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吐蕃-尼婆罗古道

吉隆地处西藏西南部，以县城所在地宗嘎镇（海拔4125米）北面的马拉山为界，大体上可将吉隆的地形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部属雅鲁藏布江上游河谷区，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平缓起伏的高原山谷和开阔的草原相交；从宗嘎镇向南，开始进入吉隆河谷，这条古代河谷由于河流的切蚀作用形成高原峡谷，吉隆河从北向南奔腾而下，直抵中尼边境热索桥，由此流入尼泊尔境内，海拔也急剧下降到2800米，形成约2000米的落差。在宗嘎还寒气逼人，到了吉隆镇则有四季如春的感觉，如果在夏季来到吉隆，可以北望白雪覆顶的马拉山巅，南临满谷葱绿的吉隆河谷，呈垂直分布状的自然景观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鬼斧神工。

在距今约400万年的第三纪末期之前，吉隆仍为一古湖滨盆地，发源于北面的吉隆河由此流向喜马拉雅山南坡。当时的吉隆盆地群山环抱，中间是吉隆湖，气候温暖潮湿，湖泊四周的山岭上森林密布，山下为开阔的灌丛草原。由于第三纪以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强烈抬升，吉隆盆地原来具有的亚热带植被逐渐南迁至海拔3500米以下地区，在今天的吉隆河谷内还可以见到广袤的原始森林，生长着大片的薄片青冈、西藏铁杉以及第三纪遗存下来的印度三尖杉等树种。这样的环境很适合人类的生存，所以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一直把这个地区视为可能发现人类诞生遗迹的重要区域。1975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在吉隆盆地的沃马村附近发现了距今约6000万年的三趾马动物化石群，从而证明在上新世末期至更新世初期，吉隆盆地的地理和生态环境都具备了古人类诞生的条件。当地群众将吉隆的这些高原宽谷称为“塘”，意为“高坝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分布在县城南面的“哈东塘”和“曲德塘”。1990年，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首次在这里发现了可能属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从而将吉隆盆地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到了几万年以前。

在藏语中“吉隆”是“舒适、快乐村”之意，吉隆之得名，相传是在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从印度迎请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播佛法时，大师取道吉隆（古称芒域），其间曾在吉隆小住，眼见此地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大师不禁心生感慨，又见溪谷中的河水洁白如乳，溪底的卵石光润如玉，更是大为赞叹。于是，大师临行之前，欣然命名此地为“吉隆”，以表达其无限赞誉之情，吉隆之名遂流传至今。过去的历史文献中也写作“济咙”“济隆”“吉仲”等，均为藏语的音译。

吉隆由于与尼泊尔毗邻，自古以来便是吐蕃与南亚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尼泊尔（古称尼婆罗）赤尊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联姻，在公元639年，蕃尼之间开通了正式的官方通道。据《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史料记载，尼婆罗赤尊公主进藏，松赞干布派人到芒域迎请，而尼婆罗臣民也送赤尊公主至芒域。吉隆在西藏古史的记载中为“芒域·贡塘”的中心区域，藏文旧称宗嘎镇为“答仓·宗喀”。答仓·宗喀北面的贡塘拉山（即今马拉山），历来为吐蕃南界的重要关口。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印度莲花生大师最初入藏，便是经由此处。藏文史籍《世界广说》记载莲花生收服十二丹玛女神，让她们守着此山，不让印度外道进入，也是指的这座山口。

随着吐蕃—尼婆罗道的开通，北印度尼婆罗的佛教也开始不断地传播到吐蕃。藏文史料中记载说，赤尊公主进藏时随身带着一尊佛像，到吐蕃后供奉在由她所修建的大昭寺中。公元755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死后，吐蕃王朝中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发布了禁佛的命令，出现了吐蕃时期第一次“禁佛运动”。这当中有两个历史现象十分值得注意：一是当时的统治者曾下令驱逐汉僧与尼泊尔僧人；二是将赤尊公主带到吐蕃去的佛像埋入地下，后来又取出令人送到芒域掩埋起来。这两件事说明：一是当时通过芒域一线的吐蕃-尼婆罗道，大概已有为数不少的尼泊尔僧人进入吐蕃；二是很可能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芒域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一处重要的文化中心或集散地。到了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继位后，佛教得到复兴，赤松德赞从印度请来密宗大师莲花生，也同样是采取了由芒域进藏的道路。莲花生大师进藏之后所做的一件大事，即主持修建桑耶寺。桑耶寺的兴建过程中，动用了大量来自天竺、尼婆罗和勃律的工匠，这在藏文史料中多有记载。我们不难想象，这些工匠当中的不少人很有可能也是跟随莲花生一道，通过吐蕃-尼婆罗道进藏的。在这之后，印度、尼泊尔的佛教建筑、绘画、雕刻艺术等，源源不断地传入吐蕃，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5世纪。

汉文史书中对于吐蕃-尼婆罗道的记载，首推约成书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唐释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所载之“东道”：

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

释道宣所记载的这条路线，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系自青海至拉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大约即取此道；南段系从拉萨经后藏边地出境，入北印度尼婆罗国，大体上就是赤尊公主进藏采取的路线。

