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20世纪80年代“回归”以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似乎成为俄罗斯文学甚至世界文学机体上，始终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人们无论怎样努力接近他，无论怀着多么饱满的热情拥抱他的作品，无论用多么惊异的感慨赞颂他的艺术成就，他似乎一直在孤独地渐行渐远。而对于日渐疏离现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份“渐行渐远”的陌生，恐怕迟早会变成某种记忆缺失的错过。
然而，于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之艰辛探索而言，甚至于今后无数世纪人类世界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而言，普拉东诺夫又是断然不可或缺的。他的经验和警示，“在解释我们昨天和今天遭受痛苦和灾难的根源和前景”（俄评论家韦林语）；他的洞察和预见证明“他是第一位真正理解一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未来的作家”（俄小说家比托夫语）；他的哲思和宏愿，“使用无声的语言表现了21世纪内任何哲学家都未能表现的最细微的范畴”（比托夫语），“为的是在大地上真正地实现人民的真理”（普拉东诺夫语）。凡此种种归于创作思想层面的特质，使得普拉东诺夫逐渐被视为“非凡的道德精神权威”，他所构筑艺术世界的审美向度，被注解为一种“反叛的艺术思维”。
再则，单从所建构的艺术世界的美学形式上看，普拉东诺夫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他“不是用笔，而是用我们所不理解的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书写，“开了‘非文学’的先例”（俄文艺学家米哈伊洛夫语），“为俄罗斯书面语言开辟了未曾动用过的可能性”（俄雕塑家苏奇科夫语），“新颖地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从总体上推翻了有关艺术性的传统概念”（韦林语），“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全然不同凡响的综合”（俄观察员斯捷潘尼扬语）。因此，普拉东诺夫的艺术范式，才会被推崇为一种“非凡的美学权威”，他的“反文学的语言风格”，才会暂时被指称为处于“异样的书写姿态”。
诚然，无论是“反叛的艺术思维”还是“异样的书写姿态”，不仅对接触过普拉东诺夫作品的普通读者，是一份难以顺畅阅读和舒适把握的“艰辛”，并且对热衷于研究普拉东诺夫的专家学者，也是迄今未能穷极奥妙和完整抵达的“遗憾”。那么，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道路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其实，用普拉东诺夫的话来说，“出路很简单”，就是要找到解构其艺术世界的那把“钥匙”，也即要发现并抓住作家进行创作的美学原则和方法。普拉东诺夫早在1920年参加首届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大会时就说过，他“哪派也不是，我有自己的”。因此，这把“钥匙”，就断然不能囿于现有的文学流派和文艺理论的范畴，而是要从一种全新的方向和领域去寻找甚至打造。经过多年不间断地探索和思考，我们发现，普氏这个“自己的”美学原则和方法，就是以“世界叠合”的方式在建构其艺术世界。
传统文论认为，叙事类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再现或表现，是作者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并且，这个艺术世界因其具备完整的结构和丰富的生命气息，被定义为拥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第二性世界”，而作者赖以生存、观察和表现的现实世界（可延伸到历史现实和未来现实），则被命名为“第一性世界”。普拉东诺夫却不同，他那里还有一个“第三性世界”，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早早地就预见到并迅速在脑海里将其固化的，拥有完满的物质和精神结构的“未来新世界”。