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界英才

陈寿这个小小婴儿，之所以后来能够成长为写出不朽名著的史学大家，是因为他实在太幸运了，竟然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足足碰上了四个方面“非常难得”的机遇：非常难得的和缓安宁环境，非常难得的崇文重教氛围，非常难得的学养深厚的导师，还有他本人在史学著述方面非常难得的锐意钻研。在本章当中，笔者就来为大家说一说这四个方面“非常难得”的有趣故事。

先来说第一方面，即非常难得的和缓安宁环境。

自从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去世之后，蜀汉40年间的政局，大体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在诸葛亮执掌朝政的前期，他努力发展内政，积蓄力量，然后亲自率军北上，不断进攻曹魏，为兴复汉室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是一个全民动员的战争时期，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对外进取态势。这也是一个很不平静的时期，对于需要安安心心读书成长的青少年来说，并非是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

但是，在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之后，情况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接下来先后担任蜀汉执政大臣的是蒋琬、费祎，在他们执掌朝政的20年中，一直采取闭关养民、对外防守的战略方针。于是，此前的紧张状态松弛了下来，整个社会恢复了难得的平静。而与此同时，蜀汉疆土北面的劲敌曹魏，则开始进入了司马氏势力动手争夺朝政控制权的激烈动荡时期，单单是在实力强劲的淮南战区，就连续爆发了由战区司令长官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起兵反抗司马氏的大规模内战。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曹魏对蜀汉的北部边境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这种20年间内外相对安定的军政形势，正是陈寿青少年阶段得以健康成长，并且能够安安心心读书学习的最佳客观环境。

再来说第二方面，即非常难得的崇文重教氛围。

两汉以来的益州，不仅是物产极其丰饶的“天府之土”，而且也是崇文重教的“文教之邦”。在崇文重教方面，明确载入史册的亮丽高潮至少有二：一是西汉景帝时期开始的“文翁化蜀”，二是蜀汉时期诸葛亮的重视文教，这就与诸葛亮造福后世的重大贡献密切相关了。

关于“文翁化蜀”的史事，班固《汉书》中的《文翁传》和《地理志》，还有常璩《华阳国志》中的《蜀志》部分等，均有相关的具体记载。文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人氏，他少年时就喜好学习，精通儒家经典之一的《春秋》。西汉景帝末年，他被提拔起来出任蜀郡太守，蜀郡行政中心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太守”的官名，在此之前叫作“守”，是一个郡的行政长官，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正式更名，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太”字，变成了“太守”，从此沿用到后世。

文翁为人仁慈而有爱心，积极为蜀郡民众造福，在多方面的政绩中，最为突出的一项就是大力提倡教育。他最初的施政重点是在经济方面，兴修水利，开凿湔江水口，扩大都江堰的灌溉功能，使得成都平原的灌溉面积增加了1700多顷。基本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之后，他又把施政重点转移到了提高民众人文素质的教育领域。因为他亲眼看到，此时的蜀郡经受了秦朝的焚书和秦末的战乱，学校教育不复存在，民众的文化素质低下，社会风气不良。于是他下定决心，开始兴办官方的学校。

开办学校，首先需要解决经费、校舍和师资这三大基本问题。经费问题好办，文翁本人就是蜀郡行政长官，可以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进行划拨。校舍问题也好办，蜀郡的行政中心成都，有的是合适的空地。他在城南选中一处地方，破土动工兴修校舍、讲堂，还有纯粹采用石料建成的书库，称之为“石室”，专门用来收藏图书文献，彻底避免了火灾的隐患。唯有师资问题难以快速解决，但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派遣进修生。他从郡、县两级的政府中，选拔了18名开朗、聪敏而有才能的年轻办事员，亲自勉励教导一番，然后派往京城长安，接受博士的指导，学习古代儒家的多部经典，还有国家的法律和法令，以便学成后回来担任学校的教师。他的这一办法，可以说是现今进修生制度的先河。

