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上面一章讲述了陈寿在青少年时期读书学习的大体过程。在这一章中，要来说一说他初入官场开始仕宦生涯的故事。
有读者会产生疑问了：你不是说他在太学之中就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在这方面早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吗？那么他从太学毕业之后，就应该继续搞他的史学研究，尽快写出出色的作品来才对呀，为什么又改变了人生的快车道，改行跑去当官了呢？那他在太学之内所下的那些勤奋功夫，岂不是就打了水漂白费了吗？
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先解答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进行后面的叙述了。陈寿之所以转而进入官场，应当是出自如下的多种考虑。
其一，他必须为家族的荣誉考虑。在古代，著名家族的官僚子弟在基本完成学业而进入成年之后，首先选择的出路，照例是模仿祖辈和父辈，进入官场去打拼自己的政治前程，从而接续起自己官宦家族的荣光。出自巴山名族的陈寿，当然也是如此。再说陈寿出生之时，他父亲因为受到马谡的连累，刚刚在官场中栽了一个大跟斗，不仅撤了职，而且还判了刑，这对他们家族世代官宦的荣誉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因此，重新恢复家族荣誉的责任，就落在了陈寿的身上，他绝对不能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
其二，他又必须为自己今后的职业考虑。在以农业为国民经济主体的中国封建时代，社会上民众赖以谋生的职业种类很少，主要只有四种，因此典籍文献中才有“四民”一词的出现。东汉班固在其《汉书·食货志》中对此就作出了明确的划分和界定：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意思是说，士农工商，这四种社会民众的群体，各有自己的职业分工：读书学习以求坐上官位的叫作“士”，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的叫作“农”，运用巧妙手艺制作器物的叫作“工”，流通钱财售卖货物的叫作“商”。
可见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其读书学习的现实性目的，就是今后谋求一个担任官员的职业位置，取得俸禄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那时候不像现今，具有多种多样的职业，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可以选择的就业面非常宽广，除了担任公务员，还有其他多种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但是在陈寿所处的时代就完全不同，就业面非常之狭窄。如果他不出去当官，坚持只搞他所钟爱的史学钻研，只写他的史学论著的话，根本找不到可以为他发固定工资的历史研究所，或者为他的史学著作发稿费的出版社，那他就会陷入连自己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尴尬困境之中。
那么当时的读书人，暂时没有找到当官的机会怎么办？或者当官当厌烦了丢下官帽辞了职又将怎么办？这时候他们宁愿去当农民耕田种地，也很少会选择工匠和商贩的职业。其中的原因，与那时候的社会观念大有关系。当时的封建王朝，把解决“民以食为天”这一紧要问题的农业，视为立国的根本，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农本”思想。至于手工业、商业，特别是不创造任何实体产品的商业，则被视为最低端的“末业”，所以那时候史书中的“本末”一词，有时候是专指农业和商业。也就是说，农、工、商三者，农业的地位最高，商业的地位最低，这与现今时代的情况正好形成了巨大反差。所以上文中班固排列的“四民”，依次是士、农、工、商。这一排列的顺序，实际上就显示出职业地位的高低来。众所周知，诸葛亮没有出山的时候，可以到隆中的乡下去当农民，躬耕陇亩种庄稼；陶渊明当官当厌烦了的时候，也可以到南山下去当种豆的农民；而且两人当农民还当得很是逍遥自在，孔明先生空闲时抱着膝盖悠然长啸，五柳先生也在种豆时悠然欣赏山岚风光。
