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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下午动辄便到弗勒吕斯街27号去，在那儿烤火、观赏名画以及与斯泰因小姐谈天说地。斯泰因小姐一般是不在工作室接待客人的，但对我却十分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热情洋溢。我为加拿大的那家报社效力，还为一些通讯社撰稿，常去近东和德国报道各种政治性会议，回来后她就叫我把趣闻逸事讲给她听。有些趣闻逸事是很有意思的，她百听不厌，还喜欢听德国人所谓的“绞刑架幽默”
的故事。她渴望了解这个世界快乐的一面，而非真相，也不愿知道丑恶的一面。
我那时年轻，不知道忧愁是什么滋味，觉得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会发生奇怪和滑稽的事情，而斯泰因小姐想听的正是这种事情。这些趣闻我讲给她听，采访到的内容则写入稿件。
不出去采访，我就搞创作，工作之余便去弗勒吕斯街找斯泰因小姐聊天。有时，我会请她针对如何读书发表看法。我搞创作，都是写一写，然后读一读书。假如你一个劲绞尽脑汁思考自己所写的内容，不读一点书的话，你会有江郎才尽的感觉，次日很可能就写不下去了。锻炼身体也是很有必要的，让自己的筋骨感到疲倦，以缓解写作的压力。如果能跟你所爱的人做做爱，那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比什么都强。不过，云雨之后，你会感到空虚。此时，有必要读书充实自己，以排除空想和焦虑——唯有如此，才能重新投入写作当中。我的经验是：不要等到创作的源泉枯竭之后才辍笔，而是在水井里还有水时就及时补水，使之长流不竭。
为了让大脑得到休息，我有时会在工作之余读一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如阿道司·赫胥黎
和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等。他们的作品可以从西尔维亚·比奇
的图书馆借到，也可以在码头书摊上买到。
“赫胥黎是个缺乏生气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怎么愿意读这样一个人的书？难道你看不出他是个死气沉沉的人吗？”
当时我没有看出这一点，于是便推说看他的书只是图个消遣，缓解一下压力而已。
“读书，应该读货真价实的好书，要么就读臭名昭著的坏书。”
“若说货真价实的好书，我去年冬天在读，今年冬天在读，明年冬天还会读。至于臭名昭著的坏书，我是不愿意读的。”
“那你为什么要读赫胥黎的垃圾？那可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写出的华而不实的垃圾，海明威！”
“他们的作品我只是随便看看，”我说，“好让大脑得到休息。”
“你现在还读谁的作品？”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我说，“他的短篇小说有些写得非常精彩，其中有一篇叫作《普鲁士军官》。”
“我原来想读一读他的长篇小说，谁知却不堪卒读。他的书可悲又可耻，十分荒唐，满都是病态的情调。”
“他的长篇，我喜欢《儿子与情人》和《白孔雀》，”我说，“也许，这样做有点缺乏品味。至于《恋爱中的女人》，简直让人读不下去。”
“既然你不愿意读臭名昭著的坏书，而愿意读自己感兴趣而且里面包含有精华的书，那就不妨看看玛丽·贝罗克·朗兹
的作品。”
我没听说过这位作家。斯泰因小姐拿出两本此人写的书借给我看——一本是《房客》，动人心弦，写的是“开膛手”杰克的故事；另一本写的是一桩发生在巴黎近郊的谋杀案（一看就知道那地方是昂吉安莱班）。工作之余读这样的书妙不可言，书中的人物和情节真实可信，读之令人毛骨悚然。在忙完写作之后，读这种书是再好不过的消遣。于是，我把贝罗克·朗兹夫人的书尽数收集来阅读，这时才发现她的作品也不过就是那么点东西，没有一本像我最初读的那两本那般精彩。在白天或夜间的空闲时间里，我感到空虚，却苦于找不到好的作品消遣。后来，西默农
的小说问世，一炮打响，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我读的西默农的书，第一本不是《第一号船闸》就是《运河上的房子》，让人手不释卷。我觉得斯泰因小姐一定会喜欢西默农的书，但是又不能百分百地肯定，因为那时的她虽然喜欢说法语，却不喜欢看法语书。我读的西默农的头两本书，都是珍妮特·弗朗纳
送给我的。珍妮特爱读法语书，早在西默农担任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时，就读他的作品了。
有三四年的时间，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从没听她称赞过哪个作家，只是对那些撰文吹捧过她的作品，对她的事业有所贡献的人她才另眼相看。不过，这里面罗纳德·菲尔班克和后起之秀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是个例外。
刚认识她时，听她说起过舍伍德·安德森
。她谈起舍伍德·安德森，不是谈他的创作，而是大谈特谈他的为人和长相。说他有一双热情洋溢、美丽动人的意大利人的眼睛，说他心地善良，极具个人魅力。他有没有热情洋溢、美丽动人的意大利人的眼睛，我并不关心，但对于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那些短篇笔锋简练，有些鬼斧神工的味道。他关心和了解自己所写的人物，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的作品斯泰因小姐避而不谈，却滔滔不绝地谈他的为人和长相。
“你觉得他的长篇写得怎么样？”我问道。岂不知这样问是犯忌的。她压根就不愿谈安德森的作品，正如她不愿谈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只要你两次提起乔伊斯，她就不会再邀请你去做客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不过，在和将军交谈时，你可以谈另一位被他打败过的将军。这时，跟你交谈的那位将军就会大大称赞自己的手下败将，然后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自己是如何打败对方的。
安德森的短篇写得太漂亮了，以此为话题会叫斯泰因小姐不高兴的。所以，我打算跟她聊一聊他的长篇，准备说他的长篇简直是涂鸦之作。谁知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就等于是在抨击她的一位铁杆支持者了。后来，安德森写了一部名为《黑色的笑声》的长篇小说，差劲得不能再差劲了，忸怩作态、矫揉造作，我忍不住在一篇讽刺文章里对其口诛笔伐，结果惹得斯泰因小姐勃然大怒，因为我批评的人是她圈子里的成员。在这之前，她很长时间都没有生过气了。安德森的写作生涯走到尽头时，她亲自出马，为其大唱赞歌。
