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山名族

时间，是在1700多年前的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

地点，是在西晋皇朝首都洛阳城中的一处简朴住宅。

人物，是一位老年病危的中级官员，在这远离他家乡千里之外的异地，他寂寞而平静地离开了人间。按照当时人们计算虚岁的惯例，终年为65岁。

这位逝世者的姓名和故事，现今的人们不一定全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以一人之力，呕心沥血编撰问世的纪传体正史《三国志》，却是流传千秋的不朽史书，具有极其特殊的文献价值和极其深广的文化影响。

从极其特殊的文献价值来说，在该书中略加抽取选择，也能获得诸多名列第一的“最早”。

首先，它是现存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采用分国并列记载体例的断代史。

在它之前的两部纪传体正史，司马迁的《史记》是涵盖多个时代的通史，班固的《汉书》虽然也是断代史，然而记载的对象只是单独一个西汉皇朝，并非多个并列国家的政权。

第二，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诸葛亮将四川盆地单独定义为“天府之土”的历史场景者。

在此之前的战国时期，“天府”一词所赞美的地域，乃是包括了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在内的大关中地区，而且是以关中平原为主体。但是，都江堰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建成，使得四川盆地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到了秦朝末年刘邦起兵创业之时，已经形成后来居上的明显态势，所以刘邦才得以依靠巴蜀和汉中的根据地，挥兵北上一举攻占关中，进而向东扩张消灭项羽，成功建立起西汉皇朝。此后在隆中躬耕陇亩的诸葛亮，敏锐观察到这一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故而在与刘备的隆中对策之中，专门将益州单独赞美为“天府之土”，说是“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从此之后，“天府之国”就开始变成四川专门享有的美名，并且在当今衍生出许多冠以“天府”二字的新概念和新价值。

第三，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华夏大陆与台湾本岛发生正面接触关系的历史场景者。

孙吴君主孙权在黄龙二年（230年），派遣上万人的大规模船队出海探险，成功到达夷洲（今台湾本岛）后登陆，并且带回数千名原住民。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意义，王仲荦先生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就指出：“这可以说是大陆上汉族人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从此之后，台湾和大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逐渐地密切了起来，这个宝岛也就成为我国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

第四，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广州”这一地名诞生的历史场景者。

孙权又在黄武五年（226年），从岭南交州下属的七个郡之中，划分出占据主导地位的四个郡，新设立一个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取名为“广州”，意思是地域广大的州，行政中心设在番禺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这是古代中国行政区划演变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现今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发展史的起首和开端。

第五，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九品官人之法”在曹魏时期创立和施行的历史场景者。

这一重要的官员选拔新制度，又被称为“九品中正制”，是以家世背景和个人才德为主要依据，将人才综合评定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共计九个品级，然后按照品级的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这一制度不仅流行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还迅速影响到官员职务高低等级的确定。从西晋皇朝开始，朝廷官职的高低等级，也正式开始采用从第一品到第九品的统一制度，并一直流行到了明清时期，甚至还传到了朝鲜半岛，被借鉴采用。

第六，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名医华佗使用自己创制的口服麻醉剂“麻沸散”，成功进行腹部外科手术从而治愈严重疾病的历史场景者。

现今传世的《后汉书·华佗传》，虽然也记载了以上的内容，但是《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他在《三国志》问世100年之后才出生，所以《后汉书》的问世，比起《三国志》来要晚得多。而且他书中的《华佗传》，也基本上是从《三国志·华佗传》抄录而来。因此，上述记载的知识产权完全属于陈寿的《三国志》，而不属于范晔的《后汉书》。