其三，他还必须为自己今后史学研究的长远打算考虑。此话从何说起呢？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你看陈寿在太学之中最为锐意钻研的是什么类型的史学著作？不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这两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吗？这种纪传体的史书，是以帝王的本纪、人物的列传作为两种基本的内容成分，故而有“纪传体”的得名。在唐代编修的《隋书·经籍志》中，纪传体史书被归为一大类，统一命名为“正史”，从此“正史”一词又广泛流传至今。所谓“正史”，含有体例符合正式规范的赞扬之意。
我国早期出现的史书，比如记述先秦时期历史的《左传》，其体例是按照君主在位时间的先后，逐年记录某年某月发生的历史事件，所以被称为“编年体”。编年体史书具有时间清晰的突出特色，但是也有非常明显的不足。例如，时间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会被分段切割，放置在不同的年份或月份之下，要想了解整个事件的全貌，必须来回翻检不同年份或月份的叙述，不仅很不方便，而且还会打断读者的思维。又如，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其重大而丰富的生平事迹，也会按照时间先后被分段切割，放置在不同的年份或月份之下，要想了解该人物一生的全貌，也必须来回翻检不同年份或月份中有关该人物的叙述，也是极不方便和影响阅读的事。
之所以会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是由事件来组成的，而事件是由人物来完成的，所以完整的历史画卷，要由事件发展的经线和人物活动的纬线来交叉编织而成。编年体史书主要采用了体现事件逐渐发展的经线，而缺乏展现人物细致活动的纬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编织出一幅时间脉络非常清晰且内容成分又丰富完整的历史画卷，那就非常之困难。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开始采用纪传体这种创新性的体例，写成了不朽名著《史记》。他采用“本纪”来逐年记录君主在位期间的重大事件，具有编年体史料的性质，属于历史画面的经线；又采用“列传”来逐个叙述重大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表现，这是他的内容创新，属于历史画面的纬线。于是，一种新型的全景式史书，就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的《史记》，是一部记载了从先秦时期到西汉前期多个皇朝的纪传体通史。在他之后，杰出史学家班固又采用这种体例，写成记载了西汉一朝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看来陈寿对这两种创新性体例的史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所以才会在太学之中对之进行了锐意的研究和精心的揣摩。
但是，要想撰写出这种纪传体的史书，必备的先决条件是，对于所记述皇朝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以及皇朝庞大的政治结构、复杂的运行机制，周密的官员系统、完整的典章制度、微妙的人际关系等，都要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要想达到这样的了解，只有两种途径：其一就是亲身进入这一被记述的皇朝，而且最好是皇朝的核心政治圈中，近距离地进行直接的观察和记录；其二就是进入一个能够间接得到该皇朝详尽档案资料的官方机构，去寻求史书写作的基本素材。无论选择这两种途径之中的哪一种，都必须先进入官场去当官之后，才有逐渐实现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陈寿进入官场，对于他今后在纪传体史书上做出突出成就而言，并非是人生道路上毫无关联的错误选择，反而应当视为他在为自己今后成为杰出的史学家，进行了一项非常必要的前期准备，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内部联系，如是而已。
陈寿进入蜀汉朝廷官场的过程，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的记载，要比《晋书·陈寿传》更为详细：
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
意思是说，他最初接受了益州行政长官的任命，在州政府中任职；接下来担任过卫将军府署中的主簿；又担任过东观郎、秘书郎；还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