这一世界无论从普拉东诺夫的社会生活实践还是艺术创作实践上看，都具有无可置疑和永不消失的先验真理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秉持对“未来新世界”不变的信念和虔诚的追求，作家“每天，甚至每个钟头的劳作，都是独自在紧张而深刻地对20世纪的俄罗斯和人类的命运进行自我剖析和思考”（俄学者恰尔马耶夫语）。而在艺术实践领域，作家的主要活动就表现为，始终在将第三性的“未来新世界”与第一性的“现实世界”相叠加、印证和甄别，从而创建出了以“现实和未来”这两个世界相互叠合为基础的“第二性”的艺术世界，“普拉东诺夫笔下的现实世界的对应性可以这样理解，作家描绘了一个虚幻的、超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极其精准地反映了那个‘臆想王国’”（俄历史学家黑勒语）。而在世界叠合过程中，势必会因两个世界各自结构上的差异性和位置上的远距性，而引发诸如拉扯和排斥、塌陷和隆起、遮盖和凸显、拥挤和踏空、扭曲和变形等碰撞现象。这诸多碰撞现象反映在小说文本中，带来了阅读直觉与接受习惯上的尖锐感和陌生感，从而直观地得出作家的艺术世界，具有“反叛的艺术思维”和“异样的书写姿态”这样一种感受和认识。
纵观普拉东诺夫的文学生涯，依据观察现实视角的高低，或者因由世界叠合的厚薄，也即艺术思维的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作品《电气化》算起，到1927年初完成中篇小说《以太通道》的创作为第一阶段，作家的目光和视野主要锁定在探索“未来新世界”的存在样态和完整结构方面；1926年底完成192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叶皮凡水闸》为一过渡，以1927年发表中篇小说《驿站村》为起点，到1933年开始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的写作为界，作家的创作转入了第二阶段，其思绪和情感开始关注并审视现实（包括《叶皮凡水闸》的历史现实），着力考辨“未来新世界”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吻合度的问题；自1934年始，以两部中亚题材小说《龟裂土》和《占心族人》（旧译为《江族人》）的诞生为标志，直至1951年作家逝世为第三阶段，作家的心神和兴趣重在深入现实生活的隐秘环节，将“未来新世界”的精神结构，嵌入到平凡的人民个体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进行观察，以甄别“未来新世界”的精神引力在“现实世界”普通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所产生的冲击和蜕变效应。
所幸入选本集子的5篇小说，恰好分列于这三个阶段，适于逐一作番梳理，以切实感受普氏艺术思维“反叛性”和书写姿态“异样性”的多方面内涵及特质。
所谓“反叛的艺术思维”，研究界目前普遍认为，这是指普拉东诺夫艺术创作的主旨与苏联时代主流文学的志趣相左，对苏俄现实社会进程中人与自然、与历史、与革命、与社会、与国家及人与人的哲理性思考和冷峻批判，是作家进行审美追问的基本理路；对特殊历史环境中“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艺术求索，是其进行审美建构的主要格调。这种认识，仍是从政治意识倾向和精神道德方位这两个维度，对普氏艺术世界进行的宏观解读，若仅止于此，则离普氏艺术世界的深度和复杂性相距甚远，仍然是在“用一把远离生活复杂性和艺术复杂性的抽象的尺子”衡量作家的哲学视野和艺术追求。若站在以“世界叠合”方式建构的美学基石上，重新审视普氏小说文本的细微之处，则可以读出更多的“不一样的”艺术思维成分来。
中篇小说《以太通道》是普拉东诺夫第一阶段创作集大成的作品，也是认识和解构其二、三阶段创作那把“钥匙”的骨架或“匙槽”，第一次完整地给出了“未来新世界”的全貌（未来现实），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存在要素的全部结构形态，是作家对先验性存在的“未来新世界”在艺术领域的全方位实践和具象化。从情节上看，小说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几代狂热而执着的科学探索者和冒险家的故事，他们为了人类的福祉，探索、寻找、捕获并利用神秘地存在于宇宙空间的“以太”物质，梦想“像畜牧工人养猪一样，喂养繁殖铁、金和煤”，以改变人类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现实窘境。