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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举凡认识论都必须回答“被认识的客体是什么”的问题，必须回答“此客体与主体是否有同一性以及怎样同一”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张栻的回答是极其明确的。简而言之，张栻以为认识便是识心和明心，亦即是说心是认识的客体。他说：“欲知太极，先识吾心。”有时他又称之为求心，说：“理义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盖学者求诸此而已。”学习和受教育固然是为了获得知识，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才能，然而这一切的目的归根结底乃在求心。张栻的学生游九功对此深有体会，说：“宣公（张栻）教以求放心。”求心意即“求放心”，换言之也就是“存心”，即“持是心而勿失也”。张栻认为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关乎纲纪得失，而且关乎“收其放而存其良”。为此他说：“心也者，万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纲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静江府学记》）反过来说，要不失纲纪，持是心而勿失，就时时刻刻识心、存心，必须执着，一以贯之，而不能“有时而心，有时而性”。静止中进行观察尚且如此，在变动中观察更应如此，识心始终是认识过程中具有第一义的，因此他说：“自性之有动，谓之情，而心则贯乎动静而主乎性情者也。”（《与吴晦叔书》）如果做到了识心与存心，那么即体验到了心中之理，故为“明心”，由此表明认识上升到了致知的高级阶段，所以张栻又说：“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敬斋记》）把致知看作明心，自不待言，此认识并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恰恰相反，同所有唯心主义一样，是离开客观实际的单纯的内心省察，因此所谓认识必然是在主体中寻求世界的一切，必然会在主体中寻求和发现自以为原来存在着被认识的客体，从而求此二者的同一性。张栻的识心、存心就是这样的。
关于在认识的主体中原来就包含了被认识的客体，主体与客体本来就是同一的，这是张栻认识论的根本思想。这在他的心与理关系的论述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理，本来是程朱理学的最高范畴，理是绝对的，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诸如心和性均由它支配，心与理为二物，不可等同。然而张栻认识论与程朱理学不一样，虽也讲理，但突出了心的地位，把理纳入了心的范围，相似于陆氏心学，把理、心视为同体的，其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孟子说·尽心上》）具体地说，天是理的自然状态的表现，即所谓“天者，理而已”，理即天，天即理，这是指理的一种自然状态。“命于人为性”，这就是说，当理即天改变自己的自然状态并被人们禀受时，此理则变成了性，天理变为人性，承受体不同了，形态变换了，但理的本质仍然未变，性也就是理，所以张栻说：“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是理者，性也。顺其理而不违，则天下之性得矣。“（《孟子说·离娄上》）性与理的关系如此，那么心和理的关系如何？“主于性为心”，这就是说，当理被人禀受并化为性时，其理也就变成了心，通过性的桥梁，心与理合一了。“突然之理自得于心也”，又说“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理存乎人心中，乃是一种普遍的、绝对的现象。“天理之存于人心者也，人皆有之”，无论何人，要认识和寻求理，只需向心中求，要认识世界，只需在心中体验，根本不必外求，只需内心省察，因为心和理本来就是同一的，天也，性也，心也，只是所取不同，而其本质都是一样，即所谓“而体则同”。
承认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之间存在着同一性的关系，这并不是错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此，而在于此主客观何以同一，怎样同一。如果主客观是种矛盾即差别的同一，不是二者的绝对等同，而且此同一又是在实践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正是认识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但是，张栻上述的认识并非如此。虽然他意识到并强调了在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的同一性的问题，但此“同一”是取消了主客观矛盾的同一，不是实践基础之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相反地，而是主观包括了客观，客观本来就存在于主观之中。他说：“万事具万理，万理在万物，而其妙著于人心。一物不体则一理息，一理息则一事废。一理之息，万理之紊也；一事之废，万理之堕也。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敬斋记》）心主宰理，说明心万能而又万有，本具一切，这无疑是对人的精神和意志的夸大，把它夸大为世界的主宰，夸大为世界的本质，以至于把世界万物看成是心的流行发现，因而认识便是体验心，从心中发现世界一切。由此可见，张栻以识心、明心为宗旨的认识论不是反映论，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虽然如此，张栻毕竟与正宗的程朱理学派不同，他没有以理为绝对，扼杀人的能动精神，而是在认识过程中始终强调人主体精神的作用。首先，他把心作为认识的主体加以强调，指出心具有思想、心理活动的机制和思维能力，认识过程中离不开主体即心的作用，离开了心便不能思，即没有思维和理性活动。不重视心无异是取消了认识主体，变成了单以耳目去闻见世界，然而这种耳目的闻见，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而只是物交于物而已，所以张栻说：