虽然史文的文字相当简短，但是蕴含的信息却非常之丰富，所以值得在下文中逐一进行深入的解读。本章之中依次解读前面的部分，即“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等项，至于后面部分的任职，即“散骑、黄门侍郎”，则放到下面一章中再去解读。
先来说“初应州命”一事。
所谓的“州命”，就是州一级行政长官的任命。自从当初关羽被孙吴袭杀而丧失荆州之后，蜀汉的疆域就只剩下一个益州了。所以此处的“州命”，其实就是益州行政长官的任命。那么下达这份任命书的益州长官究竟是谁呢？史文没有明说，需要我们来做一点探索。
古时候上层社会的男性，是以20岁作为可以进入社会打拼的成人年龄，要举行戴上冠帽的成年礼仪，即所谓“冠礼”。儒家经典《礼记》中就说：“二十曰弱，冠。”意思是20岁时的男性虽然身体还不够强壮，但已达到可以戴上冠帽的年龄了。所以史书之中常常使用“弱冠”一词来指代男性20岁左右的年龄。到了东汉时期，甚至把接近20岁的18岁，也称为“弱冠”。比如东汉中期的大臣胡广，就在他给朝廷的奏章中说：“终、贾扬声，亦在弱冠。”他所说的“终、贾”，是指西汉皇朝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留下“请缨”典故的终军，另一个是写出文学杰作的贾谊。根据《汉书》中两人传记的明确记载，终军和贾谊都是在刚满18岁的时候就已显扬出声名，出任了官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读书人到了18岁到20岁的年龄，已经可以进入仕途开始当官打拼了。蜀汉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关羽之子关兴，弱冠时就开始担任朝廷中央的侍中；巴西郡南充县（今四川省南部县）人士张嶷，弱冠时就开始担任本县政府的功曹；广汉郡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郪江镇）人士王长文，弱冠时就开始担任益州政府的书佐。这都是明确见于《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事例。
陈寿的情况，也应该是在20岁弱冠之时开始进入仕途。为何这样说呢？
首先，他需要当官，当官的愿望非常迫切，这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
其次，蜀汉朝廷也急需招纳优秀人才进入官僚队伍，不然也不会如此重视和提倡文化教育，这也已经在上文中说过了。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蜀汉也完全能够为新一代的后备官员提供数额充足的职业岗位。根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的记载，在大约10年之后蜀汉灭亡之时，史书明确记载其全国在册民众人口是94万人，在册官吏是4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100人中，就有4人以上是官吏。当时的官吏，大体分为高层、中层和低层三大类。其中的高层和中层，所占数量大约还不到整个官吏数量的三分之一，而其中的每一种官职，都有具体而明确的正式名称，比如上面说过诸葛亮所担任的丞相，谯周所担任的劝学从事、典学从事之类。至于其中数量比重达到三分之二的低层官吏，大多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正式名称，而是被笼统地称为“书佐”或者“假佐”。像上面提到的王长文，他刚进入仕途就是当的“书佐”，即公务文书的助理办事员。蜀汉后期的执政大臣蒋琬，最初进入仕途时也是当的“书佐”。蜀汉这一类低层官吏的数量，按照官吏总数4万人来粗略计算，就接近3万人之多。这样大的岗位数量，出现的空缺自然不在少数，因此陈寿的上岗就业也完全不是问题。
既然陈寿应当是在20岁弱冠之时进入仕途，那么按照前面所言他出生在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来计算，他接到益州行政长官的任命，就是在刘禅延熙十五年（252年）。此时能够发出任命书的益州刺史究竟是谁呢？应当是蜀汉的执政大臣费祎。
蜀汉益州的行政长官，史书上明确记载的有四位：最早是由刘备本人亲自兼任；刘备病死后，是由丞相诸葛亮来兼任；诸葛亮死亡后，先后由执政大臣蒋琬和费祎来兼任。蒋琬辞去益州刺史是在刘禅延熙八年（245年），这一年的陈寿才只有13岁，根本不可能入仕当官，所以陈寿接到的这一份任命书，不会是出自蒋琬之手。费祎在同一年接任益州刺史之后，一直到延熙十六年（253年）正月为止，前后持续了八个年头。可见陈寿20岁的弱冠之年，正好就是在费祎兼任益州刺史期间。