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主旨和艺术思维指向，目前评论界的论调比较集中，认为这是作家“将大地建设成‘人类舒适的家园’”之理想的技术试验方案，属于思考和追问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论断基本揭示了普氏“未来新世界”的物质属性，但并未有触及这一世界的精神属性。其实，小说中，作者通过悲剧性的情节设计和另类文本的穿插手法，暗示性地交代了“未来新世界”应该具有的精神面貌。放在“世界叠合”机制下考察，不难发现，第三性的“未来新世界”在叠合向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时，明显出现了一种踏空现象，即主人公们的精神品格还没有成长起来，还不能契合“未来新世界”的精神需求和结构，因此才会发生种种因精神缺失而导致的悲剧，如波波夫在意识错乱情形下的毒发身亡，玛基森在思想崩溃中的暴毙毁灭，基尔毕奇科夫父子在心灵空虚时出走异国他乡后的意外死亡。而解决精神缺失的方案在哪里？作者借助插入两部仿古文献的方式（《阿尤纳之歌》和《总经》），系统而深入地思考了时间、空间、知识、创造、历史和自然等哲学命题及这些精神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回答了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俄国人民乃至20世纪的整个人类，如何在精神上企及甚至跨入“未来新世界”的途径问题，这也是后来作家不断在艺术实践中呼吁“重要的是给人们种上心灵”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没有找到匹配“未来新世界”的精神力量，普拉东诺夫才会几乎在创作《以太通道》同时，将自己的艺术笔触伸向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从而写就了《叶皮凡水闸》这部历史题材小说，其目的在于深入俄国人民的心灵家园，从历史渊源上追溯其成长向历史拐弯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小说以18世纪初彼得大帝试图连通黑海、里海和波罗的海直至印度次大陆的伟大构想为蓝本，以主人公英国工程师佩里建设沟通顿河与奥卡河间的人工运河工程为主要线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历史的碰撞及“亚洲的自然”与“欧洲的智慧”的冲突进行了深刻反思。情节发展上，这部小说存在明暗两条线索，佩里理想事业追求上的磨难在明，佩里的女友梅丽爱情生活追求上的不幸在暗，二者交相辉映，共同烘托了小说基调的悲剧色彩。而正是这个悲剧基调，表明作家在“敏锐地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高度洞视现实社会中初露端倪的弊病”（吴泽霖语），若从“世界叠合”效应上看，则不难发现，“未来新世界”在靠向“历史现实”世界时，出现了一种塌陷现象，在这里，历史破产了，爱情也破产了，俄国人民精神世界的蛮荒和物质文明的落后表明，要从俄国历史这片陈腐的土壤上自然而然地长出新的心灵，要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依照惯性接续俄国古老的精神传承，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为顺利长入“未来新世界”，这就要求俄国人民的心灵世界必须得“破土”和“蜕变”。
紧接着，这个“破土”的任务就落在了《驿站村》身上。这部中篇小说带有一定自传色彩，是普拉东诺夫第一次用细腻笔触揭示“小人物”的命运。小说既简明扼要地交待了作家的故乡“驿站村”诞生的历史，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个命运悲苦的“小人物”雇工费拉特，在革命前后的穷困生活和向往革命的心路历程。从艺术思维的目标上看，作家希望“一方面要将革命前俄国生活的一种面貌揭示出来，另一方面还要建构一种发生在1917年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俄学者斯维捷利斯基语）而这个目标，放在“未来新世界”的透视镜下观察，不难发现，在那场革命爆发之际，在历史前进的步伐即将猛然撞击“未来新世界”的大门前，俄国的乡村生活仍是一派保守落后的破败景象，俄国人民的心灵还满是绝望哀伤的封闭状态，如何正确地打开那扇门，如何正确地“踏上奔向广阔的生活天地的道路，拥抱全新的、最高意义的存在”（俄评论家瓦西里耶夫语），这既是那场革命采取暴力方式摧毁旧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那场革命采取同样“暴力”的方式打破人民心中沉重而坚硬的思想之壳的现实任务。