她曾生过埃兹拉·庞德
的气，原因是后者把她的一把椅子压坏了，那椅子又小又单薄，显然很不舒适，也可能是故意留给他坐的，结果就压坏了（大概是开裂了）。庞德是伟大的诗人，性情温和，又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接待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坐大小适宜的椅子才对。她不喜欢庞德，多年后解释原因时编造出了一些理由，把话说得很巧妙，里面包含着恶意。
那时，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圣母院大街。我跟斯泰因小姐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一天，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之说法。当时，她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点火装置出了些毛病，到修理厂后，一个小伙子负责为她修车。小伙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曾服过兵役，修车时技术不够熟练，或者说没有打破先来先修、后来后修的规矩提前为斯泰因小姐修车。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斯泰因小姐对他颇有微词，弄得他被修理厂的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
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全都是！”斯泰因小姐对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战争中服过兵役，全都属于迷惘的一代，无一例外。”
“真的吗？”我说。
“的确如此。”她语气坚定地说，“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一喝酒就醉个半死。”
“那个年轻的修理工醉了个半死吗？”
“那倒没有。”
“你见我喝醉过吗？”
“没有。但你的朋友是酗酒的。”
“其实，我喝醉过，”我说，“但一喝醉，我是不来这儿的。”
“当然不是那回事。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也许，那个修理工的老板是个酒徒，上午11点的时候喝了个酩酊大醉，”我说，“所以，酒后说了些胡话。”
“别跟我争辩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根本没有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汽车修理厂的那个老板说得不错。”
后来，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
时，我把斯泰因小姐引用汽车修理厂老板的那句话跟《传道书》
的用语相比较，发现这一术语来自《传道书》。话说那天夜里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汽车修理厂的那个小伙子，不知道他是否跟我一样，曾在战争中被拉去驾驶用普通车改装成的救护车
。记得有一次运伤员，下山时司机拼命踩刹车，把刹车片都烧坏了也不顶用，最后用了倒车挡才让车停下。最后的几辆车空车驶过了山腰，车上的伤员转移到了大型菲亚特汽车上——那种车有性能良好的变速器以及全金属的制动器。总之，在返家的路上我浮想联翩，想到了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想到了自我主义和思想的懒散，还想到了自我约束。末了，我不禁在问：“究竟哪些人才应该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呢？”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我看见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
手持战刀的雕像上——婆娑的树影洒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正是这个人，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我心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迷惘”，过去如此，今后也必然如此。想到这里，我在丁香园咖啡馆留住了脚步，打算陪一陪这尊雕像，喝上一杯冰镇啤酒，然后再回我那位于锯木厂附近的公寓楼家中。但坐下来喝酒时，我心里又起波澜，望着那尊雕像，想起莫斯科战败后，拿破仑带着科兰古
乘马车仓皇撤退时，内伊则率军断后，不知鏖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想起了斯泰因小姐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想起了她对阿波里耐
的高度评价，想起了她在说到阿波里耐的死时是多么悲伤——
阿波里耐死于1918年停战的那一天，当时群众在高喊“打倒纪尧姆”
，身处弥留之际的阿波里耐以为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对于斯泰因小姐，我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她效力，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就一定要还她一个公道，让她杰出的贡献得到公正的对待。愿上帝和内伊将军祝我成功！话虽如此，但还是叫她的“迷惘的一代”之说以及所有的那些乌七八糟、信手拈来的标签统统见鬼去吧！我回到家，走进院子，上了楼，见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小猫“F猫咪”都高高兴兴地，壁炉里生着火，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便对妻子说：“不管怎么说，格特鲁德归根结底还是个好人。”
“这是当然的，塔蒂。”
“不过，她有时说话说得很离谱。”
“我没听她跟我说过什么，”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