考虑到陈寿的指导老师谯周在费祎执政期间依然担任着益州的典学从事这一职务，是费祎府署中的主要直接下属，因此陈寿能够获得费祎的任命，很有可能就是出自恩师谯周的推荐。陈寿是谯周精心培养的优秀门生之一，进入益州的州政府中担任低级官职也完全合格，所以他对陈寿的推荐，属于合情合理的事情。由于这份任命书并没有说明陈寿职务的正式名称，所以很有可能也属于上面所说的“书佐”一类了。
陈寿开始进入仕途，是他人生之路向上走的标志点。而他进入仕途之后不久，蜀汉的命运却来到了向下走的标志点，这就是执政大臣费祎突然被刺身亡。
费祎，字文伟，荆州江夏郡鄳县（今河南省罗山县，“鄳”音méng）人氏。他是蜀汉的后起之秀，为人正直开朗，宽厚博爱。当初诸葛亮出兵北伐时在向后主刘禅呈送的《出师表》中，向刘禅推荐了一批值得信赖的侍从官员，其中就特别提到了他：“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后来蒋琬担任执政大臣，费祎成为蒋琬的亲密副手。延熙九年（246年）蒋琬病逝于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费祎就接替蒋琬担任全军主帅和执政大臣，开始驻扎在北部边境的军事重地。虽然在蒋琬死后，年满40岁的后主刘禅就开始“自摄国事”，即亲自处理政事，但是费祎在世之时，刘禅依旧按照蒋琬生前的国家政务处理模式，就是凡有重大的军政问题，都要从成都派出专使，前往蒋琬、费祎的驻地，向他们咨询，由他们决断之后才会付诸实行。因此，在诸葛亮死后蜀汉存续的30年间，前面20年由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之时，在他们作出表率的情况下，蜀汉朝廷的政局基本上呈现出《出师表》中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的良好状态。此时蜀汉的国力虽然已经不如从前，但也保持了大体的稳定。但是，由于费祎的离奇性突然死亡，情况就急剧恶化了。
现今在四川省绵阳市的西山风景区，广元市昭化区的昭化古城，分别还有蒋琬祠墓和费祎祠墓的文化遗存，是古蜀道风景线上的重要名胜。
延熙十六年（253年）的正月初一，费祎在驻地汉寿县（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举行宴会庆祝新年。宴会之中，有一名从曹魏前来投降的人叫作郭脩，其真实身份是伺机行刺的杀手。他等到费祎欢饮沉醉之时，突然走近费祎抽出利刃，结果费祎当场就被刺死，成为三国时期执政大臣当中唯一一位在公开宴会上被敌国杀手刺死者。
平心而论，蜀汉后主刘禅并非是一位生性就极端恶劣的君主。因为品行和才能比较平庸，所以他的表现究竟是好是坏，要看是谁来执政辅佐他而定。陈寿在《三国志·后主传》的末尾就这样评价他：“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即说后主委任贤良大臣执政，就是遵循事理的君主；一旦被身边的宦官小人迷惑，就会变成昏庸阴暗的领袖。费祎突然去世之后，蜀汉再也找不出一位像蒋琬、费祎那样在威望、资历、品德和才能四方面都能兼备的执政大臣，去辅佐引导刘禅。于是乎，刘禅身边的宦官小人乘虚而入，蜀汉政局很快便出现了“亲小人，远贤臣”的糟糕局面，10年之后就被曹魏大军攻灭了。
由此可见，陈寿自身向上走的人生，是在蜀汉政局急速向下走的趋势中度过的。从仕宦生涯的得失而言，这是他的不幸；但是从史学知识的积累和史学见识的加深而言，从亲身体验一个皇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角度而言，这又是他难得的好机会。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还是老子说得好啊：“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再来说陈寿担任“卫将军主簿”一事。
陈寿的州政府书佐职务没有担任多久，他就升职晋级，担任新的官职了。升职晋级的标志，就是新的官职有了正式的名称，即卫将军府署中的“主簿”。此处所说的“卫将军”，是当时的高级军职之一。蜀汉的官制沿袭两汉，其中的军官职务分为高中低三大类别：高级的称为“将军”，中级的称为“中郎将”，低级的称为“都尉”，大体相当于现今军衔制当中的将、校、尉三大类别。在“将军”这一大类之中，又可粗略划分为以下的级别：最高一级是大将军、骠骑将军；其次是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以下还有其他各种名号的将军。所以卫将军一职，属于第二级的高级军职中排在前面者，大体相当于现今军衔的中将。
高级军职之中，有的能够享有朝廷给予的“开府”特权，即开设自己所属的府署，并且自行任命府署中的下属，无须经过朝廷的批准。而“主簿”一职，就是府署中公文簿册的主办官员。也就是说，卫将军府署中的主簿，就相当于卫将军所属办公室的主任了。
既然府署的主簿是由上司卫将军自行任命，那么给陈寿发出这份任命书的人又是谁呢？让我们再来解读这一谜团。