而那场革命，则是“未来新世界”诞生和成长的序曲。这序曲，从“大地深处和底层”唤醒了行将灭亡的人们的心灵和意识，使之“破土”而出，“如同那冰封的晶莹山体，在重重的压力和原初的欲望下，开启了第一次的萌动”，“内里，某种清新意识的胚芽，被坚定地植入并永久地种下”。而这一“唤醒”或“破土”现象，当然离不开“未来新世界”在靠近旧的“现实世界”时所诱发的牵引作用，其“全新的、最高意义的存在”既是一种希望，也是一份诱惑。不过，苏醒只是前提，“胚芽”仍需成长，才有可能跨过那道门，进入到新的生存世界，这就要求那人和那世界的结构还得不断“蜕变”，以脱胎换骨为“新人”和“新的世界”，这也是小说结尾处那句“赶着投胎去”的隐喻意义。
接下来，作家在整个第二阶段创作中，紧张、敏锐而又果敢地考察着诸多“蜕变”现象和过程，从而使得随后的一系列作品都特别激越和凶险，与当下的生活现实和艺术实现均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多数作品在当时都未能成功发表，《幸福的莫斯科娃》也在此列。
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的创作始于1933年，其后一直断断续续，到1936年都仍在修改写作方案，因而研究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并没有完结。小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作为无产阶级城市和艺术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城的社会生活景况，刻画了新的历史语境下一批苏联青年的新面貌和新特征，揭示了他们充满梦想与激情的人生追求总是同一些消极的熵、孤独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生存窘境，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未来希望与现实困惑，彰显了作家对生活与爱情、理想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及人与社会等宏大哲学命题的深层思考。其实，遵循作家考察“蜕变”现象和过程的艺术思维逻辑，从文本结构和情节意蕴相互间的契合度上理解，这部小说的结尾是合理的，结构也是完整的，呈现出“一种试验性的结尾，这一试验表明，命运和思想实现的可能性非常之多，表现为一个非常庞大的系列，但是结果却什么也不是，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俄学者马卡罗娃语）
这部小说艺术思维的“反叛性”不仅在于“不合时宜”的哲思表达，还涉及到“新世界”和“新人”的成长问题。从“未来新世界”的存在要素上看，其结构体系中的关键要素“新人”，在叠合向30年代的莫斯科那群优秀的“新青年”时，引发了扭曲现象。“扭曲”的原因在于，“现实世界”的“新人”在“蜕变”过程中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心灵”，他们以为通过“爱来联结大家”的方式，找到通往“未来新世界”的“主要的生活”，却发现从天上到地下、从实验室到舞厅，处处都充满了“灾难和痛苦”，生活依旧“这样糟糕”，“爱”并没有成长为与“未来新世界”相一致的精神力量。因“心灵”的缺失或者说不完整，人们在物质上进行改造世界的种种实践方案和建设行为，如女主人公莫斯科娃飞上高空寻找自由、深入地下建设道路的行为，男主人公桑比金拯救生命、寻找死亡的物质属性以复活死者的行动，沙尔托利乌斯改良秤具的实践，等等，通通都碰了壁，不是遭遇灾难，就是陷入荒唐，反而带来更深层次的没有结局的痛苦。这种“扭曲”现象表明，“幸福、平顺的主人公们与其周围的世界还很不协调和稳定”（芬兰学者科斯托娃语），那个“人、时间和自然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未来新世界”还远没有到来，人与世界的“蜕变”过程也还远没有结束。
