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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绵竹位于四川北部，地处沱江上游，为西蜀名邑，益州重辅。此处虽为僻邑，但两汉以还，英烈名贤彪炳于汗青者颇多。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即八百多年前，张栻便诞生在居于此的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家中，为张浚之长子。
根据史书记载，张栻出生在历代仕宦的家庭，为汉代张良之后，系唐代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弟即节度使张九皋的十四世孙。先祖原居长安，于宋真宗咸平年间由曾祖母杨夫人携子移居四川绵竹。从曾祖父定居四川，家门不衰，几代仕宦，且政声广播。曾祖父张铉，自号希白先生，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诏举茂才异等，以上疏《平戎策》名于世，被知雷州，花甲之年曾以殿中丞致仕。祖父张咸，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第，历任州县职事。哲宗元祐三年（1088），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奏篇列为天下第一，授宣德郎，旋签书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判官厅公事。父亲张浚，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一生志在恢复中原，力主抗金；反对女真氏族贵族发动的战争，为时人所景仰。张浚曾在钦宗、高宗、孝宗三朝供职，官除枢密使，功封魏国公。
张栻虽生于西蜀，实长于南楚。他仅八岁（1141）便离开故里四川，随父亲张浚到长沙，此后定居长沙城南，卒后与其父张浚一样，安葬在长沙之西、衡山西北的宁乡沩山。湖南是他的第二故乡。
张栻的家庭有良好的家教传统，他的先辈多得于家学的熏陶，他的父亲——位极人臣的相国张浚便从小受到母亲计氏夫人的悉心教育和家学的熏陶。张浚四岁时，父亲张咸病逝，母亲计氏夫人尚是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少的女子。张氏族人基于计夫人年少，劝其改嫁，但计氏不从，决心抚养儿子成人，孤儿寡母遂相依为命。计氏夫人系大家闺秀，其家族三代举进士，三代为高官，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计氏夫人身挑母和父的双重职责，不但从生活上悉心抚养儿子，而且她像古时的孟母一样，精心地教育和培养儿子成人。计氏夫人利用祖父张铉以来几代仕宦家教材料，时时以祖父和父亲尽忠报国的言行事迹教育儿子张浚，常语曰：“门户寒苦，赖尔成血，当朝夕以尔祖尔父为念。”张浚谨遵母训，潜心苦读，孜孜以求，以至于老师苏元老也不甚感叹说：“张氏盛德，乃有是子，致远未可量也！”母亲计氏夫人不仅教诲张浚如何继承先祖的学问，尤其注意对张浚进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教育。可以这样说，这种教育伴随他的一生。张浚为朝廷重臣时，值秦桧专权横行，亿兆不宁，张浚急想上本疏论，但担心招祸连累年老的母亲。母亲计氏夫人得知儿子心事之后，便将先夫张咸在绍圣（1094—1098）初举贤良方正对策之词诵读给张浚听：“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而负陛下。”她还告诫儿子办事须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安危。张浚在母亲的严责下，于绍兴十六年（1146）向高宗上了满怀忠义和痛斥权奸秦桧的奏疏。
张浚在北伐中原时，由于李显忠与邵宏渊二将军不和，导致符离之战失利。当时主和派借机攻击张浚，动摇抗金的军心，许多官员只知谋身自保，把抗御金国之事抛在脑后。为了安定军心，也为了表示抗金矢志不移，正当人们忙于转移家室避难之际，张浚特命长子张栻把老母及家室从建康搬到前线的扬州，老母及张浚的妻室虽不能效命疆场，但从精神上给了张浚巨大支持。张浚自幼萌生爱国之志便是得力于良好的家教传统，他一生志在恢复中原，这与家庭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良好的家教传统父传子继，连绵不绝。到张浚主家时，他同样以先辈的传统教育张栻等。张栻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当张栻四岁时，张浚便教之以忠孝之义。朱熹所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云：“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张栻生有异质未必可信，但自幼好学则是事实，这是得力于其父的精心培养。张浚仕途并不通达，曾有几次落职，然而他对儿子张栻的教育却始终一贯，抓得很紧。绍兴十六年（1146），张浚落职连州，这时栻年仅十三岁。张浚开始对张栻进行系统的儒家经典与圣人之道的教育，《行状》云：“……独絮子侄住，日夕读《易》，亲教授其子栻。”张栻在父亲的悉心教诲下学业大进，虽年少，但脱然可语圣人之道，其事迹不胫而走，传之遐迩，就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亦有耳闻。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宋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语圣人之道。’”
张栻十五岁已成为一个饱学少年，在学林中崭露头角。《宋史·王大宝传》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子栻与讲学。在文辞方面，张栻也不凡，常与宋翔（湖南帅司参议官）等有诗词来往，彼此酬唱。至二十三岁，张栻理学思想已初步形成，是岁他著《悫斋铭》便是重要标志。其文说：“士或志近，辨给智巧；学之不知，其器则小。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悫于己。不震不摇，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谁曰不宜？”在此张栻不仅提出了湖湘学派以“实为贵”的经世思想，还提出了“实不在外，当悫于己”的察识涵养的为学之方，并以此作为座右铭。
综观张栻幼承家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在学术思想方面，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是“易学”对其影响尤深。张浚对《易》颇有研究，曾得蓬州老儒严赓的推许，二人因对《易》的言投意合而结忘年之交。张栻十三岁其父专门以《易》加以教导。张栻为此深攻《易》，并著《南轩易说》，这显然是受了家学的影响。