第七，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定型化道教即“五斗米道”在蜀地的创始过程，以及在汉中地区创建政教合一性政权的历史场景者。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东汉后期客居蜀地的张陵，在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制定道教经书，招集信道民众，入道民众要捐出五斗米才能获得资格，故名“五斗米道”，这被后世公认为道教定型化的发端。张衡之孙张鲁，占据汉中郡（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开始建立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他将自己控制的地域分为若干个教区，每个教区取名为“治”，教区的首领叫作“祭酒”，地域大的教区首领叫作“治头大祭酒”。最为特殊的是，他在教区之内道路的沿线设置驿站，驿站之内放上米肉等食品，教民外出时可以无偿使用驿站，无偿享用其中食品，俨然是最原始的共享经济出现在人间。他用这种制度，雄踞汉中及其周边地区长达30年之久，种种具体情况都被陈寿如实记载到《三国志·张鲁传》之中，成为后世宗教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第八，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东汉后期泗水流域大力修建佛寺，佛教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的历史场景者。

佛教是外来宗教，在西汉末到东汉初之间，开始传入中国的内地，并逐渐在中国社会中产生深广的影响，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东汉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内地逐渐传播开来的起始阶段。但是，在纪传体的正史之中，对这一时期佛教在基层民间的种种具体活动，进行翔实而生动的描述者，却是以《三国志》为最早。其中的《刘繇传》记载，东汉献帝统治前期，徐州牧陶谦任命的漕运督办官员笮融，在泗水流域擅自从民间征调大量的财力，资助佛教的传播：他大规模修建佛教寺院，铸造铜质佛像，采用黄金涂饰，穿以锦绣衣服，还制作了九层高的大铜盘摆放供奉品；寺院中建立多层高楼和空中走廊，可以容纳三千多人一起诵读佛经；还调动所属地区的民众五千多人，前往寺院听讲入教；每逢“浴佛”的佛教重大节日，都要大摆酒食宴席，民众前来观看和就餐者将近万人之多。《三国志》中这段极其难得的生动记载，也是后世宗教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后来又被范晔抄录到《后汉书·陶谦传》之中。

第九，它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以专篇的形式，记载古日本倭国的国情及其与中国友好交往关系的历史场景者。

我国东面的两个古代邻国即古朝鲜、古日本中，最先被纪传体正史《史记》《汉书》以专篇形式进行记载的是古朝鲜国。而以专篇形式对古日本国进行记载的，要数《三国志》为最早。书中的《倭传》一篇，详细记载了古日本国在地理、物产、风俗、民情、政治等多方面的具体情况，还记载了倭国女王的出现及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她在景初三年（239年）六月，专门派遣使臣前往曹魏朝廷觐见，呈送地方特产作为礼品。作为回报，曹魏朝廷也赏赐女王银质印章，以及精美织锦等大批珍贵物品。从此之后，双方频繁往来，建立起非常友好的交流关系。后来三国历史文化之所以受到很多日本民众的喜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三国志》中最早专篇记载了古代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这篇《倭传》，后来也被范晔《后汉书》引录采用。

第十，它还是纪传体正史之中，最早开始记载中国政权正式派遣使者带领官方船队出使南海诸国的历史场景者。

三国之前的汉代，对外开放交流的方向主要在东、西两面。向东是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向西是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但是，到了三国的孙吴，又新增加了新的正南方向，即走向辽阔的南海或南洋。《三国志》中的《吕岱传》记载，孙吴大将吕岱在担任交州行政长官期间，不仅首先提出创意设置广州，而且多次从交州派出大型船队扬帆南海，先后到达了境外的扶南（在今柬埔寨）、林邑（在今越南）、堂明（在今柬埔寨，一说在今老挝）等古国，与之建立起友好交流的关系。纵观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最为兴盛的顶峰是在郑和下西洋的明代，然而走向南海的孙吴官方船队，却是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

