瞅了一眼。
只见前方,一片黑暗中,也不知是远是近——根本就看不真切,有道红光,横在我们的道上直晃动。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但却知道该咋办。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大叫一声,接连拉了三响停车的汽笛。
这时,只听见车轮下面,连续响起好几声响墩雷管的爆炸声。我立刻冲向了马尔采夫。他回过脸来望了我一眼,眼神空洞而平静。速度表上的指针显示,时速在60公里。
“马尔采夫!”我大声叫喊,“我们压着响墩雷管了!”接着就抓向了操纵杆。
“滚开!”马尔采夫大喝一声,一双眼睛里隐隐发亮,倒映着速度盘上方那盏灯的幽暗光芒。
他猛地摁下了紧急制动刹车,向后扳了一把回动手柄。
我一下子被推到了锅炉上,只听见下面的车轮子,响起一片铲过钢轨的刺耳嘶叫声。
“马尔采夫!”我说道,“把汽缸的龙头打开吧,这机器要遭我们给毁了。”
“用不着!毁不了的!”马尔采夫回了一句。
我们停住了。我一边摇动注水器往锅炉里加水,一边朝外面看去。在我们前方,大约10米开外,停着一辆火车,尾部的煤水车正对着我们。那煤水车上,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火钩子,顶端烧得通红,放着光芒:那人就是挥舞着这根火钩子,想让快车停下来。这辆停在行车区间的机车,是一列货车的后推车头。
也就是说,在我捣鼓涡轮直流发电机,没功夫往前面看路那会儿,我们的列车先是开过了黄色信号灯,接着又过了红灯,可能还不止一次,错过了那些巡路工发出的警告信号。可到底是怎么了,马尔采夫愣是没发现这些信号呢?
“科斯佳!”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冲我喊道。
我来到他跟前。
“科斯佳!我们前面是咋回事儿?”
我给他解释了一遍。
“科斯佳……下面的路就由你来开吧,我的眼睛瞎了。”
第二天,我把空返列车开回了我们站,将机车交给了段里维修,有两对车轮的轮箍稍微有点变形了。我把这次事故向段长作了汇报,然后扶着马尔采夫往他家走去;马尔采夫自身很是内疚和难受,也就没去跟段长打照面。
马尔采夫家的房子在一条杂草丛生的街上,我们还没走到那屋子跟前,他突然跟我说放他一个人回去。
“不行,”我没答应,“您啦,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是个瞎子了。”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明亮而坚定。
“这会儿我看得见了,你回家去吧……我眼里一切都瞧得清清楚楚——那不,我老婆出来接我来了。”
马尔采夫家的大门口,真的站着一个女人在那里等,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妻子,一头松散的披肩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她头上包着有什么没有?”我问道。
“没有,”马尔采夫答道,“谁是瞎子——你还是我?”
“那好吧,既然看得见,那就看吧。”我想了想,也就离开了马尔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