只是，出路到底在哪里？既然从狂热的建设浪潮和炽烈的精神追求中均未能找到恰当答案，同时反观自身生存遭际的不幸和艺术实践的磨难，普拉东诺夫似乎对“现实世界”既有的条件和环境屈服了，将目光转向了“宁静的现实生活”，回到“人物历史”的初始阶段，回归心灵“萌芽”的本真状态，意图平静而隐秘地考察人们心灵缓慢的“蜕变”过程。因此，小说最后，所有的主人公才纷纷消失于茫茫人海，回到平凡生活之“宁静港湾”的深处。这既是这部长篇小说看似在走向沉默的结尾，也是作家第三阶段艺术创作隐然与现实生活相妥协的开端。
短篇小说《美好而粗暴的世界》情节简单、节奏舒缓，以平凡而宁静生活中的一次意外事故为着眼点，重点考察了特殊事件背景下人与社会的位置和结构关系。小说中有句名言，“哪样更好——一个自由的瞎子，还是一个明眼的、无罪的囚犯？”这是评论界普遍喜欢关注的焦点，认为作家借此在讽刺那个时代人与僵化的现实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紧张，矛盾冲突尖锐。当然，这样的解读和判断，也确实说明作家的艺术思维仍保留了“反叛性”的特征。不过，从小说文本的内容含量上看，只有这么一个结论似乎还远远不够，可能忽略或丢失了作家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思想或发现。普拉东诺夫“回归宁静的现实生活”的目的，不仅在于温柔平和地揭示“现实世界”相对于“未来新世界”的非完满性缺陷或弊病，更重要的是继续关注和甄别人们心灵的“蜕变”成色。因此，主人公马尔采夫在遭到雷击后才会出现幻觉，这个幻觉就是其因热爱机器、陶醉工作的心灵向“未来新世界”靠拢时，产生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所导致的，“这事儿呢，显然是人的那些内部因素在起作用”。在作家对“未来新世界”的设计中，科技改变世界是一个重要手段，机器是“未来新世界”不可或缺的物质结构要素，它投射或者叠合在“现实世界”中，常常显化为一种生命存在形态（普氏笔下的机器几乎都拟人化了），具有非凡的力量魅力，牵引并促进着人们“心灵”的进步和成长。不过从老司机马尔采夫一波三折的命运走向和小司机科斯佳好心办了坏事的“冒失行为”上看，不仅“现实世界”还没成长到“未来新世界”的高度，仍有“突然爆发又冷酷无情的，毁灭人的劫难力量”存在，人的心灵，人“身上那份生而为人的特殊性”也尚未成熟和饱满，还不能充分认识所在世界的物质结构（比如天象）。
因此，在这部短篇小说中，甚至整个第三阶段的艺术创作，普拉东诺夫艺术思维隐秘而执着的目标，仍在于努力而艰辛地发现和判断，“那人和那世界”向“未来新世界”蜕变的程度。而这一目标，不仅是其“艺术思维”始终在指向远方，始终呈现出一种“反叛性”特质的基本逻辑，更是他这一阶段诸多“静默风格小说”仍然难以问世，即便偶有发表，也立即招来万般非难的重要原因。
普拉东诺夫的书写姿态与其艺术思维是相一致的，其思维的“反叛性”与姿态的“异样性”也是相协调的。这个“异样性”反映在艺术世界的叙述语言上，就是其为世人常常津津乐道却又每每望而却步的“反文学语言风格”。普氏的“反文学语言风格”在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了两个方面的话语结构特征，或者说两大美学形式特点：一是叙述语言内在构成上离奇的混成性、杂糅性和粘连性，表现为将大量宣传口号式陈旧政治用语（“带刺的官方术语”）、公文用语（各种决议批示和集会演讲中摘录下来的“语言代用品”）、晦涩不通的招贴画用语、前线煽动人心的口号和高度紧缩的哲学话语糅合在一起，将一些简单、普通、惯常的词语（如耕地、工作、大地、生活、死亡等）与当时人们还没有适应的新词（如革命、世界革命、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等）相粘连，把众多冗言赘语、奇谈怪论、错格修辞甚至语法错误等语言现象混杂于一体；二为叙述语言外在修辞效果上的粗糙化、响亮性和隐喻化，表现为言语措辞发生了“故意的”扭曲、变形和断裂，形成了“不对头的”丰富灵活和“口齿不清”的优美而粗糙的效果，其“复杂的旋律性”、“发自内心的呐喊声”和在革命期间学会思考的人大声的“内心独白”，实现了令人思想深处激动不已的响亮的变奏曲效果；语言指称概念的拟人化和“拟物化”修饰，比如将自然、技术、机械、革命、历史和社会等概念进行拟人化处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概念予以拟物化修饰，取得了惊人的隐喻效果，赋予作品浓郁的哲学底蕴，极大地丰富了作品潜在的多义性和广阔的语义域。