耳目，物也，以物而交于物，则为其引取固宜，若心为之主则能思矣。思而得之，而物不能夺也。所谓思而得之者，亦岂外取之乎？乃天之所以与我，是天理之存于人心者也。人皆有之，不思故不得，思则得矣。……故君子之动以理，小人之动以物。动以理者，心得其宰而物随之。……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无事，则虽日与事物接而心体无乎不在也。（《孟子说·告子上》）
虽然张栻在此也谈到了心和理的关系，但着重说明的是“若心为之主则能思矣”，即心是认识的主体，是思维的能力，有心在认识中的主体作用，则“思而得之，而物不能夺也”。不仅如此，有了心的主宰，可具万理，能应万事，思维活动范围极其广大，上天入地，藏往知来，可充分发挥人的主体精神的驾驭作用。重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张栻认识论中的突出特点。
不仅如此，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客体的“感通至到”的能力，张栻谓此为“格”。何谓格？“言感通至到也”。张栻以心为格，故格亦即“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尽管张栻一再强调主体中原来包含着客体且主客体原来就是同一的，但因为这终究并非客观事实，因此在认识论中具体地要实现这种同一时，张栻对此的论证往往是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不认为主客体能自然而然地同一，反而认为在主客体之间本身就不是同一的，其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因为有此矛盾，所以在认识中，才有格之必要，认识才有赖于“感通至到”。格能“俾之自消靡焉”，这就说明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感通，可以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二者的同一，达到认识的目的。由此可见，张栻在此不仅承认了主客体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认为此矛盾的消除有赖于主体精神的作用。从认识必须发挥人的能动精神而言，这种旨在阐明主体精神作用的“感通至到”在认识中也不失其意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张栻的“感通至到”并非是带有社会实践意义的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而是一种离开现实的内心省察。他曾这样解释格：“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无非格之之道也。”（《孟子说·离娄上》）内容上这是“积其诚意”的道德磨炼，在方法上则把动静、语默作为格之道。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说明格是种不必外求的内省功夫，这从他下面对此所做的解释中也可参证。他说：“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书》曰：格于上帝盖君心之非，不可以气力胜，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孟子说·离娄上》）此谓“不可以气力胜”，显然是指的一种内省功夫，也是种渐进的体验，同“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也谓“格之道”一样，不用气力的格实际上是种具有道德修养性质的内省式的主观体验。
在此我们应注意，思想史上似乎有个规律，凡是主张内心省察直观认识方法的，几乎无不在不同程度上通向了道德修养的道路。在宋儒的思想中，内心省察与道德修养从来都是互通的，认识论与道德修养从来是被相提并论的。张栻的思想路子不但没有脱离这个轨道，而且把二者结合得更紧了。在很大程度上，张栻把道德修养作为认识过程中主体精神作用的重要方面。他说：“孰知其本在于吾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吾身。”（《孟子说·离娄上》）在此所言“吾心”“吾身”除了思维及思维能力，而道德意识乃至纲常伦理便是其主要内容，只不过他称此为“虚灵知觉之心”。“虚灵”本谓至灵，意指心乃清莹透彻，与天地无间，具有神明莫测的作用。但虚灵也是知觉，知觉是对心的一种质的规定。何谓“知觉”，知觉便是仁，“心有所觉谓之仁……当然知觉终不可以训仁。如所谓知者，知此者也，觉者，觉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谓此者，乃仁也”（《答胡广仲》）。尽管张栻避免把知觉直接与仁相等同，但说来言去仍是把知觉当成仁。不言而喻，说到底，心乃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纲常伦纪。张栻认为这是万物所未有而人所独具的“万善可备”的道德精神。他说：“惟人得二气之精，五行之秀，其虚灵知觉之心有以推之，而万善可备，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独归于人，而为天地之心也。”（《孟子说·告子上》）也因为人有此精神，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可以通乎天地之理”。心是仁，亦即是善，这把心与理的关系具体化了，这就是说心与理的关系也即心与道德的关系。一方面，心是思维的主体，另一方面，心又是普遍的道德精神。仁被心纳，使客观的、绝对的普遍道德精神主观化了，变成了一种主观道德心理活动，同时思维主体的心也被客观化了，变成了客观的纲常伦纪和普遍道德精神。总而言之，心成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结合点，所指“通乎天地之理”，即指天和人得到了沟通和统一。本来，中国有重天人合一的传统，认为没有纯客观的时空观念，也无脱离时空和客观的纯主体方面，宇宙万物与人，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张栻把太极、性、心同体化，实际上是把太极主观化，同时又把心归结为太极、性特别是具体归结为仁，则是把主体客观化，以此表明天与人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他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是对程朱理学与陆氏心学的调和与折衷。张栻以识心、明心为宗旨的认识论虽接近于陆氏的心学，但并不等于心学。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张栻与其师胡宏一样是由理学向心学转向的发端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