再从极其深广的文化影响来看，《三国志》这部史书展现了三国时期风云变幻而魅力无穷的历史画卷，尤其是以浓墨重彩描绘了应运而生的一大批英雄俊杰，如诸葛亮、刘备、关羽、曹操、曹丕、曹植、孙策、孙权、周瑜等，以及他们闪烁耀眼光芒的奋斗人生。正是这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史书，催生出后世以它为基本素材的海量文学艺术作品。比如宋代的民间评书“说三分”，元代杂剧中数以百计的三国剧目，元代的长篇评书《三国志平话》，明代初年的长篇文学小说《三国演义》，以及明清时期演不完的三国戏曲，还有大量的书法、绘画、造像，直到现今的历史遗迹、风景名胜、纸质图书、影视艺术、网络视频、电子游戏等。后世这些丰富纷繁的衍生性产品，构成了现今学术界所谓的“大三国文化”，至今还在为中国各个阶层的无数受众，甚至还有海外的大量爱好者，提供精神上的丰富启迪，人生上的深刻感触，审美上的愉悦享受，堪称是洋洋大观了。有感于这种“历史源泉蔚为文化渊海”的动人景象，笔者才会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国文化陈列序厅铭文》中，写了如下一大段的抒情性骈体文句：

中华古史，源远流长。鼎立三分之局，尤标异彩奇光。汉室衰微，群雄并起。曹操虎步中原，刘备龙腾巴蜀，孙权鹰击江东。当此之时，俊杰星繁，高才云涌：或折冲樽俎，或修政庙堂；水淹飞将于白门，火噬战船于赤壁；哲人潜习三玄之学，文士漫吟七步之诗；贤相巧思，车造木牛流马，名医神技，药传漆叶青黏。迨乎后世，演其义者有话本小说焉，歌其事者有戏曲影视焉，至如赋其形之丹青，析其理之论著，关涉其人之胜迹，更不可枚举。曩昔历史之源泉，蔚为文化之渊海；既滥觞于华夏，复流播于他邦，可谓洋洋大观也已。

说到这里你会问了，能够写出如此不朽史书的伟大作者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现今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荣誉行列的陈寿。

下面，我们就会在这本书中，好好讲一讲陈寿一生的故事：不仅讲他曲折的仕宦生涯，也讲他闪光的史学名著，讲他深广的文化影响，从而让大家好好审视和了解这位非常值得我们追忆缅怀的文化先贤。

在传世的古代文献中，为陈寿撰写的个人传记，比较完整的是两篇，即东晋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唐代官修《晋书·陈寿传》。这两篇传记各有侧重，也各有不足，但都是本书主要史料来源的一部分。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史名著。古代地名的方位确定，照例遵循一条规则，即以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由于常璩《华阳国志》一书记述的地理对象，主要是位于华山以南广大的西南地区，故而以“华阳”命名。此书的作者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县（今四川省崇州市）人氏。他与陈寿一样，都是因为写出了不朽的史书而被选入了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的荣誉行列。下面对陈寿的叙述中，还要多次引用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也堪称是这两位四川历史名人在当今新时代发生的有趣文化因缘了。

讲述陈寿的传记故事，当然要从他的家族情况来讲起，所以本章的名字叫作“巴山名族”。

陈寿，又名陈长寿，字承祚，蜀汉益州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氏。他出生在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这一年正是诸葛亮病死的前一年。此时诸葛亮还在汉中的前线大本营，通过褒斜栈道大量运送粮食，为第二年北伐曹魏做充分的准备。可惜在翻过年的秋天，鞠躬尽力的诸葛亮，就死在了五丈原的前线，蜀汉开始进入消极退守和逐渐衰落的后半期。

因此，陈寿的前半生，是在蜀汉的后半期中度过的。知道了他出生成长的时代大背景，再来审视他的前半生，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古人的名和字，照例会有含义上的某种联系，陈寿也不例外。他的大名“寿”，当然是长寿的意思；而表字“承祚”，意思是承受福分。寿命长久就可以承受更多的福分，反过来承受了福分就可以使得寿命更加长久，这两种解释都能成立。可见陈寿一来到人间，他的父母就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不仅希望他健康长寿，而且还希望他多多承受福分。总之，长寿和福分，是他父母心中的两个关键词。