那么，普拉东诺夫的“反文学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其进行艺术创作时，是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冲动或者言说心理机制在影响他的书写姿态？答案仍然与“世界叠合”方式进行审美建构的美学原则和方法紧密相关。“未来新世界”在向“现实世界”叠合时，其“新的”语言结构和话语体系跟现行的“旧的”对应物发生了碰撞，同样诱发了“拉扯和排斥、塌陷和隆起、遮盖和凸显、拥挤和踏空、扭曲和变形等现象”，在这些现象的影响下，至少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话语形态的变化，也可以说形成了三种新的语言结构形式，一是日常口语的形态变化（内容构成变了），二是内心独白的形态变化（表达能力变了），三是修辞声音的形态变化（感情色彩变了）。
首先，日常口语发生形态变化的内在机理是这样的，“现实世界”旧的存在要素和现象，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以旧的世界观念和宗教信仰为主体的民间话语，与“未来新世界”的存在要素和现象，表现在语言上则是以新的革命学说和真理认知为主体的新型话语，发生了碰撞，一些很少接触过也从来没使用过的生词、大词、新的思想和物质概念等，冲击并挤进了人们的精神意识，跟一些同类的或相关联的旧词和表达习惯硬性地拼接粘连在了一起。并且，旧的日常表达在遭遇新的话语内容时，显得有些胆怯和懦弱，仿佛时刻在躲避或打算逃逸，故而呈现出要么在装腔作势地吓唬，要么是结结巴巴地讨好或笨嘴拙舌地退缩。
比如小说中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怪异”的词语搭配，“给矿藏施肥”、“喂养繁殖铁、金和煤”、“零机器技术”、“新自然的建筑师”、“大地的肚脐”、“紧密无缝、完整一体的人民”、“技术的终点”、“社会主义形式的家产”、“疏远共产主义”、“主要的生活”、“想出自己的世界观”等等。这些词语组合给人感觉，“语词仿佛迷了路，它远离了自己的日常状态，它们的内在形式根本发生了变化，似乎在四下逃逸。”（恰尔马耶夫语）
再比如，我们还会读到这样一些“奇特”的语句，“孩子比贫穷更重要和强大得多”；“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驱动下，历史前进的车轮正在切切实实地改变着方向”；“愚蠢的生活把人们弄得伤痕累累，而科学就是用来医治创伤的”（《以太通道》）；“可要是从上面往下看，这人民啦，倒也平平整整的一般儿齐，谁也不见得比谁更金贵”；“革命啦——她就是一种自由，跟财产啦归属呀什么的，压根儿就不搭界——像过去一样，总会停下来的”（《驿站村》）；“他对近在咫尺的未来有着强烈的预感，那刚刚被资本主义掠夺走的幸福生活，如今正在向自己招手和走来”；“若是眼下挂在天上的这颗太阳不够用了，或者实在令人腻味和不漂亮了，那么干脆就点燃一颗新的太阳”（《幸福的莫斯科娃》）；“您应该知道关于人的一切，甚至那些，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的东西……”（《美好而粗暴的世界》）这样的表达对读者来说，“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可笑和遗憾，更多的是逻辑上的触目惊心和痛苦经历，让人体会到了个人生活上的可怕荒谬和魔幻景象。”（科尔尼延科语）
其次，内心独白的形态变化之原理在于，人的心灵在“蜕变”过程中，无论是其思考的能力还是说话的能力，一切都仿佛才刚刚开始，他们在触摸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说法，并尝试着学习思考和表达，其精神结构在破裂，思想意识出现了暂时性混乱，内心的声音如同在牙牙学语，经常会出现词不达意的尴尬，犯语法颠倒的错误，甚至产生“神搭配、神逻辑”式的奇思异想。比如，他们似乎意识到，“应该为这样的人而活着，那些正在创造未来的，正在被沉重的思想所折磨的，正在整个人本身都在变成未来、变成一种速度和追求的人。”（《以太通道》）似乎要张口呐喊，“思想念头不是唯心主义，而是确定且万能的物质！”（《以太通道》）似乎有所醒悟或察觉，“我不是故意要来到这个世界的，只是一种偶然和意外，可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得为此而忍受我，而我，将再也不会痛苦和难受了。”（《驿站村》）“既然人目前还是一种自制的，功能尚不够强大的，设备也不够完善的生物体——没准儿只不过是，某种更加高级而有效的生物之比较原始且模糊的胚芽和原型。”（《幸福的莫斯科娃》）又似乎在感慨，“历史这个老娘们，都把咱们给搞残废了！”（《幸福的莫斯科娃》）“我看这个世界看习惯了，也以为是在看着它，可当时我看到的它，不过是在脑子里，在自己的想象中”；“哪怕是瞎子——也照样是一个完整而平等的人。”（《美好而粗暴的世界》）这些粗犷、尖锐或深奥的、读来并不十分顺畅的心声表明，人们“仿佛仍在学习怎样说话，但同时其言语中却拥有绝对的无法表达的对世界的认知”（俄学者乌尔班语），“彰显了人民在追求和谐的新世界道路上所发生的‘可怕的心路历程’”。（瓦西里耶夫语）