卫将军是高级军职，蜀汉出任此职者，《三国志》中都有所记载，何况陈寿本人又还与这一职务发生过关系。书中记载出任者仅有两人，即姜维、诸葛瞻。《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东晋孙盛《异同记》记载：
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
意思是说，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蜀地的史学家常璩说，当地的老年人相传，陈寿在诸葛瞻手下当下属时，曾被诸葛瞻侮辱过。
后来有学者根据这一记载，就认定陈寿的卫将军主簿一职，是在诸葛瞻的卫将军府署中担任的。那么这种说法可信不可信呢？
我的回答是，很有问题。
首先，东晋的孙盛，已经明确交代这是出自蜀汉老一辈人的传说，而不是出自可靠史书的确凿记载。而且常璩转述这一传说的时间是在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也就是十六国时期蜀地成汉政权被东晋桓温攻灭的这一年，这已经是蜀汉灭亡80多年之后的事，其可靠性就更低了。
其次，单凭含义非常笼统的“瞻吏”二字，就断定这是指诸葛瞻卫将军府署的“主簿”一职，也非常牵强。
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以下的重要证据。
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和《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中的可靠记载，诸葛瞻是诸葛亮的亲生儿子，他出生时间很晚，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前线时他才满8岁，所以担任卫将军这一职务的时间也很晚。后主刘禅景耀四年（261年）的十月，即蜀汉灭亡之前两年，他才担任了这一职务。本章的开头已经提到，陈寿在担任卫将军主簿之后，又连续出任过蜀汉的东观郎、秘书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四种官职。如果陈寿果真是在诸葛瞻就任卫将军之后才担任其府署主簿的话，那么除去他担任主簿的时间之后，在蜀汉灭亡之前，陈寿就只有一年多的短短时间来完成此后四种官职的担任了。蜀汉又不是他陈寿个人的江山，他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下了岗又上岗，上了岗又下岗，像走马灯一样反复折腾四遍吗？根本不可能嘛！何况在蜀汉灭亡之前，陈寿还因父亲去世而离职在家服丧守孝一段时间，按照当时的礼制，为生身父母服丧守孝的时限是三年。如果再扣除守孝的时间，陈寿剩余的时间就更加短促，更不可能再连续出任四种官职了。
另外，《晋书·陈寿传》中还明确记载，说是诸葛瞻本人很轻视陈寿，看不起他。既然诸葛瞻轻视陈寿看不起他，还会把陈寿请来担任自己府署中主管重要文书档案的主簿，天天看到陈寿让自己心中不舒服吗？这也不可能呀。因此，发出这份任命书的卫将军，不可能是诸葛瞻。
至于姜维就不同了。《三国志·姜维传》明确记载，他出任卫将军是在后主刘禅延熙十年（247年），直到延熙十九年（256年）升任大将军为止，前后在卫将军这一岗位上任职了9年之久。上文已经说了，陈寿入仕时应当是在延熙十五年（252年），这时姜维已经当了5年的卫将军，而且还要继续再当4年的时间。因此，陈寿要从益州的书佐，很快升任到卫将军主簿的话，正好与姜维担任卫将军的经历完全吻合起来，衔接起来了。
故而结论很明确：向陈寿发出任命书者，不是诸葛瞻而应当是姜维；发出任命书的时间，也应当是在姜维担任卫将军的延熙十五年（252年）。
《三国志·姜维传》还明确记载，姜维担任卫将军之后，曾经与费祎共事6年之久，直到费祎被刺杀为止。所以姜维之所以敢于把陈寿从书佐直接提拔为自己府署的主簿，极有可能是从费祎那里得到了陈寿的个人信息，得知此人擅长文笔，所以在费祎死后就立即把陈寿这个人才网罗到自己的府署之中，这难道不是既合情又合理的事情吗？
姜维其人，字伯约，原本是曹魏境内的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东）人氏。其人年轻时也曾喜爱过儒家的经学，所以与出自蜀汉太学的陈寿应当有共同的语言。后主刘禅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初次北伐，进军攻打祁山。此时姜维受到上司的猜疑，被迫投降蜀汉，因军事才能突出而受到诸葛亮的重用。蜀汉后期费祎死后，姜维成为蜀汉全军的主将，长期率军在陇西一带的前线抗击曹魏，以求避免卷入成都朝廷中央的政治纷争。因此，陈寿就任卫将军府署主簿一职之后，也会随同上司姜维前往陇西的战场，成为军队正规编制之中的一员。于是，本书的主人公陈寿，就此正式参军了！