陈寿的父母为何对他会有很大的期望呢？这就与陈氏家族的乡土背景大有关系了。

陈氏家族是巴西郡的土著，而巴西郡是从原来的巴郡之中划分而来。后世对四川地区常有“巴山蜀水”的具体形容。其中的“巴山”，主要位于四川盆地的东部，至于“蜀水”，主要位于盆地的西部。巴山乃是古代巴人所居住的山地丘陵地带，故而得名。秦汉时期在此设置巴郡，行政中心在江州县（今重庆市渝中区）。东汉末期的建安年间，地域广大的巴郡被缩小范围，从中划分出来的东、西两部分中，东边部分新设置了巴东郡（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西边部分新设置了巴西郡（治所在今四川省阆中市），这就组成了后世诗文中常常提到的“三巴”。

巴山地区曾经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根据《华阳国志·巴志》所列，在汉族之外，就有濮族、賨族、苴族、共族、奴族、獽族、夷族、蜑族之多。因为生存环境大部分是在条件相当艰苦的山区丘陵地带，长期艰苦锻炼之下，巴山各族民众就养成了勇悍无畏、坚韧不屈的突出品格。所以古代就有“巴有将，蜀有相”的民间谚语，意思是说，东边的巴山地区多出武将，西边的蜀水地区多出文臣。比如说，当初西汉高祖刘邦从汉中挥兵进攻关中开创基业的时候，为他担任精锐先锋部队者，就是巴山地区的賨族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冲锋陷阵，勇不可挡，而且还喜欢用群体舞蹈来激励士气，为西汉皇朝的创建立下了巨大功勋。

但是，上面这条“巴有将”的民间谚语，描绘的只是巴山地区的一般性情况，如果聚焦到了陈寿家族所在的巴西郡，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打从西汉时期开始，此处在人才的涌现上，就在巴山地区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划分为“三巴”之后的蜀汉、西晋时期，此处所涌现的人才，在类别上更是有文有武，文武兼备，常璩《华阳国志》对此曾有专门的赞美说：

其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及晋，谯侯修文于前，陈君焕炳于后，并迁双固，倬群颖世，甄在传记。

意思是说，巴西郡这里的人才自从西汉以来，就非常伟大杰出，位居“三巴”地区之首；到了西晋时期，巴西郡的谯周在前面致力于文化教育的振兴，陈寿又在后面作出光辉焕发的史学成就，他们师生二人的史学贡献，都可以与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相媲美，堪称出类拔萃，这都清清楚楚记录在史册的传记当中了。

值得指出的是，被列入四川首批十大历史名人荣誉行列的西汉杰出历法学家落下闳，也是巴西郡的阆中县（今四川省阆中市）人氏，而阆中县则是当时巴西郡的行政中心。同一个巴西郡就接连出了落下闳、陈寿这两位四川历史名人，堪称是钟灵毓秀之地。

再将观察范围缩小到陈氏家族所居住的安汉县，他们在当地更是具有非常特殊的社会地位。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安汉县，号出人士。大姓陈、范、严、赵。

意思是说，巴西郡下属的安汉县，向来就被称为人才辈出的县份，著名的大姓就有陈姓、范姓、严姓和赵姓这四大家族。

你看，哪怕是在广出人才的安汉县，陈氏家族也是著名四大姓当中的头一名，现今的洋派说法是NO.1，其社会地位当然特殊得很了！如此特殊的社会地位，自然希望能够长期保有，于是乎对后代寄予厚望而给他取上含有这种期待的名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古代的地名，到现今一直保持不变的不多，发生变化才是常态。这安汉县也是如此，后来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开始改名为南充县，也就是现今南充市“南充”名称的由来。而安汉县古城的位置，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一书曾有考证，认为是在今南充市老城区北面八里的地方。

那么陈寿之前的家族先辈之中，曾经出过怎样的非凡人物，从而能够雄踞安汉县四大家族之首呢？这就必须要好好说一说陈禅了。他是陈氏家族先辈之中，最早在纪传体正史《后汉书》中被列入专篇传记的精英级人物，而且在常璩《华阳国志》中也有详细的事迹记载。

