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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返回巴黎时，这里天气已晴好，冷冷的，叫人感到惬意。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有家卖柴和煤的商店，此时供应上好的木柴；许多经营状况好的咖啡馆在外边的平台上生了火盆，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住的公寓房里暖洋洋的，让人感到心情舒畅。我们家烧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烧。冬季的巴黎街头阳光明媚。光秃秃的树衬映着蓝天，成了一道人们熟悉的景观。迎着清新的冷风信步走在卢森堡公园里，沿着刚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穿过公园，自是别有一番情调。树木脱尽了叶子，你看惯了，会觉得它们就像一尊尊雕塑，风儿吹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灿烂的阳光下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待过，观看远景历历如在眼下。
因为爬过高山，现在爬小山小坡便不在话下了，倒是叫我心情愉悦；攀登旅馆的楼梯，到旅馆顶层我的写作室里（在这个房间，可以将山上所有的屋顶和烟囱尽收眼底），我也乐在其中。写作室里的壁炉通风良好，屋里温暖、舒适。我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进房间。柑橘是又红又小的蜜橘，我吃的时候把皮剥掉扔在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肚子饿了，我就吃烤栗子充饥。由于爬山、天冷和写作的缘故，我总是饥肠辘辘的。在写作室里，我藏了一瓶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在给一篇故事收尾的时候，或者当一天的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喝上几口。一天下来，完成了当日的写作，我就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将吃剩的柑橘放进我的口袋（夜间放在写作室里它们会冻成冰疙瘩的）。
由于写作写得顺风顺水，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我写作时笔不停挥，非得写出点眉目才行，非得计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写才肯停笔。这样就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知道次日该如何挥毫落墨了。但有时写一篇新的小说，一开始我就发怵，不知该怎样铺排。这时，我会坐在火炉前，剥下小蜜橘的皮，把皮里的汁液挤在火焰的边缘，只见那儿会蹿起蓝色的火苗，发出毕剥的声响。然后，我会站起身，走到窗前眺望巴黎城那鳞次栉比的房屋的屋顶，自我安慰地暗忖：“不必焦虑。以前能写得出来，现在也一定能写得出！只要写一个漂亮的句子作为开头就可以了！写一句肺腑之言！”就这样，我最后总会写出一个漂亮的句子，写下文时就如行云流水了。这种套路并不难，因为我心里总会有肺腑之言的，或者也可以写道听途说的漂亮句子。假如写作时故弄玄虚，或者像有些作家那样拾人牙慧、华而不实，那么，写着写着我会发现不如去伪存真、删繁就简，于是便重新起笔，以已经写下的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句子作为开篇。就是在那个高居顶层的房间里，我立下了一个宏愿：写一篇故事，反映我熟悉的诸多人和事。其实，这一直都是我的一个心愿——一个美好的心愿，也是严格的要求。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思维，一旦停笔就不再想故事里的人和事，直至次日重新开始写作。如此，我的潜意识可以继续思考自己所写的故事，而与此同时，我还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身边的事物，并希望有所得；我还可以读书以转移注意力，不再将心思放在写作上——急着写作，反而写不下去。一旦写作写得得意（这不仅需要自我约束，还需要有好的运气），我下楼时会感到飘然若仙，心里轻松自在，这时的我不管到巴黎的哪一处散步都心地坦然。