汉文史籍中没有吐蕃与尼婆罗联姻之事的记载，但据《新唐书·吐蕃传》以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吐蕃在这之后利用尼婆罗国内乱，曾采用武力扶持那陵提婆为王，可能使得吐蕃-尼婆罗道的利用程度大为提高。《新唐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旧唐书》作‘精锐二千人’）来，尼婆罗以七千骑来……破之。”以此分析，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去天竺的路线，也当是利用了吐蕃-尼婆罗道，方能“奔吐蕃西鄙”，召来吐蕃与尼婆罗兵，平息天竺国内的叛乱。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并无考古实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所指的“蕃尼古道”（吐蕃-尼婆罗道）确实经过吉隆，所以对于这条路线具体的走向、在国境线上的出境口岸等问题的研究都还停留在推测阶段。后来，这一推测，终于在考古调查中得到了证实。1990年6月，中国学者在吉隆发现了一通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碑，从而揭开了多年来的历史之谜。

这通石碑位于吉隆县城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嘴，石碑所在的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为过去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向县城所在地宗喀的公路。由宗喀再向南行约70公里，即可达今中尼边境界桥——热索桥，由此出境至尼泊尔。

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其下端因当地藏族群众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但还残存有阴刻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为30—40字，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仅残存222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不清。唐碑的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等语，第九行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等语。依据有关的古代文献材料，可以肯定此通石碑是在唐显庆三年（658年）唐代使节王玄策等人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的吉隆，勒石记功留下来的遗物。

蕃尼道的开通，使古代中印、中尼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过去中印间的陆路交通主要是经“天山道”或“云南道”，蕃尼道这条新道一经开通，很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录唐时僧人经过吐蕃与尼婆罗者有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师鞭、玄会等。另外，此传中还载：“复有二人在尼婆罗国，是吐蕃公主奶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后一归俗，住大王寺。……年三十五、二十五矣。”此二人则有可能系吐蕃人在尼婆罗出家者。季羡林先生曾经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评论说：“在短时间内这样多的人走尼婆罗道，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条新道之所以有如此盛况，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原因，由于唐蕃联姻，加强了彼此的密切联系。季羡林先生分析认为：“之所以走这条道路，同文成公主有密切关系。《玄照传》说‘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可见一斑。”“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二是吐蕃与尼婆罗之间，由于早已存在着芒域这一传统、便捷的交通路线，对于蕃尼两地人民来讲都是轻车熟路，所以在往来交通的过程中多采用此道也在情理之中。

在今天的吉隆境内，还保存着许多与这条古道有关的文物古迹。如在吉隆镇一带调查发现的日松贡布石刻像（“日松贡布”是藏语“三尊神像”之意）是一处雕刻在巨石壁面上的佛教造像，位于吉隆镇冲堆曲丹加桑。这三尊佛像雕刻在一块高2.2米、宽约3米的巨石上，像通高约1.5米。中央为观音菩萨（藏语称为“坚热斯”），其左侧为金刚持菩萨（又称为“金刚手”“秘密主”，藏语称为“恰那多杰”），其右侧为文殊菩萨（藏语称为“强巴央”）。三尊合称“日松贡布”，其造型特征具有典型的尼泊尔风格。

又如在吉隆镇调查发现过三座式样独特的佛寺建筑，分别为强准寺（全名“强准祖布拉康”）、帕巴寺、玛尼拉康。这三座佛寺都是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与传统的西藏佛寺式样有所不同。其中，强准寺为一座四层的楼阁式建筑，塔身方形，塔内中空，内部设有木质的楼梯可达塔顶。塔体内各层均建有挑檐及门窗，自下而上第三层设有三座桃形壶门，顶层四角以铜套饰挑出飞檐，其上为塔刹，塔刹饰火焰宝珠。塔底四周以木栏杆围绕成外环廊，廊周原设有玛尼经筒。塔高约16米，底层最大宽度为22米。帕巴寺也是楼阁式的石木结构佛寺，塔中心亦有楼梯可盘旋至塔顶。塔体从下至上共有四层，层层出檐，逐层收分，每层均设有壶门、小窗，建有挑檐、檀枋、椽子、飞头、瓦垄等。塔自下而上的第一、第二层檐角上套有黄铜制的刹顶，以圆光、仰月、宝盖、宝珠联结而成，塔面用红铜盖顶，在第三、第四层的四周壶门之上，绘制有小佛像。玛尼拉康规模较小，但也是一座有着鲜明特点的楼阁式建筑，出四重檐，只是无挑檐、壶门及各层门窗。

在分布特点上，这几座佛寺均位于中尼边境的吉隆镇附近，而在吉隆县城宗喀镇一带则看不到这种楼阁式的佛寺建筑，在西藏其他地区，也基本不见此类佛寺建筑，这表明它们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唐释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记载尼婆罗国“城内有阁，高二百余尺，周八十步，上容万人。面别三叠，叠别七层，徘徊四厦，刻以奇异，珍宝饰之”。这种式样的佛寺，虽然所记的层数不同，但与吉隆镇发现的这三座佛寺具有相同的特点，即都是楼阁式的佛寺建筑。所以，吉隆发现的这几座佛寺建筑，应当正是《释迦方志》所载的尼泊尔楼殿式样的佛寺。过去曾有学者提出，尼泊尔寺庙中的层塔式建筑，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亭阁楼塔影响的产物，或许由此可见一斑。

吉隆，这颗镶嵌在蕃尼古道上的明珠，历史上曾经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今天，通过这些历经千年的文物古迹，她仍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写作于1992年） zxX/VXykswByWsEPs9NrBPR2UUCvJfGSRB4UMUosSOeODZctRZDgdunFO8e47p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