范晔《后汉书·陈禅传》记载，陈禅，字纪山，东汉皇朝中期，他在本地巴郡的郡政府中开始仕宦生涯，担任了功曹的官职。所谓的“功曹”，全称为“功曹史”，是郡政府行政长官太守的重要下属之一，主要负责郡政府的人事，比如办事吏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和奖惩等，实权不小，很容易以权谋私，捞取油水。那时的行政区划制度，是以州辖郡，以郡辖县，全国13州，有100多个郡，1000多个县，在册人口5000多万。各级地方政府中的下属，均由本级政府的行政长官在本地的人才中遴选，无需报送中央批准。因此，陈禅在郡政府中所面对的人事公务对象，都是巴西郡的本地老乡，人情关系更是错综复杂，要想不顾情面秉公办事，那真是非常之困难。但是，这陈禅上任之后，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大力举荐表现优异的吏员，严格惩处表现恶劣的败类，完全不搞以私废公的歪门邪道，一时间巴西郡的郡政府中，正气伸张，歪风收敛，人们非常畏惧他，但又非常敬佩他。

但是，严峻考验还是免不了的。他在官场中受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是他到益州的州政府中担任治中从事之时。所谓的“治中从事”，全称是“治中从事史”，是州政府行政长官刺史的重要下属之一，主要职权也是负责州政府的人事，与郡政府的功曹史职责相同。由此看来，籍贯在巴西郡的陈禅，之所以又能够获得益州刺史的这项任命，正是因为他在本郡担任功曹史时，政绩非常之突出，所以上级的州长官即益州刺史，才会把他从下面调上来，负责州政府中同样性质的人事公务。

陈禅前往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的州政府就任后不久，他的直接上司益州刺史就被人诬告，罪名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东汉皇朝的中央有关执法机构，从首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派员来到成都，逮捕了益州刺史，而作为主要下属的陈禅也被株连，一并被千里迢迢押送到了洛阳。陈禅心中非常明白，这是一桩冤案，但是结局如何却难以预料，所以他做好了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坦然上路，随身只带了一些为自己死后遗体入殓准备的简单物品而已。到了洛阳之后，审问的法官对他多次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残酷刑罚，威逼他诬陷刺史。陈禅却咬牙承受，始终不肯作出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供词。法官无奈之下，只得作出查无实据的结论，最终此事竟然不了了之。

陈禅这种“威武不能屈”的坚强表现，一时间成为洛阳城中的舆论焦点。当时在朝廷执政的车骑将军邓骘，是皇太后邓氏的大哥，也是与邓太后决策拥立东汉安帝刘祜的实权派。邓骘听说了陈禅的表现，立即任命陈禅为自己车骑将军府署的下属。那时候，东汉皇朝的政局开始出现动荡，作为外戚集团代表的邓骘，也还能够励精图治，暂时缓解危机。其得力措施之一，就是先后选用了一批天下贤才作为自己府署的下属，陈禅就是其中一员。不久，益州的汉中郡发生叛乱，邓骘立即任命来自益州的陈禅为汉中郡太守，回到益州去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陈禅到了汉中郡，叛乱势力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所以在陈禅的亲自安抚之下，很快就归顺了政府，局势重新恢复了平稳状态。

后来陈禅又被调回中央，担任了谏议大夫的官职，主要职责是向皇帝忠言进谏。那么直接面对皇帝陛下的过失，陈禅还会有坚强的表现吗？请看他的选择。

这是在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益州西南边境之外的邻国——掸国（今缅甸境内），其国王派遣一批使者前来洛阳朝贺。随行人员中，还有从大秦国（即罗马帝国）来到掸国的“幻人”，即专门表演幻术、魔术的流浪艺人，他们能够表演口吐火焰、肢解人体、变换牛马头颅等令人惊奇不已的节目。第二年的元会，即正月初一朝廷的君臣聚会，这些艺人就在朝廷的厅堂中开始表演。从未见过这类节目的年轻皇帝刘祜，与群臣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旁边的陈禅看到皇上如此高兴入迷，不禁忧心忡忡，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东汉一朝前前后后出了13位皇帝。打从第3位章帝刘炟开始的11位皇帝之中，除了最后的两名即少帝、献帝，其余9位的寿命，全都没有能够超过40岁。其中，寿命超过30岁的只有5位，超过20岁的有1位，而10岁以下的就有3位之多。在位皇帝的寿命如此短促，是不是皇族在生理上的遗传基因有重大缺陷，现今已经难以确知；但是这种情况将会给国家的政治生态带来严重的问题，却是非常肯定的恶性后果。因为在位的皇帝死得早，这就会导致皇后获得临朝控制权力；而皇后是女性，不便与朝廷中众多大臣近距离频繁相处，于是又只好对娘家的近亲男性，比如自己的生父或者同胞的兄弟，委以朝廷的军国重任，于是就导致了史家所说的“外戚干政”。而陈禅此时在中央任职所处的政治局势，就是这种复杂情形。