请读者诸君注意，当时的“博士”，并非如同现今的含义是研究生学位的最高头衔，而是一种在任官职的名称。其具体职责是通晓古今的知识，以备朝廷咨询，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管辖，员额通常有数十人之多。不过后世的“博士”，确实也是从古代“博士”的官名借用而来的。

博士这一官职的等级虽然偏低，但因为是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任职，不免具有优越感，面对远方前来的年轻进修学员，依然会有轻视和冷淡的态度。为了刺激博士们的积极性，文翁又从蜀郡政府的公务费用中节约出来一部分，换成货币和地方特产，委托每年前往京城中央汇报本郡当年人口统计和垦田数据的官员，定时带往京城，分送给各位指导蜀郡进修学员的博士，从而表达出对知识和老师的充分尊重。

几年之后，这批进修生终于学有所成回到成都，开始在官办学校担任教师职务。文翁广泛招收成都周边各县的民家子弟进入学校学习。为了提高学生们的社会地位，文翁不仅免除了他们原本应当承担的官方劳役，而且还安排学生们在自己身边，或协助办理公务，或进出传达指令，或陪同巡视下属各县。各地官民看到之后都以此为荣，争相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学校。于是乎，蜀郡地区的文化教育大为兴盛起来，毕业之后又前往京城长安深造的学生，在数量上都可以与文化教育领先的齐鲁地区相提并论了。

附近的巴郡、汉中郡受到影响，也开始模仿蜀郡，在各自的郡政府中开设官办学校。到了西汉武帝继位后，更是下达诏令，要求天下各地的郡一级政府，都要仿效文翁，在本地开办官方学校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于是文翁在蜀郡的善举，就成为天下地方政府开办官方学校最早的起始了。文翁在蜀郡去世之后，当地官民在学校中为他建立了祠堂，长久祭祀缅怀他。而文翁建立的蜀郡官方学校，就是现今成都市著名的重点中学——石室中学的前身和起源。正是因为文翁在蜀郡的不朽功绩，所以现今他也同陈寿一起，进入了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的荣誉行列。

如果说“文翁化蜀”还只是郡一级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那么诸葛亮在蜀汉的重视文教，就是提升到最高级的国家行为了。

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与诸葛亮先后率军从荆州进入西面的益州，联合击败了当时的益州军政长官刘璋，占领益州的首府成都和益州全境。刘备以东汉皇朝左将军的身份，兼任了益州的行政长官益州牧，建立起蜀汉政权的雏形。随后刘备开始在益州的州政府中，创设了一种以往东汉时期没有，同时在此后曹魏、孙吴两国政权中也都没有的重要官职，这就是“劝学从事”，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人，即张爽、尹默、谯周。

作为刘备在军政大事上的首席辅佐，诸葛亮自然参与了这项重要政治举措的创意与筹划。诸葛亮本人对于学习和读书的重要意义，早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了。他还在荆州襄阳隆中的乡下耕田种地之时，就一直努力读书提升自己的才智，而且还特别坚持了一种叫作“观其大略”的有效读书方法，即非常注意吸取书中对自己有用的重点和精华。后来当了父亲之后，他又在《诫子书》中对儿子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学习必须要保持心态的安静，而才能又必须要用学习来取得；不学习就无法增强才能，不立志更是无法完成学习。总之，大力支持刘备创设“劝学从事”的官职，可以视为诸葛亮在蜀汉推行崇文重教重要政策的开端。

“劝学从事”中的“劝学”一词，应当是取自先秦时期思想家荀况的《荀子》一书，劝者勉也，是勉励学习的意思。此书三十二篇之中，开头第一篇就是《劝学》，深入论述了学习的意义和方法等多个方面。那么在益州设置的这个“劝学从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这就必须对当时州一级政府的沿革，先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皇朝，在地方行政系统上沿袭秦朝，实行郡、县、乡、亭制，以郡管县，以县管乡，以乡管亭；到西汉末年平帝之时，全国总计有103个郡级机构，1587个县级机构，6622个乡级机构，29635个亭级机构，在册人口多达5959万人，民户1223万多家，堪称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国家行政实体。

