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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府及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战略

数字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开放的社会基础数据资源,数字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地政府以及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各地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等对数据流动的作用越来越认可。尤其在国际贸易方面,各国已经认识到国家管制跨境数据流动的制度相互兼容的重要性,相互兼容有利于新兴技术的采用和扩散,避免对社会整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倡导开放数据和自由跨境数据流动的人士强调,这种流动推动了数字经济,并为就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来源。限制数据流动将妨碍创新、增长和发展。一些咨询公司估计,跨境数据流动在大约十年内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10%。

在影响数字服务经济发展的非技术性因素中,政府及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战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决策者们在考虑政府、消费者或用户和公司对数据及其使用权和所有权时所提出的数字化战略,将决定数字服务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即数字城市战略在数字服务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以及政府对社会公共数据的控制机制。

城市作为数据驱动创新的枢纽

数据驱动创新的发展,大多首先在高度发达的都市进行,因为那里有最紧迫的需求。都市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开始成为数字化的实体平台。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这样大规模的实体平台来收集各种数据,包括物联网上的大量数据、每个市民产生的数据、公共场所产生的数据?然后该如何去分析数据,解决问题?这样的数据治理需求,从一开始就让人们想到用数据去解决政府内部的问题,把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变成一个平台,并且定制化,以满足市民的需求,从而将城市,特别是都市构建成数据驱动创新的枢纽。

将城市数字化需要做很多数据整合的工作,包括从政府内部的数据到市民产生的数据,还有很多其他的数据,比如数字平台上的海量数据、物联网中很多感应装置上的数据。

当然,许多情况下,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政府本身的机制。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政府仍然是由许多部门机构组成的,但市民不按机构的逻辑生活,而是生活在城市的不同区域。政府的管理模式是纵向的,市民的生活是横向的。因此,在进行数字化城市治理时,需要适当的组织模式来运营数据分析中心。通过建立一个既规范又能保证数据安全的分布式中心体系把数据整合起来。如何建立这样的中心是一个不小的难点。当然,我国许多城市已经推出了许多新的模式,如网格化管理的网格中心管理模式等。第二点,政府工作人员相对更缺乏与数据“沟通”的经验,因为他们经常是与人沟通的。

许多前期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就是在政府中设立一个高级别的数据分析中心,即媒体所说的“城市大脑”。这个中心不仅负责衡量指标,而且要提前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但这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第二步,数据分析中心的出发点不是研究数据,而是研究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可以产生和收集数据,然后通过分工化的机构组织提出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以此来对市民的需求做出更好的回应。此时此刻,政策、设施和技术都已经有了,需要的只是回答业务问题。

随着数字化的深入,许多城市正在建立数据学院,用来给一些中高级政府工作人员做数据培训。培训内容不仅包括必要的数据科学,还包括如何让数据更好地可视化,如何获取数据,如何更好地推动数据流畅。由此形成的深度的数据理解能力、适应新形势的行政决策能力等就会带来机构组织以及机构文化上的改变。总之,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利用AR技术预测建筑对街道光线的影响,可以用一些数字化手段模拟城市未来的模样。在城市规划方面,数据的作用还有很大地发挥空间。

城市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与规划,是影响数字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城市,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数字化城市发展的规划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数字素养和战略格局。

政府的数字化发展战略

建立在线信任,对于抓住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机遇至关重要。数据处理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中,个人数据是推动许多在线商业活动的一种资源。使用这些数据的方式会引起人们对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关切。

事实上,世界各国对互联网的信任各不相同。许多大型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比较信任互联网,而一些其他国家,如日本和突尼斯则相反。这主要是受不同的隐私观念和不同利益的影响。在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便利性,个人更关心的是其隐私是否安全,政府关心的是国家安全,企业关心合规负担和可能阻碍创新和贸易的法规,等等。当然,随着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的使用面迅速扩大,发展中国家对数据隐私的关切也在增加。

另外,随着数字化的深入,物联网设备的使用带来额外的隐私和安全问题。这些数字装置可记录家庭、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的活动。这些数据应用到商业上,可以协助定制广告,或帮助公司改善商品或服务;应用到政府管理上,有利于提高治安水平。但是,如果这些数据被滥用或落入坏人手中,就会对个人隐私、财产甚至生命构成风险。目前各国保护数据的监管各不相同,保护数据的法律框架往往与数字化的时代并不相称。在某些情况下,会提出互不相容的立法,如对云计算适用哪些司法管辖等。这种不明确性给数字服务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对于数字化带来的隐私与安全问题,发展中国家常常重视不够,发达国家则经常是保护过度。

各国促进数字服务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也差异较大。反竞争做法和滥用数字平台支配地位,对数字服务经济来说,并不一定能真正带来好处。另外,对主要以无形资产为基础的数字平台而言,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流动状态的,受税收政策影响巨大。

总体来说,影响各国各地数字服务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国家战略、都市发展导向、区域创新政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数字服务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且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pegOyw5A+amcdMwZEjJBukXeSrG7RMx5tYhv6USQHPhVvae3odtFMXszqghjD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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