下午散步，走的街道虽不同，但我都会走到卢森堡公园那儿，穿过公园去卢森堡博物馆参观（那儿有许多名画，如今那些名画大多已转入罗浮宫和凡尔赛宫陈列了）。我几乎天天都去卢森堡博物馆观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最初，我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触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的。通过了解和学习塞尚的画作，我意识到光凭几个有“真知灼见”的句子不足以使我的作品具有深度（“深度”正是我当时追求的目标）。观赏了塞尚的画作，我获益匪浅，只是自己口拙，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收获罢了。再说，这也是个秘密嘛，不便外泄。假如卢森堡博物馆里不见灯光，那我就穿过公园去弗勒吕斯街27号——格特鲁德·斯泰因
住在那儿的一套带有工作室的公寓房里。
我和妻子曾经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以及和她同居的那位朋友
对我们极其热情友好。我们喜欢那宽敞的工作室——工作室里挂着许多名画，跟一流画廊的一流展室无异，所不同的是这儿有一个大壁炉，温暖而舒适，还有吃有喝的。在这里，你可以喝茶，可以喝用紫李、黄李或野生红草莓自然蒸馏出的甜酒。这种酒没有颜色，芳香四溢，盛在刻花玻璃瓶里，倒在小玻璃杯里招待客人。无论是李子酒
还是草莓酒
，都是原汁原味，味道跟所用的原料相同，让你的舌尖有一丝火辣辣的感觉，使你觉得暖洋洋的，变得十分健谈。
斯泰因小姐长得敦实，但个子不高，健壮得像个农村妇女，眼睛挺漂亮，脸盘坚毅，像德国犹太人，也像弗留利人
。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多变的脸，还有她那可爱、浓密而富有生气的美国移民的头发（可能还保留着她大学时代的那种发式），会叫我想起意大利北方的农妇。她说起话便滔滔不绝、海阔天空。
她的女伴声音如银铃，小个子，肤色黑黑的，头发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鼻子是鹰钩鼻，尖尖的。我们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她正在绣一个花边，一边绣一边招待我们吃东西、喝饮品，还跟我的妻子唠着家常。她有时说，有时听，有时则在别人说话时插上几句。后来，她向我解释，说她喜欢跟家庭妇女谈些家长里短的事。我和妻子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她对那些“家庭妇女”算是很宽容的了。不过，尽管斯泰因小姐的这位朋友叫人有点畏怯，但我们还是挺喜欢她们俩的。这里的油画、蛋糕以及白兰地都是那样的美妙。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我们是非常听话、很有礼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她仿佛觉得我们不该这么小就谈恋爱和结婚，然而却原谅了我们，可能觉得该不该结婚还是由时间决定吧。我妻子邀请她们到我们家喝茶，她们接受了邀请。
走进我们的公寓房时，她们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房间小，大家坐得太近，我的一种错觉吧。斯泰因小姐坐在地铺上，提出要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看过之后，她说除了那个叫《在密歇根州北部》的短篇，其余的她都挺喜欢的。
她在评价《在密歇根州北部》时说：“东西倒是不错，但这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它拿不出手。这就像一幅画，画家把画画出来了，却无法展出——即便展出也没人买，因为买回家去也根本无法挂出来。”
“其实，这篇故事并不是宣淫，而只是返璞归真，用了一些朴实的词句罢了。只有用朴实的词句，故事才能显得真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唯有如此才能真实。”我分辩说。
“你根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她说，“既然拿不出手，就不该写它！这纯粹是无益之举，是错误、愚蠢之举！”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并将这一意图告诉了我。她说我的作品不够出类拔萃，别指望发表于《大西洋月刊》或《星期六晚邮报》，不过我写作独具一格，有望成为一种新类型作家。当务之急，她建议我不要再写无法发表的作品。我没有跟她争辩，也没有再解释心里的想法，说自己想在人物对话上尝试一种新的写法。那是我自己的打算，而现在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意义得多。这天下午，她还针对如何买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了钱，你要么买衣服，要么买画，”她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钱囊羞涩者，不可能既买衣服又买画。至于衣服，不必过于讲究，不必赶时髦，买衣服只买舒适的、结实的，省下钱可以买画嘛。”