西汉武帝时，为了强化君权，整肃风纪，加强中央集权体制，朝廷又正式把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每个监察区叫作“州部”，简称为“州”。由中央直接派遣一名负责监察的特使，官名叫作“刺史”，前去巡视监察该州下属各地的郡县。刺史巡视监察的具体内容，是皇朝中央明文规定的六个方面，史书称之为“六条问事”。第一条是看当地的豪强大族占有的土地和住宅是否超过了法定制度的标准，是否具有恃强凌弱的不法行为；第二条是看当地的郡太守是否具有违反朝廷诏书和制度，损公肥私，侵害百姓，聚敛钱财的不法行为；第三条是看当地的郡太守是否具有不认真审判冤狱，草菅人命，滥用刑罚，深为当地百姓痛恨，因而导致当地山崩石裂等怪异现象出现的不法行为；第四条是看当地的郡太守是否在任命政府的下属人员上具有严重偏袒倾向，因此造成贤才被冷落而坏人被宠爱的不法行为；第五条是看当地的郡太守是否具有纵容子弟倚仗权势，为他人谋取私利的不法行为；最后第六条是看当地的郡太守是否具有勾结本地豪强大族，收受贿赂而损害公家法令的不法行为。首都长安所在地的州，其监察长官不叫“刺史”，而特别叫作“司隶校尉”，其监察对象还要包括皇朝中央的朝廷百官。

归结起来，西汉时期州刺史肩上的任务，主要是监察地方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两大类违法群体：一是贪污腐败的地方行政长官，二是为非作歹的地方豪强大族。两者之中凡有不法情况，必须尽快向皇朝中央如实报告，并且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由于刺史的身份是皇帝的特派使者，最初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手中的权力却不小，所以被尊称为“使君”。后来曹操与刘备饮酒畅谈，说出两句把刘备吓得不轻的著名“醉酒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为何曹操会把刘备尊称为“使君”呢？因为此前刘备投奔曹操，曹操代表东汉皇朝给了他一个“豫州牧”的官衔，也就是豫州的州牧，刘备正好可以享用这一尊称了。

到了东汉时期，州一级的监察机构，在行政上的实权从无到有，而且逐渐增大，开始演变为具有实体性质的行政机构了。于是西汉的郡、县、乡、亭四级行政体制，变成了东汉的州、郡、县、乡、亭五级行政体制。到了三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东汉、三国时期的州政府行政长官，称为刺史或州牧，资历浅者被授予刺史，资历深者被授予州牧。如果刺史或州牧又带有军事职务“某某将军”之类，那就是该州的军政长官了。

刺史或州牧可以自行任命州政府当中的下属，这些下属又必须是本州的土著人士，无需经过中央朝廷的批准，这被称为“自辟僚属”。其主要下属中，有一类叫作“从事史”，简称“从事”，分工处理各类公务。在“从事”的前面，会加上相应的定性语，以表明其具体职责。地方上各州从事史的设置，根据《续汉书·百官志》明文记载，按常规而言有如下类别：一是“治中从事”，主管人事、总务；二是“别驾从事”，主管陪同刺史巡察下属郡县；三是“簿曹从事”，主管本州钱粮账簿；四是“兵曹从事”，主管本州地方军队；五是“部郡国从事”，每郡一人，主管监察该郡官员、豪强的不法行为。如果是首都长安所在地的司隶校尉，还要增加一类叫作“都官从事”，主管监察朝廷中央官员的不法行为。

从以上州一级政府的沿革中，可以清晰看出两点：首先，“劝学从事”这一官职，在此前的州政府中从来都没有设置过，完全属于蜀汉政权的首创，值得注意和探究；其次，顾名思义，这一官职的具体职责，就是勉励整个益州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要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因此相当于后世省一级文化厅和教育厅的厅长。

