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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政治上的干国良臣，其官场生涯虽比学术生涯短，然而政绩亦著。张栻居官十余载，大半时间在地方州府任上，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张栻最初以父荫补右承务郎，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式步入仕途。张栻志在报国，第一次奉召与宣抚判官陈俊卿赴行在，便以发愤图强恢复中原上奏孝宗。《行状》说：“栻赴行在公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闻此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把抗金主战提到“天理之所存”的高度，这是视反对金国氏族贵族的侵略战争为神圣的事业，其顺乎人心，符合天意，自不待言，与此相违背则是反天理，似此论和战问题当时实不多见。隆兴元年（1163），父亲张浚出督，奏请张栻充机宜，以军事入见皇帝，孝宗颇异其才，乃授张栻以直秘官。《宋史·赵方传》说：张栻“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不仅如此，其他将帅问张栻之兵事者也常有之，湖南安抚使刘拱曾向张栻“访问筹策，卒用以破贼”，平定了柳州李金的叛乱，从而为刘拱所推尊。刘拱于乾道新三月举荐于朝廷，授抚州府又任严州知府。张栻虽初任州府，但对国事久有谋虑，奏言皇上说：“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之……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宋史·道学传》）张栻虽为朝臣，但他并不粉饰太平，对上歌功颂德，对己自谈自唱、自足自乐，却似司马迁、白居易，“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他所看到的是“危机”“失败”“困境”，像“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屡以危言规劝皇帝，希冀重整山河，奋起中华。虽然张栻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是种幻想，最多也只是一种理想，然而这种杜鹃啼血之声正是受苦受难人民的呼喊，正是国家和民族危机意识的反映，儒家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张栻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张栻在朝不到一年，曾被皇帝召见六七次，向上所言者大都痛陈国失，只要有机会便要报国忧。乾道七年（1171）二月，朝廷大开经筵，以张栻为讲官，专为孝宗讲解《诗经》。当讲解《葛覃》一篇时，他联想起民间疾苦和中原人民遭受金兵蹂躏的惨状，情不自禁，改容敛衣，向孝宗皇帝大胆直言说：“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傲，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以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于此见矣。”（《宋史·道学传》）皇帝虽然听惯了颂德歌功之辞，但有时慑于时局之危，也不得不听另一种危言之声，不得不做些姿态，对张栻的直言表示嘉叹，因而赐对，谕授张栻为讲官。不仅如此，孝宗还采纳了张栻的某些主张。如朝廷任命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平均输税，实为巧取豪夺。对此，张栻进言孝宗。孝宗对张栻说：“正志以为今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何伤？”张栻回答说：“今日州郡财赋大抵劫掠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则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孝宗感慨系之，对张栻说：“论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于是孝宗下诏废除均输法。
张栻虽然在朝居官时间不长，但他感受的是危机与困惑，皇帝尚且安于现状，更不说皇帝属下的群臣了。最使张栻担忧的是，朝廷不能举贤任能，相反的却是奸臣佞妄当道，他为此常犯颜弹劾。乾道七年（1171）三月，诏原知阁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说之妻为高宗皇后之妹，张说以此裙带关系得以擢拜枢府。张栻得知此事，连夜草疏皇帝，极谏其不可，并亲自诣朝责问宰相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其后，张栻又向孝宗启奏：“文武之势，诚不可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两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虽然他的痛陈未纳，但却针砭了朝政之昏暗，同时也招致了宰辅与群臣的反对，“于是宰相益惮之，而近习尤不悦，退而家居”（《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虽然如此，但他匡扶社稷的精神却长留汗青，史称：“先生为人坦荡，明白表理……笃其乐于闻道而勇于徙义，则又奋励明决，无毫发滞吝意。”
南宋朝廷始终处于动乱不安的状态，当时最危急的是金人入侵的外患，女真氏族贵族对宋发起的掠夺性战争使中原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社会经济也遭到了极大破坏。南宋朝廷步步退让，屈膝求和，而金国却步步紧逼。因此，战与和实际上成为决定南宋朝廷安危的关键，成为被战争蹂躏的人民最关切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张栻满腹忧患，不仅奔走呼号，屡屡上表疏论，要求最高统治者决心抗战，还参与军戎，参赞军务。筹划北伐，便成为他仕途生涯的重要内容。隆兴元年（1163）正月，其父张浚为枢密使，于建康开府治戎，准备兴师北伐，收复中原。此时年仅三十岁的张栻被挑选入幕府，参与军政要务。五月，张浚率师北伐，首奏凯歌，攻下灵璧、虹县二城。只因部将邵宏渊与李显忠不和而内耗，复致符离之败。在此军情危急之时，张栻随父坚守盱眙，并北渡淮河进入泗州前线，稳定了军心与民心，表现出张栻的忠和勇。
