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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目前国外学者对我国城市供水的专门研究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城市供水行业规制政策效果与城市供水企业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多为定性描述与定性分析，以及国外城市水务民营化的发展动态与实践经验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基于水务行业整体层面或省际面板数据的宏观维度而展开的研究较多，从供水企业的微观维度进行探讨的研究较少。本书正是从供水企业的微观维度出发，对我国城市民营化供水企业的绩效评价与规制政策效果进行探讨研究，主要创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的明显创新。本书的研究视角创新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微观化和拓展化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视角的微观化。本书以供水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微观化进行实证研究，这是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以水务行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宏观视角研究。其次是研究视角的拓展化。以往研究供水行业或水务行业绩效评估与规制效果分析时，基本以经济性规制研究为主，对社会性规制的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有所忽视。本书对规制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将与供水水质相关的环境规制也纳入研究内容中，对环境规制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二，研究方法的些许创新。本书研究在方法论上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并使用了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主流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书研究的具体情况，在研究方法上做了适当改进与些许创新。首先，在评估民营化供水企业综合绩效时，对供水企业按民营化程度的高低进行了甄别与细化分类，为精准解释和揭示供水企业绩效的差异提供了新的方法。其次，在深度测评城市供水企业民营化程度对绩效的影响时，采用了上市供水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从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出发，挖掘模型中存在的潜在信息，并且从总指标和分指标两个层面分别考察核心变量民营化对供水企业的绩效影响。再次，在借鉴肖兴志、韩超的规制效果评价模型的同时，对被解释变量做了新的设定，采用了上市供水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供水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也做了修正与重新定义。最后，在借鉴郭蕾、肖有智的模型基础上，以水价作为价格规制的代理变量，相较于现有文献中的价格规制的代理变量，能更好地满足外生性要求，较好地探讨了价格规制对民营化供水企业绩效的影响。
第三，政策建议的一定创新。在结合本书前期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就我国城市供水规制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政策主张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务实性与一定的创新性。城市供水规制改革比较复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解决方案。在政策建议部分，对城市供水规制改革目标进行了分级排序，提出了规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城市供水需求，提高供水效率是规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保证供水水质质量是规制改革的底线目标。并在规制改革目标引领下，提出了完善规制法理依据，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进一步放宽进入规制，实施基于差别条件的差异化价格规制，完善竞争性特许经营制度，积极推广标尺竞争，强化自来水供水质量规制等政策主张，体现了政策建议的系统性。另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既借鉴了国外供水规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国内学者、供水实务部门的观点，又结合了我国城市供水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相对独立地提出了本书研究的政策主张，体现了政策建议的务实性。正是由于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务实性，因而与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而不同”，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性，使得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民营化供水样本量偏少。本书对部分民营供水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但我国中小民营供水企业管理规范仍需进一步完善，数据不全而且不够翔实，难以采集理想的数据。部分大中型民营供水企业出于各种原因，提供数据的意愿不强。因此，虽然实地调研获得了许多感性认识和部分残缺数据，但作为研究样本还是存在明显欠缺。同时，本书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尽管主板上市的水务公司有40余家，但是有许多水务上市公司没有供水业务或者其供水业务占比过小，不适合作为研究样本，剔除这部分企业后，样本量再次缩小。虽然通过小样本所做出的研究结论与作者的经验认识基本吻合，但是由于样本量偏少使得研究结论的支持力度不够充分。比如，在研究我国上市供水企业政府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方面，因为样本数据偏少而放弃了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尚未取得明显突破。本书主要采取较为成熟的主流研究方法，尽管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做了些许创新，但是仍属于小修小补，并没有在研究方法上取得明显突破。这样做虽然风险较小，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