根据《三国志·姜维传》的记载，姜维在担任卫将军的最后4年间，在陇西前线向曹魏发起的军事行动总共有如下4次：
第一次在延熙十六年（253年）的春天。他率领数万人马，从石亭（今甘肃省礼县西北）出发，经由董亭（今甘肃省武山县南），前去包围曹魏的南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曹魏的雍州刺史陈泰，指挥大军前来解围，姜维因军粮耗尽而撤军退回。
第二次在延熙十七年（254年），蜀汉给予姜维“督中外军事”的特殊名号。凡加这一名号者，就有权指挥京城和外地的一切军队，成为全国军队的总指挥官。姜维接受名号之后，立即再次出兵陇西，进攻曹魏的军事要塞狄道县（今甘肃省临洮县），对方的代理县长李间举手投降。姜维乘胜前进，围攻对方的重镇襄武县城（今甘肃省陇西县），打得敌军大将徐质大败而逃，姜维将对方三个县的大量投降民众作为丰厚战果带了回来。
第三次在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与蜀汉大将夏侯霸一同出兵，经由上面所说的狄道县杀进敌方境内，在洮水西岸与对方的雍州刺史王经展开大规模激战，一举击败王经，敌军的伤亡达到数万人之多。
第四次在延熙十九年（256年）春天，光荣晋升大将军职务的姜维再次出动大军，进攻敌方境内的又一军事要地上邽县城（今甘肃省天水市），结果被曹魏大将邓艾打得大败，引起全军上下的不满。姜维只好向朝廷请求处分，结果被贬职为后将军，依旧代行大将军的职权。
以上4年之中，姜维连年出兵而没有间断。正在担任姜维府署主簿一职的陈寿，自然也会参加军队的连续征战，艰苦、疲劳、焦虑、疾病、伤痛，都是免不了的。但是，国家主力军团的兵员组成，强大战争机器的全速运转，详尽战争谋略的策划实施，激烈交锋局面的灵活应对，官兵人际关系的合理调整，后勤粮草供应的充分保障，胜负成败后果的坚定承受，这一切与军事战争相关的方方面面，陈寿也有了亲眼的观察、亲身的体验，甚至是亲手的记录。
三国是一个战争极其频繁的时代，据笔者专文研究统计，整个三国时期的96年间，包括酝酿阶段和正式阶段，参战各方出动兵力总计在5万人左右的大型战役，以及明显在5万人以上的特大型战役，就有92次之多，真可谓年年有大战，岁岁有烽烟。至于中型和小型的战斗，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这是名将和军事家生长的肥沃土壤，所以在战场上一展身手、各领风骚的名将和军事家，就成为三国历史画卷中引人瞩目的一大群体。这就意味着，如果陈寿今后想要撰写一部三国时期的完整历史，那就绝对少不了战争事件和战争人物的内容。因此，陈寿这一段难得的参军经历，后来就变成了他撰写《三国志》时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最后来说陈寿任职“东观、秘书郎”的事。
陈寿结束卫将军主簿一职之后，又从军队武官的工作岗位转到朝廷中央文官的岗位，即出任“东观、秘书郎”。
对他出任这两种文官的记载，《华阳国志·陈寿传》与《晋书·陈寿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前者的原文是“东观、秘书郎”，后者的原文是“观、阁令史”。于是问题就来了，这里指的是两种官职还是一种官职？这两种记载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哪一种记载更为可信？出任这样的职务对于陈寿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下面我们就来逐一破解这四个谜团。
第一个谜团，这里指的是两种官职还是一种官职？
我给出的答案是，两种记载各自都是指的两种官职。《华阳国志》所说的“东观、秘书郎”，实际上是“东观郎、秘书郎”的简略写法，中间省略了一个“郎”字，以免措辞重复。而《晋书》所说的“观、阁令史”，实际上也是一种避免措辞重复的简略写法，把“东观令史、秘阁令史”中间的“令史”二字省略了。下面就会讲到，东观和秘阁都是当时中央的两个机构，但是各自担负的职能并不相同，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然而现今流行的《晋书》标点本，却没有把“观、阁令史”中间那个绝对不能省略的顿号标出来，变成了“观阁令史”的模样，这样就会误导读者，让读者以为“观阁”是一个单独的政府机构，这就有点令人遗憾了。
第二个谜团，这两种记载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