由于有符离之战败，孝宗遭到主和派的包围，这对于本来抗战决心就不大的孝宗皇帝来说正是排斥抗战派的最好时机，于是起用秦桧死党汤思退为右相，又派卖国的卢仲贤出使金营议和。张浚父子在前线闻此消息，心急如焚。张栻奉父命急赴行在，入见孝宗，冒斧钺之诛，慷慨陈辞，极言和议之非，奏劾卢仲贤辱国无状，擅许四州，罪当严惩。“仲贤不可不其罪，朝廷与为表里不可不察”，孝宗无奈只好下诏，将卢仲贤交付大理寺论罪，夺三官。
孝宗作为最高统治者集权柄于一身，他的动摇对主战派的打击是致命的，张浚父子虽如子规啼血，但东风唤不回，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爱国赤子的悲剧。隆兴二年（1164）四月，在奸相汤思退一伙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下，张浚再次被谗去位，张栻随父罢归。朝廷停战罢兵，割地求和，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张浚被罢相后不久，饮恨逝世于江西余干。国难未除，父亲又丧，国恨家伤交织一起，张栻心中无限悲愤，偕同弟张杓护送父亲灵柩归葬湖南宁乡。丧事料毕，连夜草疏上奏，痛陈国失之原因乃在朝廷主战不定，一腔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奏疏说：“吾与金虏不同天日者，虽尝诏以缟素出师，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是以和战之念杂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为了打消孝宗苟安求和的怯懦心理，张栻进而规劝说：“今虽悉为群邪所误，以至于此，然能以是为鉴而深察之，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是乃所以为破虏之一奇也。”并且满怀激情地对孝宗说：“破虏之后，益坚此心，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然而张栻等的悲剧源自把和议投降派的首领孝宗当作主战英雄供奉，因而他们的慷慨陈辞均无效用，他们的救国理想终成泡影。张栻这番救国的宏论疏入不报，壮志未酬，张栻只得落职屏居旧庐。接着家事多乖，淳熙六年（1179），长子没江陵府署，张栻家居三年，不闻国论，然而国势之危无法使他安静，虽不在位，仍蚤夜孜孜，“反身、修德、爱民、讨军，以俟国家扶义正名之举，尤极恳至”。孝宗得闻，“益知公可用，尝赐手书，褒其忠实，盖将复大用之”。但张栻已卧床不起，不能效命了。这大概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忠臣良将生前不得重用，甚至遭排斥打击，死后朝廷却要来一番褒奖的旌表。封建朝廷这番姿态并不是重用和爱惜人才，而是一种笼络人心之举。
爱国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对外抵御侵略，对内爱护人民。虽然“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此有不同理解，但也有共同或相似之处。进步思想家或政治家，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要有所作为，要做出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在这点上，张栻也是如此。关心民瘼，拯救民生，这是张栻仕途经济另一个重要内容。张栻居官大都在地方任上，他从战乱频仍和灾荒迭出的现实出发，提出宽养民力的主张。乾道五年（1169），张栻知抚州，后又改知严州，曾向孝宗上本说：“恢复之地，当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当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为了反对苛政，张栻遍访严州民间疾苦，针对严州丁盐钱绢的沉重负担，据实与朝廷力争，从而为百姓减少输税一半，得到人民的拥护。
张栻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昏喑，敢于面对人民的困苦。乾道六年（1170）五月，张栻应召入朝，授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当时朝廷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以宰相虞允文为一方，大谈金国衰微可图，要求孝宗派使出往金国，请求陵寝地及改更受书礼。当时左相陈俊卿不以为然，说：“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然大事须万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旨以误国事。”孝宗不听，陈俊卿被迫辞掉相位，原来支持陈俊卿的群臣一个个都不敢言，此时唯独张栻敢于挺身入对。他开门见山地说：“虏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接着他把了解到的社会现实呈述于孝宗面前：“臣窃见比年诸道亦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大小之臣，又皆诞漫，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张栻在对国家形势的分析上完全与虞允文相左，不谙时势的孝宗听了也感到“卿言有理”。张栻不仅敢为“民贫日甚”仗义勇言，而且还奏疏拯救民病之策。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把“用贤养民”与抗金收复中原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只有安内方能御侮。如他所说：“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以内修外攘，进退战守之事通而为一，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张栻作为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能认识到“求所以得吾民之心”为分析国家安危的出发点，实为难能可贵。