那么刘备和诸葛亮为何要创设这一全新的官职？其深层次的意图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其意图至少有如下两方面：

就现实的政治考量而言，是要遵循儒家的理念主张，采用“文治”与“武功”一张一弛配合使用的手段，从而争取益州本土官员和民众的支持，尽快在这个地大人多的益州站稳脚跟。当初刘备能够从东面的荆州率军进入益州，最先是受到了益州军政长官刘璋的热情邀请，请他来帮助自己抵御北面的强敌张鲁。但是刘备来到益州之后，却演了一出“鸠占鹊巢”的戏码，使用武力突然强行攻占了益州。由于在道义上有所欠缺，益州本土的官员民众难免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急需改用“文治”的举措来消解因采取“武功”而造成的负面障碍，使得局面尽快安定下来。而创设“劝学从事”大力提倡文教，且一次性就从本州土著人士中任命了三位官员，正是一种最为直接有效的“文治”举措。至于此举有效性的客观证据，就是后来刘备有意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时，史文中明确记载最早向他呈送表章劝进的臣僚当中，就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这三位官员的尊姓大名。

再就远期的政治考量而言，当初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设计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发展方针：第一步，先占领眼前的荆州；第二步，再占领西面的益州；第三步，建立统一政权，搞好内政积蓄力量，伺机从东西两路出兵攻击曹操而兴复汉室。现今前面两步都已经实现，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机器了。而要想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来组建复杂的军政系统。大量人才从哪里来？一部分从现有官员中选拔，另一部分则必须及早从年轻一代培养出来，这正是创设“劝学从事”的深层次目的。

再来说第三个方面，即非常难得的学养深厚的导师。

这位导师不是别人，就是陈寿的同乡长辈谯周。前面已经说过，州刺史在自行任命州政府中的下属时，照规矩必须从本州的土著人士中选拔。当时所任命的三位劝学从事中，张爽其人的生平履历，现今传世的史籍文献中记载很少，难以评论。其次的尹默，陈寿《三国志》中有专篇传记。他是梓潼郡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人氏，早年远赴荆州，向当时荆州著名的学派领袖司马徽、宋衷求学，精通了儒家经学、历史学，尤其是在《左传》的研究上具有精深的造诣。因此，将他任命为劝学从事，属于使用专家学者来领导文化教育的举措。至于最后的谯周，将在下面详细介绍。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逝而后主刘禅登基，诸葛亮以朝廷丞相身份全面执掌军国大政。由于此前关羽被孙吴袭杀，东面的荆州领土落入孙吴之手，所以这时的蜀汉领土就只限于益州这一个州了。出自政治上的周密考虑，诸葛亮也亲自兼任了益州牧。作为新的益州行政长官，他重新对“劝学从事”这一重要职务进行任命，决定只任命谯周一人继续担任劝学从事。这是益州文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其重要意义至少有三点：

首先，劝学从事从三人减少为一人之后，责任就更加容易落实，过程就更加容易检查，效率也就更加容易提高。而谯周受到如此的器重之后，他对后辈尽力培养的积极性，自然也就会自觉地增强起来。

其次，据陈寿《三国志》中的《谯周传》记载，谯周，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县（今四川省阆中市西南）人氏，出自益州本土的学术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位素养非常深厚的著名学者。谯周本人继承家学，勤奋不懈，又在研究领域上有自己的创新和拓展，在益州本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现今诸葛亮只任命他一个人来担任劝学从事，实际上就是使用学术领袖来担任文化教育领域的行政领导人，堪称是专业完全对口，而且实至名归。这一举措，当然会大大增强全益州莘莘学子的积极性和向心力，从而在“劝学”这个关键词上，营造起更加强劲的动力和更加浓厚的气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谯周其人最为擅长的专业学术领域，乃是史学和儒家经学，他在这两方面都撰写了大量的论著，而以史学著作的数量为最多。史学方面有《古史考》《蜀本纪》《后汉纪》《益州志》《三巴记》《异物志》《仇国论》等，儒家经学方面有《法训》《五经然否论》《论语注》等。这些著作的不少内容，一直流传至今。对后来成长为杰出史学家的陈寿而言，谯周确实算得上是当时益州首屈一指和非常难得的最佳优秀导师了。