所谓的“东观”（“观”字的读音为guàn），乃是东汉皇朝之中一种综合性文化机构的名称。当时洛阳的皇宫，分为南宫和北宫两大部分。在南宫之中，有一处建筑叫作“东观”。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这一建筑具有综合性的多种用途，既是典籍文献的藏书之处，也是学者奉命在此著书立说之处，校勘书籍文字之处，开设教学讲座之处。归总而言，东观就是藏书、著书、校书和讲书四者兼备的多功能文化场馆。东汉时期皇家在洛阳的藏书之处，除了东观，还有辟雍、兰台、石室、宣明殿、鸿都门等机构和学校，但是都不及东观藏书的丰富和珍贵，所以东观才会成为众多学者著书、校书和讲书的地方。至于东观的藏书种类，主要有儒家的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礼经》和《春秋经》，还有诸子百家、各种传记、艺术文献等，有的书籍还有多种不同的流传版本。
自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的传播和讲述之风大为兴盛，于是出现了同一种经典存在多种版本，甚至同一种版本也存在多种解读的纷繁状况，使得后起的求学者难以进行选择和遵从。为了消除这些纷繁状况，东汉皇朝开始采取措施。措施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对儒家经典的文本进行统一，这就需要利用多种版本进行相互比较，校勘那些错误不当的文字，以求形成一个完善和正确的统一文本。于是乎，官方就专门选拔了一批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学者，集中到藏书丰富的东观之中，来担任校勘书籍文字的官员，其官名的全称是“东观校书郎中”或者“东观校书郎”，简称为“东观郎”或者“校书郎”。
此后建立起来的蜀汉，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号召，所以在国家施政制度上也承袭东汉，在朝廷的中央设置了“东观”这一机构，以及机构的专职官员“东观郎”。陈寿担任的新职务，正是这种东观郎。据《华阳国志》记载，前面提到过的王崇，也因为“学业渊博”而担任过蜀汉的东观郎。
至于所谓的“秘书”，也是当时皇朝机构的简称，正式的全名是“秘书省”，当时又习称为“秘阁”或“内阁”。之所以习称为“内阁”，是因为其机构设置在皇宫之内。后世常用的“内阁”一词，追根溯源就是由此而来。
秘书省的设置也与东观一样，是起自东汉皇朝。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朝廷开始设置“秘书监”的官职，于是流行后世的“秘书”一词从此开始出现。为何取名为“秘书”？唐代史学家杜佑在他的名著《通典》中有如下解释：“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说这一官职的得名，是因为它掌管着皇家的图书和秘藏记录。后世的秘书已经不掌管图书，倒是专门负责秘藏记录的机要人员了。
蜀汉沿袭东汉制度，也在皇宫中设有秘书省的机构。机构官员的配置，据《三国志·郤正传》完整而清晰的记载，长官是秘书令，以下依次为秘书郎、秘书令史，以及担任杂务的秘书吏。所以陈寿所担任的秘书郎，乃是秘书省长官秘书令的副手。
至于蜀汉秘书省的具体职能，在这一机构中工作了30年之久的秘书令郤正亲自撰写的文章中曾有描述，说是“踌躇紫闼，喉舌是执”。这也见于《郤正传》之中。意思是说，我每天在秘书省的紫色大门中思考徘徊，因为充当了皇帝喉舌的职能。
充当皇帝的喉舌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就是为皇帝草拟各种诏令文件，从而发布宣示给天下官民知晓，相当于是在代替皇帝张嘴发话。可见蜀汉秘书省官员的职责，与东汉时掌管皇家图书和秘藏记录的职责明显不同，而且在政治作用上更为重要。
第三个谜团，两种记载中的哪一种更为可信？
比较而言，还是《华阳国志》的记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一是因为在文字的表述上，它比《晋书》的记载更加细致和明确；二是因为在问世的时间上，它比《晋书》要早300年之久，距离陈寿生存的时代更近；三是因为在著者的籍贯上，《华阳国志》的著者常璩，与陈寿一样都是益州的土著人士，所以对于陈寿这位同乡先贤的生平，其了解程度要比唐代的《晋书》编撰者更加深入细致。
第四个谜团，出任这样的职务对于陈寿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在对陈寿整个蜀汉仕宦生涯进行总结性回顾时，再来回答才比较合适，所以就留在下一章中来揭晓了。
陈寿担任了上述州政府书佐、卫将军主簿、东观郎、秘书郎这四项官职之后，来到蜀汉后主刘禅的身边，担当了皇帝的侍从近臣，还遭到了父死、国亡的悲惨祸事。这正是：
初入官场多曲折，又逢蜀汉衰亡时。
要想知道陈寿在蜀汉灭亡之前，来到皇帝身边担任了哪两项侍从官员的显要职务，又在夕阳的余晖之中眼看着皇朝怎样走向灭亡，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