“可是，即便我再也不添一件衣服，”我说，“想买毕加索的画也买不起呀。”
“不错，他的画你的确买不起。你要买就买你同龄人的画——这类画家和你一样有着当兵的经历。这类画家你一定会遇到的，在街头就能看得见。有些画家是后起之秀，他们的作品严肃认真、出类拔萃。不过，你买衣服恐怕买得并不多，你妻子买衣服买得多，而女人的衣服特别费钱。”
我发现妻子的目光在躲着斯泰因小姐，尽量不去看她穿的那身怪模怪样的廉价衣服，并且做到了这一点。斯泰因小姐她们离去时，仍然将我们两口子看得跟香饽饽一样（这是我的感觉），邀请我们再次去弗勒吕斯街27号做客。
这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受到斯泰因小姐邀请，说冬季下午5点钟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过斯泰因小姐，记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记不得当时她到底有没有狗。我只记得自己是在散步，而非遛狗，因为我们养不起狗，甚至连一只猫也养不起。若说猫，我只在咖啡馆或者小餐馆见到过，还在公寓楼门房的窗台上见过几只大猫，很招人喜欢。后来我倒是常见斯泰因小姐在卢森堡公园遛狗，但以前她好像是没有狗的。
暂且不管她有没有狗，反正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出去遛弯时常到她的工作室坐坐，每次去她都请我喝自然蒸馏出的白兰地，并且坚持要我喝干了一杯再斟满。我欣赏着那些画，和她聊着天。那些画叫人观之心潮澎湃，而我们的谈话十分温馨。她侃侃而谈，大讲特讲现代派绘画和画家。讲画家时，主要讲他们的人生经历（讲他们的人生经历多于讲他们的艺术生涯）。她还谈到自己的创作，还将好几篇稿件的手稿拿给我看（每天，她写出草稿，由她的女伴打印出来）。她说写作使她感到快乐。但后来随着了解她的程度的加深，我发现真正使她快乐的是创作的出品量（多寡视她的精力而定），是让她的作品获得出版，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事情还不太严重——她发表了三篇小说，人人都读得懂。其中的一篇名为《梅兰克莎》，写得非常好，是她的那些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凡是认识和了解她的评论家都交口称赞。她性格中有一种力量——一旦她想赢得一个人的喜爱，那么，对方一定无法抗拒。那些认识她并看过她藏画的评论家，有些对她写的东西明明看不懂，却投了信任票，这是因为他们喜欢她本人，对于她的人生观抱有信心。在创作时，她发现了许多关于节奏和词句重复使用的窍门，实用而珍贵。在介绍经验时，她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
但话又说回来，尽管她写的东西需要出版，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可她不愿修改润色，嫌它枯燥乏味，也不愿承担义务，让别人能看得懂自己的作品——《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这本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尤为如此。
这本书的开篇部分写得极为出彩，接下来有很长一段也精彩纷呈，不乏绝词佳句，可是后来就走了下坡路，把同样的事情没完没了地重复，换上一个责任心强、不喜欢投机取巧的作家，早就把这样的垃圾扔进废纸篓里了。后来我请求（也许应该说逼迫）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连载这部作品，这时我才发现这部作品是多么长，觉得该刊物恐怕直到停刊也连载不完——为了使这本书能顺利连载，我负责审读全部校样（斯泰因小姐嫌这活儿乏味，把它推给了我）。
这天下午去拜访斯泰因小姐，天气寒冷，我经过公寓看门人的小屋，穿过寒气袭人的院落，步入了她的那间暖和的工作室。以上所提到的那些情节都是陈年往事。而这一天，她为我指点迷津，介绍了一些性知识。此时的我们已经非常投合，几乎无话不谈——我自以为无所不知，如果有不懂的事，那八成就是性方面的了。斯泰因小姐认为我在性问题上太无知了。我必须承认自己对同性恋是抱有偏见的，因为我知道里面包含着一些低级趣味的因素。男孩子跟流浪汉在一起，身上就得带一把刀子，随时准备用来护身。在这种情况下，“色狼”可不是指那些对女人穷追不舍的男子。我曾在堪萨斯城待过，游历过那座城市的诸多区域，还去过芝加哥，在那儿的湖泊上乘过船，颇有见闻，学到了不少难登大雅之堂的词语。在追问之下，我告诉斯泰因小姐说，一个男孩子如果和成年男子相处，就得做好杀人的准备，要懂得怎样杀人——要防止遭到性侵，就得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这方面的词汇也是无法出版的。假如你有杀人的意图，别人立刻就能感受得到，也就没人敢来惹你了。但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使得你身不由己，或者因受骗而落入绝境。说到这里，我觉得唯有用不雅的词语才能说得更生动一些，于是便说了在船上听色狼说过的一句话：“一条缝