其二，张浚在修德立政方面也给了张栻以深刻的影响。首先，张浚虽位极人臣，官至一朝宰相，但居官廉洁，两袖清风。据《鹤林玉露》记载，绍兴七年（1137）十月，因权奸排挤，张浚落职离朝，正当携箱离京时，投降派向高宗诬告张浚箱中藏有自谋独霸西蜀的文书信件。高宗派人搜查，竟发现其随身之物尽是经书典籍和诸子百家之类，除此之外，只是陈旧破敝的葛裘布衾。高宗闻此感叹说：“张浚一贫如此哉！”为此赐张浚三百金。这种为官廉洁的作风，对张栻的影响很大。张栻自幼以孔门高徒颜回自期，以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职志，为此作《希颜录》上下篇，以期做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颜子式圣人。他一生克己奉公，洁身自好，这是与家学的熏陶分不开的。其次，在为官当政必须选贤与能方面，张栻受其父的影响更是明显。张浚执掌朝政时，曾明确提出“治道之本莫大乎辨君子小人之分”。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君子与小人的含义做了前人所不及的界定。他说：“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接着把“君子”与“小人”做了详细的质的区别。何谓君子？“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何谓小人？“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张栻始终抓住了公与私的问题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根据。他又说“志在于为道，不求名而名自归之，此君子也”，而小人则与此相反，“志在于为利，掠虚美，邀浮誉，此小人也”。不仅如此，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在作风和气质方面也有严格的区别，指出：“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徇，此君子也；辞气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此小人也。”还说：“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宝，旁引曲偕，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另外，他还指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蔑无廉耻，此小人也”（《宋史·张浚传》）。张浚从以上五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并以此躬行实践，史称为亲君子、远小人的贤相。张栻秉承父教，一生以亲君子、远小人为治道之本，并以此屡言劝说孝宗，尤为感人的是，当他“病亟且死，犹手疏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而顷乃绝”（《宋史·道学传》）。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张栻深受父亲张浚抗金思想影响。张浚一生志在恢复中原，虽遭高宗及权奸打击，但矢志不移，他对儿子也时刻不忘对此的教导。张浚临终时，把张栻、张杓叫到病榻前，别无吩咐，唯独嘱托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归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宋史·张浚传》）张栻牢记父训，从幼年起随父参与军机，一生反对和议，始终“与金虏不同天日”。
综上所述，正如杨万里上皇帝疏所说：“臣窃见左司郎中张栻有文武之才，有经济之学，盖其父教养成就之三十年，以为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张栻受家学的教育和培养，这是时人所共认的。
在张栻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对他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二十八岁，他奉父亲之命，往衡山拜胡宏为师，请教河南二程（程颢、程颐）之学。
胡宏（1106—1162），字仁仲，号五峰，学者称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胡宏是著名理学家，《宋元学案》说：“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又说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是理学阵营中颇有影响的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张栻曾评价胡宏：“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胡宏为人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的精神，以荫补承务郎，因与秦桧政见不和，不愿与秦同流合污，故不调；秦桧死后被召，只因朝廷腐败，又托疾不赴，优游衡山二十余年，潜心问学，一身骨气，被称为“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胡宏收张栻为徒，虽然是经反复考虑才做出的决定，但了解张栻之后，极为器爱，“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并谆谆告诫说：“为学是终身事，天地日月长久。断之以勇猛精进，持之以渐渍熏陶，陟遐自迩，故能有常而日新。”张栻得名师指点，学问大进，便把立志之作《希颜录》呈献老师指正。如前所述，《希颜录》是张栻二十九岁时受家学影响所作。他以颜子自期，立志做一个圣人，因此广泛搜集《论语》《孟子》《易》《中庸》诸书所记颜子言行，旁采王肃《家语》、扬雄《法言》及其他有关颜子的记载，写成《希颜录》上下篇，早晚诵览，每日三省。胡宏对《希颜录》细抠审读，加以批改，一方面称赞张栻“稽考之勤”，另一方面指出“先贤之语，取舍大是难事”，勉其精益求精。胡宏对张栻的好学极加赞赏，并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的学术深得胡宏的教诲，而胡宏的理学思想有赖于张栻的继承和发扬。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湖湘学派并被称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师生二人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
张栻从胡宏学后，他四方交友，奔走讲学，与朱熹、吕祖谦、杨万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讲学为友，深思明辨，精益求精；并与胡安国之后裔胡本原（字季立）、胡实（字广仲）、胡大原（字伯逢）以及吴祖笠（字晦叔）、吴祖俭（字子约）、彪居正（字德美）等人往来密切，互相释难析疑。张栻先后在宁乡城南书院、衡山南轩书院、善化（今长沙）岳麓书院、湘潭碧泉书院等处聚徒讲学。特别是主教岳麓书院期间，张栻于教育贡献极大，为岳麓书院近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栻在此广收生徒，传授湖湘之学，拓展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声名极一时之甚。张栻融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张栻一生勤学，著述宏富，有《南轩易说》十一卷、《书说》（无卷数）、《论语解》十一卷、《孟子详说》十七卷、《癸巳孟子说》七卷、《经世纪年》二卷、《通鉴笃论》四卷、《诸葛武侯传》一卷、《奏议》十卷、《希颜录》一卷、《伊川粹言》二卷、《洙泗言仁》《太极释义》等。张栻逝世以后，朱熹编《南轩文集》四十四卷、无名氏编《南轩先生回答》四卷、蒋迈编《南轩语录》十一卷，并行于世。张栻正当年而谢世，然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及给后人的思想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近千年湖湘文化的发展影响尤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