最后，由于诸葛亮的巨大威望，他此举还为后来的军政接班人蒋琬、费祎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和典范，所以到了蒋琬兼任益州刺史时，同样也任命谯周来出任此职，而且把官职的名称改为“典学从事”，明确说明其职责是“总州之学者”，即总管全益州的学者。

延熙元年（238年），后主刘禅宣布以儿子刘璿为皇太子，提升谯周为皇太子的侍从官员。谯周的典学从事一职是否继续兼任，史文没有明确交代。但是，既然谯周这一职位在当初是由诸葛丞相特别委任的，作为诸葛亮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二人执政的方针又是完全遵循诸葛丞相的成规，蒋琬还特别为此职务进行更名，并明确划定其具体的职责，所以蒋琬、费祎不可能将此职务贸然撤销。而且在谯周之后，史书中也再没有其他人出任过典学从事的记载。因此，谯周被提升为皇太子侍从官员之后，应当会继续兼任典学从事的职务，直到蜀汉灭亡的炎兴元年（263年）为止。

如果是这样，谯周领导和管理蜀汉文化教育的时间，从诸葛亮专任谯周一人担任此职的建兴元年（223年）算起，前后就持续了整整40年之久。谯周既是益州学术界的领袖，又能长期担任这一文化教育的行政领导职务，这对稳定维持蜀汉的优质文教土壤和良好学术风气，好处那就太大了。

除此之外，诸葛亮又对益州本土其他学术素养深厚的著名学者，比如杜微、秦宓、五梁、尹默等，给予充分的尊重、细致的照顾和妥当的任用，这也在蜀汉的朝野上下，树立起非常浓厚的崇文重教的良好风气。

于是，一批莘莘学子，就在这种优质文教土壤和良好学术风气之中，逐渐茁壮成长。后世的学者，将这个以谯周为核心的蜀地学术人才群体，特别称为“蜀才”。比如，美国J. Michael Farmer博士的专著The Talent of Shu: 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就是如此。此书的中文译名为《蜀才——谯周与中世纪早期四川的知识界》，2007年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列入该社出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书系”。而本书的主人公陈寿，就是这一“蜀才”群体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

最后来说第四个方面，即陈寿本人在史学著述方面非常难得的锐意钻研。这方面的故事，又必须从他最初在青少年时代的课程学习开始讲起。

三国时期，官宦人家子弟在青少年时期的规范化学习，陈寿《三国志·钟会传》的裴松之注释，提供了一份相当完整清晰的课程表。这是曹魏大臣钟会本人对自己青少年时期接受母亲教育的回忆：

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

意思是说：我的母亲性格矜持庄重，非常明白如何教育训导孩子；所以我还在年龄很小的儿童时期，母亲就常常规范和指导我的学习。我4岁时她就教我读《孝经》，7岁时教我读《论语》，8岁时教我读《诗经》，10岁时教我读《尚书》，11岁时教我读《周易》，12岁时教我读《左传》和《国语》，13岁时教我读《周礼》和《礼记》，14岁时教我读父亲成侯亲自撰写的《周易》研读札记《易记》（成侯，是钟会对自己父亲钟繇的尊称，钟繇死后魏明帝赐予他“成侯”的谥号）。满15岁之后，就让我走出家门，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去拜见求教来自各地的大师级学者导师，了解各种新奇的典籍文献和各家对经典的独特解释，这时母亲教育我说：“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就容易疲倦，疲倦了就会产生怠惰的情绪；我害怕你产生怠惰情绪，所以才循序渐进地教你学习各种课程。现今你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可以独自出去学习了（所以才让你前往太学去深造）。”