第三，修辞声音的形态变化。这一变化是普拉东诺夫内心执念最直观的显化和反映，他对“未来新世界”实在过于钟情和偏爱了，以至于凡是与“未来新世界”的物质和精神结构相一致的存在，或者说“叠合”之后，“现实世界”的存在与“未来新世界”的存在取得高度重合的那部分，诸如一些事物、人物、自然环境和景象甚至抽象的概念等，作家对之都怀有特殊的感情，在书写描绘时，其笔触常常借用比喻、比拟、通感、夸张和移用等修辞手段，展现出一种格外亲近和钟爱的姿态。
如此，我们才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奇俊的”形容，“不会言语的、但却非常用心的交谈者”、“不堪重负哀嚎呻吟的窗户”、“丝毫没有翻身机会的垃圾”；“缠绵纠结、黏稠不堪的思绪”、“茫然失措的精力”、“日益膨胀的大脑”、“可怜巴巴又危险万分的灵魂”、“现成而又空闲的心灵”、“空心人”、“一个早就开了头、却又远未结束的家伙”；“处子般的草原”、“平稳而舒缓的大平面”、“静默肃然也悠闲的天地”、“开阔而空旷的夏日”、“蓬勃而伟岸的清晨”、“令人窒息和心慌的黑暗”；“狭窄而沉闷的寂寞”、“黑暗而拥挤的孤单”、“轻松而愉悦的疲倦”、“紧密而狭窄的幸福”、“坚硬如铁的真理禁区”、“剩下的多余时光”等等。这些词藻生动地表明，作者似乎在与他所描述的对象深情地打着招呼。
也不难发现一些更为倾情的秀美表达，比如，“稀薄的空气中，夜风挥舞着冰凉而无情的双手，忽起忽落”；“焕发出惊人朝气的骄阳笑容满面地倾洒着自己的热情，鼓舞着早已疲惫不堪的大地努力从事生产”（《以太通道》）；“萧瑟阴冷的海风扇拍着威尼斯样式的窗子，抢进屋来，寒气阵阵逼人，越发显得孤寂凄凉”；“北国大俄罗斯的冬天，过得总是这么漫长而蹒跚”（《叶皮凡水闸》）；“他看见，大地庞然的身躯里，一颗火热忙碌、沸腾喧闹的心脏，正隐隐远去，躲进那无尽黑暗的深处，不停地战栗，直待清晨，方得自由”；“驿站村，如今是一副愁眉不展、苟延残喘的样子——那战争的炽热，已渐渐烤干了驿站车夫们舒适安逸的生活”（《驿站村》）；“屋里的家具摆设，看上去没花国家几分钱，显得很是单调和陈旧，使得这些物件的思想性透出了几分冷漠和冰凉”；“这夜晚，长得如同一根立着的棍子似的”（《幸福的莫斯科娃》）；“我们这架机车的干劲儿和威力，完全比得上那雷电的威风”；“随后我们冲进了倾盆大雨中，不过很快就钻了出来，开到一片消停下来的漆黑草原上，空中那团乌云一动不动，十分安静和温顺，显然是累坏了”（《美好而粗暴的世界》）。凡此种种灵气逼人的语句，让人读来，不免觉得作家在向那些非生命物什和自然景象优雅地致以问候。
总的来说，普拉东诺夫用“反文学的语言”进行艺术创作，可谓用心良苦，异常形象深刻地揭示和证明了，在那个具有先验真理性的“未来新世界”的诱惑和指引下，人这一要素在蜕变，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载体语言，也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未来新世界”自有其完满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有与其物质和精神存在要素相一致的语言结构和话语体系，包括新的称名对象、新的知识观念、新的世界认知、新的哲学思想甚至新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那人和那世界”在接近并希望长入“未来新世界”时，必然要认识、学习和掌握其语言，以便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种结构甚至其本身。
离开了“未来新世界”的非凡魅力，离开了“世界叠合”式的审美建构，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恐怕就不会如此独特和成功（就像他改编的一些童话故事那样）。而对于这颗星球上，正在走向并立志进入且最为接近那一“未来新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我们似乎比别的人民，更加迫切地需要“结识”这位作家和了解他的作品。
是为序。
淡修安
2020年夏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