当初的汉和帝刘肇，是东汉皇朝的第4位皇帝。他虽然在27岁时就离开人世，但是生前的言行却颇有值得赞赏之处。比如，当时岭南地区所出产的高级水果荔枝、龙眼，被北方视为奇珍异果，所以朝廷要求当地派遣专人，飞马接力，快速送往首都洛阳，进贡给皇家享用。这种情况比后来唐代给杨贵妃快速传送荔枝的故事，还要早600多年，算是快递历史上的先河了。为了保证水果的新鲜，当时的快递小哥常常在快递途中累死。和帝得知这一惨状之后，立即下诏撤销这一惯例，可见他还算得上是一位仁慈之君。

和帝早早离开人世，当时的皇后名叫邓绥，是东汉首席开国元勋邓禹的宝贝孙女。由于和帝的其他子嗣或死或病，邓绥就安排自己才出生100多天的亲生儿子刘隆，在和帝去世的当晚继位称帝，自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专政，同时提升同胞大哥邓骘为车骑将军，担任宫廷之外的朝廷执政大臣。不料这个婴儿皇帝刘隆的寿命更短，号称虚岁2岁，实际上在位仅仅8个月就夭折而亡。万般无奈的邓太后只好与邓骘密商，选立和帝13岁的亲侄儿刘祜继位，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东汉安帝。到了上文所说正月初一朝廷君臣共同观看幻术表演的新年，即永宁二年（121年），28岁的东汉安帝虽然成人，皇权却依然掌控在邓太后的手中。这位临朝专政长达17年、时年41岁的邓太后，虽然还能决断机要大事，但是已经病痛缠身，而且日益严重，即将在两个月之后的三月间去世。知道了上面这样的政治情势，再来看陈禅的忧心忡忡，就很容易理解了。

虽说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朝廷聚会，皇帝接受百官的朝贺，乃是东汉一朝的礼仪制度，这在《续汉礼仪志》中记载得清清楚楚，但是，在邓太后卧病在床的特殊情况下，喜庆气氛应当尽量降低，聚会活动应当尽量简短，在活动早早结束之后自己应当尽快前往太后宫中去慰问请安，这才是东汉安帝合情合理的明智做法。因为论亲属关系，邓太后是你的大伯母，更是抚育和扶持你登上帝位的养母；再论皇朝关系，她又是在你之上临朝专权的皇太后。现今你不仅把聚会活动办得如此高调张扬，而且你的情绪又公开表现得如此欣喜若狂，那么距此不远的皇太后宫中，很快就会得知这一切。得知这一切之后，邓太后会怎么想呢？我在病中痛苦不堪，皇帝你却在那边快乐逍遥，是不是以为我行将就木，你独立自主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到了呢？看来这个非亲生的娃娃真是靠不住啊！一旦皇太后动了废黜皇帝的念头，皇朝政局的大动荡，势必就会出现在眼前。

想到这里，忠诚正直的陈禅再也坐不住了。他猛然从坐席上站起身来，高声劝谏皇帝说：“过去齐国和鲁国的君主在夹谷这个地方聚会，齐国带来的侏儒进行游戏表演，代理鲁国行政首脑职务的孔子，认为平民竟敢戏侮诸侯君主，犯了死罪，当场就下令斩杀侏儒。孔子又教导说：‘要抛弃靡靡之音，疏远谗佞的小人。’所以我们今天这座帝王的堂堂朝廷，绝不应当进行这种遥远外族的恶俗表演！”东汉安帝听了，一怒之下，就下令把陈禅贬到东北方向遥远的辽东郡。