这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课程表，是研究三国时期官员子弟青少年教育状况的宝贵史料。写出上面回忆的钟会，是曹魏大臣钟繇的小儿子，也是率领大军攻灭蜀汉的主将。陈寿与钟会是同时代的人，两者年龄相差不到10岁，而且两者也都出自世代为官因而同样重视子弟教育的著名家族。所以上面这段史文，完全可以作为陈寿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基本参照。从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可靠信息：

一是当时官僚子弟在家学习的少年阶段，是从4岁时开始发蒙读书，到14岁时为止，前后持续11个年头，大体相当于现今的小学与中学阶段。这一阶段的老师，可以由具备合格文化水平的父母亲来担任。

二是少年阶段所学习的课本，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两大类，具有经、史并重的特色：前者依次是《孝经》《论语》《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涵盖了儒家最为基本的经典；后者包括《左传》《国语》，是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这种对于历史典籍同样给予高度重视的课程安排，使得陈寿从少年时期起，就开始接触史学并对其产生兴趣，为他后来在这方面的深造奠定了初步的兴趣基础。

三是从15岁开始，在家学习的初级阶段结束，到了可以走出家门，外出独立生活和继续深造的高级阶段。理想的情况是直接进入在国家首都的最高学府即太学，在大师级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研读性的学习，重点放在研读“奇文异训”这两方面。这里的“奇文”，是指在少年阶段没有看到过的其他典籍文献；至于“异训”，则是指对经典文献的创新性解读。这两方面的研读，将会使得学习者的知识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学养也更加深厚。这大体相当于现今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在这方面，刘备的情况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陈寿的《三国志》中，记载刘备生平事迹的《先主传》就说：

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

意思是说，涿郡出生的刘备15岁时，母亲要他单独出门外出去旅行学习。于是他与同宗族的刘德然、辽西郡的公孙瓒一起，来到过去担任过九江郡太守的同郡大学者卢植门下共同受教。

由此可见，刘备外出独立生活和继续深造的高级阶段，同样也是从15岁时开始的。

以陈寿的情况而论，他出自巴山地区的著名家族，父亲又是蜀汉的中级官员，家庭对子弟的教育历来都非常重视，他在少年阶段就得到类似钟会那样的优质课程教育，完全没有问题。至于青年时期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去深造，他也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就在距离陈寿家乡巴西郡安汉县不远的蜀汉京城成都，也同曹魏的首都洛阳一样，不仅设置有最高学府太学，而且太学之中也有大师级的学术名家担任指导教师。于是乎，陈寿也在15岁左右前往成都，进入蜀汉的太学深造。

对于当时蜀汉的太学，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文立传》有具体记载：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

说是蜀汉时期巴郡临江县（今重庆市忠县）的文立，年少时就到蜀汉京城成都的太学中去深造，他重点研读西汉学者毛亨这一学派传下来的《诗经》，以及《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讲述礼仪制度的典籍，另外又通晓了其他的各类图书文献。

这段史文说明：蜀汉确确实实在京城成都设置了太学，而且在太学中也有大师级的名家担任指导教师。所以文立才能在研读《诗经》等四部儒家经典上大有收获，还通晓了其他的图书文献，大大丰富了学识。

唐代编撰的《晋书·文立传》又对《华阳国志》的上述史文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补充：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

意思是说，文立在蜀汉时进入京城成都的太学，专门研读《诗经》《周礼》《仪礼》《礼记》。他的指导教师是谯周。而谯周指导的学生们，比照孔子的门生，把文立比作颜回，把陈寿、李虔（即李密）比作子游、子夏，把罗宪比作子贡。

这段史文进一步说明：蜀汉设置在京城成都的太学，其中由大师级名家担任的指导教师，至少就有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谯周；谯周当时在蜀汉文化教育界，被众多门人视为孔子一般的大师级名家；而谯周门人中特别优秀突出的弟子，就有本书的主人公陈寿。