固然不错，但我情愿要一个眼
。”不过，我在讲述时特别留心，即便在使用“大实话”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亦是如此，唯恐拂逆了对方。
“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说，“可是，你那时生活的环境不同，身边尽是些罪犯和性变态者。”
我不想跟她争辩，但心里却在想：我那时的生活圈子跟现在没什么不同，里面有着形形色色的人——对那些人我力图抱理解之心，然而其中一些人我实在没法喜欢，对于某些人我甚至还讨厌。
想到这里，我对斯泰因小姐说道：“那次我在意大利的一所医院住院养病，那位彬彬有礼、名气很大的老人拿着一瓶马沙拉白葡萄酒
或者是堪培利开胃酒
跑来看我，在行为举止上无可挑剔，可后来有一天我不得不吩咐护士再也不要让那老家伙进病房里了。你说这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这种人有病，他们控制不了自己。你应该可怜他们才对。”
“我应该可怜他吗？”我问道。接着，我报出了那老人的名字，此处就不提了——那人喜欢出风头，乐于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
“此人另当别论。他是个邪恶的人，引诱人堕落，的确十恶不赦。”
“可是，据说他是个优秀的作家啊。”
“狗屁优秀作家！”斯泰因小姐说，“他只不过是个喜欢招摇过市的人，自己过着醉生梦死的堕落生活，还引诱他人步入歧途。譬如，他引诱他人吸毒。”
“当时在米兰，你是说那个需要我可怜的人企图引诱我酗酒？”
“别说傻话啦。他怎么能指望引诱你酗酒呢？你是喝烈性酒的人，他用一瓶马沙拉白葡萄酒就能引诱你酗酒吗？非也，他值得可怜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他心理有病，无法自禁，正因为这一点才叫你可怜他。”
“我当时的确有点可怜他，”我说，“可又感到失望，想不到他那么彬彬有礼的人竟做出那种事。”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心里对那个老人的行为痛惜不已，一面欣赏着毕加索的画（画面上有一个裸女和一篮鲜花）。这次谈话不是由我开的头，我觉得再谈下去有点危险了。我和斯泰因小姐交谈历来都没有出现过冷场的局面，但此时却出现了。我见她还有话要说，于是便给自己的杯子里斟满了酒等待着。
“其实，你对这种事情一点都不懂，海明威，”她徐徐说道，“你遇到的那些人显然是些罪犯、病态的人和邪恶的人。问题的关键是：男性同性恋所干的那档子事是丑恶的，叫人恶心，就连他们自己在事后也觉得恶心。他们酗酒、吸毒，借以缓解这种龌龊的心情，但仍会觉得恶心，于是便隔三岔五地换性伙伴，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感。”
“我明白了。”
“女人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她们从不做自己感到恶心的事，不会有那种污秽的行为，所以女性伴侣在一起是快乐的，可以在一起幸幸福福地过日子。”
“我明白了。”我说，“不过，那个某某人士该当何论？”
“她是个邪恶的女人，”斯泰因小姐说，“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坏女人，一个劲换性伙伴，否则便无宁日。她会把人引入泥潭之中。”
“我明白了。”
“你敢肯定你明白了吗？”
在那些日子里，要谈的话题很多，于是我们就转换了话头，这令我感到高兴。离开斯泰因小姐的工作室时，公园已经关门了，我只好沿着公园的围墙走到沃日拉尔路，从那儿绕过公园的南端。公园关了门并上了锁，景象凄凉。我急匆匆往位于勒穆瓦纳主教街的家中赶——归途中不是穿过公园，而是绕行，这未免让我的心里也感到有些凄凉。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心情很好，末了却如此落寞！明天必须加倍努力——工作是治疗一切疾病的灵丹妙药，我自始至终都将此奉为信条。而此时需要治疗的疾病（斯泰因小姐有同感）是我的青春迷惘和对妻子的痴情。回到勒穆瓦纳主教街的家中之后，我心里的凄凉感便荡然无存了。我把刚学到的知识讲了一遍给妻子听。夜间，我们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再加上新学到的知识，美美地爽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