陈禅经受这次重大打击，依然不改变自己坚强正直的本色。后来，他不论是在地方政府中担任郡太守主持政务，还是在首都担任司隶校尉主管不法行为官员的监察举报，一直享有极好的声誉和口碑，为陈氏家族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亮丽的一页。

陈禅的儿子陈澄、曾孙陈宝，在从政当官的过程中也都能够继承陈禅那样刚强雄壮的正直个性，做出各自的政绩，保持清白的好名声。总之他们祖孙三位，不愧是出自安汉县首屈一指的名宦之家。

到了蜀汉皇朝在益州建立政权的三国时代，陈寿的父亲开始进入仕途，其事迹也被记载到《晋书·陈寿传》之中。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年）的春天，诸葛亮发动了对曹魏的第一次北伐，指挥大军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祁山（今甘肃省礼县东北）。此时，陈寿的父亲在前锋军队主将马谡的指挥部当中担任参军的职务，也就是军事上的参谋，可见他在军事方面具有运筹帷幄的突出才干。但是，马谡在街亭阻击曹魏援军的激战中，严重违背诸葛亮事先的作战指示，结果被曹魏名将张郃打得大败。诸葛亮下令处死马谡，而担任参军的陈寿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处以髡（kūn）刑。

所谓的“髡刑”，是当时一种只比死刑减轻一等的刑罚，受刑男子要被剃光头发，颈戴刑具铁钳，从事苦力劳动五年。至于街亭古战场的精准位置在哪里，马谡何以会战败，以及他被处死的真正原因，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诸葛亮传》，进行了深入的新考，有了新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由于髡刑的服刑期为整整五年，史书中又称之为“五岁刑”。因此，陈寿父亲的服刑期，如果从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年）春天街亭战败而被惩处算起的话，应当要到建兴十一年（233年）的春天满五年时才能结束。然而令人惊讶的客观事实却是，本书的主人公陈寿，却是在建兴十一年（233年）就已经出生了！至于他母亲的受孕，按照常理还应当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即建兴十年（232年）。在当时，正在服刑期间的男性，属于严格管制的囚犯，绝对没有与自己妻子同居而使其受孕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陈寿的父亲后来又被诸葛亮特别赦免，得以提前回家与妻子团聚了；而提前的时间，至少有一年。

这一确凿存在的客观事实，至少说明了两点：

首先，陈寿的父亲在街亭之战中没有太大的过失，应当得到特别的赦免。拙著《诸葛亮传》中，曾经对马谡在街亭之战犯下的最为恶劣的罪行，进行了深入探究。他的恶劣罪行是，在下令部队转移阵地到南面高山之上的过程中，不能身先士卒，亲自在后面进行有效掩护，反而贪生怕死，脱离指挥的岗位率先逃跑。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个人品质出了问题，并非他手下参谋下属的谋划出了问题。所以陈寿父亲得到特别赦免，完全具有正当的理由。

其次，陈寿的父亲是颇有能力的人才，也值得赦免。蜀汉的在册人口，到灭亡时也只有94万，在三国之中最少，粗略而言只有孙吴的二分之一，曹魏的四分之一。总人口少，人才就相对缺乏，特别赦免犯有轻罪的人才，让他们再度发挥作用，诸葛亮这样做也是非常明智合理的举措。

于是本书的主人公陈寿，就这样得以在诸葛亮逝世的前一年，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这正是：

巴山名族传人在，史学英才降世间。

要想知道陈寿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有幸碰上了哪四个方面“非常难得”的机遇，使他得到了全面的专业培养，从而为后来在史学上做出突出贡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请看下文分解。 aLw2NpNZTa9Qx93D1CtXg2rryZVk0MbqolykCO5IjIncS8pxPJcWEP9TShBKu7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