那么陈寿为何会被比作子游、子夏呢？

原来，当初孔夫子在先秦时期开门办学，广招学生，学业有成就的达到72人之多，后世誉为“七十二贤人”。他老人家对学生的培养，着重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大方面，后世总称为“孔门四科”。德行，是指道德品行的认真修养，要能够为人高尚正派，成为表率；言语，是指口头语言的流畅表达，要具有说服力量，能够独力办理外交事务；政事，是指行政事务的办理水平，要能够干练完成政务；文学，含义与现今不同，当时是指文化学术的研究撰述，要能够独自著书立说。在儒家经典《论语·先进篇》中，记录了孔夫子对自己的优秀门生的评价：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说是我的门生当中，德行拔尖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拔尖的有宰我、子贡；政事拔尖的有冉有、季路；文学拔尖的有子游、子夏。

说到这里，答案就浮现了出来：陈寿之所以被比作孔子门生中的子游、子夏，应当是因为他在文化学术的研究和撰述上具有拔尖的能力，将来是能够独自著书立说的专业性人才。

陈寿为何会得到如此的点赞和好评呢？请看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是如何记载他在太学中的专业学习表现的：

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

意思是说，陈寿年少时就在散骑常侍谯周的指导下学习，研读了史学领域中的典籍《尚书》，与《春秋经》配套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部史籍，尤其是对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这两部纪传体史学名著，锐意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天资聪明机警，见识敏锐，撰写的文章内容丰富而文采艳丽。

从以上的史文记载可以清楚看出三点：

一是作为主管蜀汉文化教育的行政长官谯周，他又能够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之中，充当非常称职的权威性指导教师，因而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成为后世所说“蜀才”群体的核心和领袖。诸葛亮单独选择他来承担“劝学从事”的重任，堪称是慧眼识人了。客观而论，就蜀汉时期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而言，谯周确实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值得充分肯定。至于他在面临蜀汉灭亡时的政治态度，后世见仁见智，可以另当别论。

附带说明一句，此处《华阳国志》史文中的“散骑常侍”，并非谯周在蜀汉主持太学讲授时的准确职务，而是后来在他去世之前，被西晋皇朝任命的最后官职。使用生平最后官职来称呼或形容某人，是史书中的通用笔法。

二是处于太学阶段的陈寿，已经在文化学术的研究和撰述上，特别是在史学领域的研究和撰述中，展现出拔尖的能力来，完全可以被称为“蜀才”这一学术群体的后起之秀。

三是他对史学领域展现出来的强烈兴趣，又集中在《史记》《汉书》这两部纪传体的史书之上，他对之专门进行了锐意精深的研究揣摩，这就为他后来能够写出不朽的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早早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学术专业基础。

陈寿的故居，唐代《元和郡县图志》逸文卷一曾说：“陈寿故宅，在县郭内。”所谓的“县郭内”，即县城的城郭、城墙之内。但是具体的准确位置究竟在何处，现今已经难以确定。但是，他的读书之处，后世却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比如明代的《明一统志》卷六十八就说，陈寿年轻时读书治学的万卷楼，是在县城之外的金泉山，“相传晋陈寿尝读书于此”。现今的南充市政府，已经在南充市的西山风景名胜区，重修了陈寿的万卷楼，并建立了陈寿的大型塑像以及陈寿故居等，供游客观赏瞻仰。上世纪90年代落成之时，笔者就曾前往游览。登高眺望，但见山峦挺立，碧水环流，一派钟灵毓秀之气，不禁怀古思今，心潮起伏。这正是：

前贤此处遗踪在，万卷楼头感慨多。

要想知道陈寿在太学结束学业之后初次进入官场，在仕宦生涯中有怎样浮浮沉沉的曲折故事，请看下文分解。 uK2OHSwJOtSGBBo5aU/UWzyCbdplvPb4+DkzcGOe/a8HNYoxCmmaGSH++1k1RX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