张栻在地方任上始终以“养民”为职志。淳熙元年（1174），张栻再次被起召，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经略安抚广南西路。静江府开发很晚，大部分地区尚是荒僻之地，人稀地旷，百姓十分穷苦。此地本来是财乏粮缺，可是朝廷年年逼迫赋税，并且为此立下法规，命老百姓用漕司之钱运盐贩卖，将其利息的十分之四交给州府。开始时州里用费和老百姓尚可支撑，但地方官吏以为还有油水可榨，因此肆意抬高抑卖盐价，又把交纳的盐息提高了一半，老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张栻到任后，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使民休养生息，不仅把盐息减为十分之三，而且乘他自己兼管漕台之便，拿出缗钱四十二万，其中以二十万作为诸仓卖盐的本钱，另以二十万作为各州运盐费用的开支，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与此同时，张栻上表朝廷，新立法规，不许漕司加取各州盐息，亦不准擅行抑卖，违者均要议罪，倘若有用上述费用以作宴饮和馈饷者，则以坐赃论处。孝宗下诏准行。
广西统辖二十五州，境内少数民族聚居。张栻很注意民族之间的团结，亲自与溪洞酋豪（少数民族首领）联好，严禁相互虏掠、彼此仇杀，做到友好相处。另外，为了减轻百姓的劳役，一方面裁汰冗员，凡青壮年加以军事训练者，严禁加派其他劳役。针对有的州军费不足的情况，不许对百姓加重赋税，命令漕司用盐本羡钱（盈余的钱）加以补助。针对朝廷每年从横山买马以应军需的情况，他实地察访，得知地方官员从中渔利，侵扰人民，为此疏列六十余条上报朝廷，革除弊政，马政为之一新。张栻经略广西虽只四年，但政绩卓著，颇得民心。淳熙四年（1177）二月，孝宗闻知，下诏将张栻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
淳熙五年（1178），张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当时荆湘北路社会很不安宁，在州郡官府的纵容和相互勾结下，盗贼四起，残害人民，四境不安。张栻到任时，便以安定社会为首要措施，《宋史》记载，一日之内被他革除的贪官污吏竟达十四人之多。帅守刘大辩无视王法，仗势作恶，邀功害民，张栻上本严加弹劾，请究其罪，虽然奏章被阻隔不报，但刘大辩劣迹终败露，从而改任他郡。在整肃官场的同时，张栻对侵渔百姓的匪盗严加缉捕，在域内伸张正义，湖北一路得以肃清。
不仅如此，张栻在任上为善教化和美风俗做了大量的事情。在静江府任上，他在亲自访闻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访闻管下旧来风俗不美事件”。于是作《谕俗文》告谕民众：一、劝告民众要自立自强，不要“遇有灾病等事，妄听师巫等人邪说，归罪祖父坟墓不吉，发掘取棺”（《南轩集·谕俗文》，下同）。这不仅是“愚民无知”的迷信，而且亦有悖于天理人情。二、当地人“丧葬不遵法度”，多为僧人妖言所惑，“及听僧人等诳诱，多作缘事，广办斋筵，竭产假贷，以侈靡相夸”，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有甚者为此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张栻提出改风俗，主张薄葬，并指出：“曾不知丧葬之礼，务在立于哀敬，随家力量使之者以时归土，便是孝顺，岂在侈靡？无益之者，有害风俗。”三、在婚俗问题上，张栻极力反对铺张，“访闻婚姻之际，亦复僭度，以财相徇，以气相高，惟帐酒食，过为华侈”，认为“以财相徇”的婚姻，不只使“男女失时”，而且往往引起“淫僻之讼”，使社会和家庭不安，因此他一反旧俗，提出“婚姻结好，岂为财物”。四、提出民众无知者，莫过于“病不服药”，妄听巫师淫祀谄祷，因循至死。张栻认为人之得病与神灵无关，病“生于寒暑冲胃”，饮食失时，自合问医用药治疗，把病归于“祈祷未至”，不予治疗，这是害于义理，不仅亲戚之间已失“孝慈之心”，而且邻里亦是失于人类同情之心。五、针对广西境内“诱引他人妻室，贩卖他处”的社会陋习，张栻大声疾呼，斥之伤风败俗，一方面晓以人伦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则主张绳之法纪。总之，张栻每到一地任上，在问政之时，均以极大精力行教化、敦风俗，兴办学校，讲人伦之道。他曾亲自主教宁乡城南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并写了大量学记，阐明兴学的重要性。他曾自叹道：“所恨无人朝夕讲道至理，以开广圣心，此实今日兴衰之本也。”（《南轩集·答朱元晦》）因此，他从政心忧天下，念念不忘江山社稷，以图中华之奋起，并深念乡风民俗之不振，力求革新以振新风。
张栻虽然用世心切，希能力挽狂澜，然而他无力回天。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最高统治者昏庸腐败，以至于上行下效，整个国家机器已不能正常运转。张栻对最高统治者虽屡有微辞，时有上本规劝，然而他只把匡扶社稷的重任寄于皇帝。他找不到治国安民的真正出路，因而一生中陷于惶惑，以致忧患成疾，于孝宗淳熙七年（1180）二月，卒于江陵，是年仅四十八岁。《宋史·道学传》曾记载，他弥留之际，“病亟且死，犹手疏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而顷乃绝”。虽然这是历史的回音，但确是给后人以启迪的精神财富。历史是公道的，民心亦是公正的。张栻辞世消息传出之后，百姓为之恸哭，灵柩出江陵时，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四方贤士泣涕相吊。远在广西静江府的百姓闻听哭之更哀，深深怀念张栻在此任上的日日夜夜。在此感召下，孝宗皇帝也不得不为失去这位辅臣而嗟悼。张栻也同其父一样，灵柩没有归葬四川故里先祖墓左，而是由其弟张杓护送，葬于湖南宁乡其父墓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