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遗宝：西藏发现的带柄铜镜

1990年9月，在西藏拉萨市近郊的曲贡村发现了著名的曲贡遗址。实际上，和曲贡遗址同时发现的，还有一处年代稍晚于曲贡遗址的古墓葬。在发掘曲贡遗址的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以及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组成的考古队也发掘清理了这批古墓葬。这批古墓葬共计29座，均为石块砌成的石室墓，年代可以早到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绝对年代上限可到公元前8世纪前后，而晚期墓葬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即大体上与中原地区的两汉时期相当。这批石室墓出土器物不多，以陶器为主，但是，在其中一座石室墓中，出土了一面带柄铜镜。这面带柄铜镜成为这批墓葬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一件出土随葬品。

这面带柄铜镜发现于曲贡遗址II区第203号墓（编号M203）的墓室北端中部，墓主人是一位22—24岁的青年男性，墓内仅有两件随葬品，一件为陶器，另一件就是这面带柄铜镜。这面铜镜镜面呈圆形的板状，表面较光洁，略呈银白色，镜子的正面为素面，无纹饰。镜背向内凹入，镜周有一道微凸的边缘，出土时附着有较多的氧化物。镜面直径9.3厘米，厚约0.3厘米，中心部位稍稍隆起，铜镜的边缘截面呈三角形。镜柄为铁质，出土时柄首与镜面结合处因锈蚀严重已断裂开来。铁柄长9.4厘米，直径1.4厘米，中空。从制作工艺上看，这面铜镜是分为两步铸造完成的，先期铸造铁柄，然后再将事先已经制作成型的铜镜与铁柄一道合铸，最后成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这面铜镜的镜面与手柄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二者呈约10度的夹角。镜柄为空心圆柱状的铁柄，柄端还有一环，可供穿系之用。另外，在铜镜手柄的中部，还有一道凸起的箍。这些特征表明，铜镜使用时，既可以手持，也可以悬挂起来。

最令人瞩目的是，在这面铜镜的镜背上，经过考古实验室的后期清洗，呈现出图案丰富的线刻纹饰，纹饰大体上由外区与内区两部分组成。外区由8组勾连涡云纹首尾相连组成环带状的纹饰，内区中心部位饰以由4组勾连涡云纹组成的圆形图案，圆外的上方有两只相向而立的鸟组成的对鸟图案。

曲贡石室墓出土的这面带柄铜镜，是西藏高原首次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青铜镜，但这并不是在西藏高原发现的唯一的带柄青铜镜。我后来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在此之前，西藏高原曾经由外国学者发现过同类的古代带柄青铜镜，只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交流不多，资料来源所限，我们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据德国学者N. G. 容格等人所披露的资料，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藏南地区曾经发现过数面类似的带柄青铜镜，只不过这些铜镜都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而是传世品，多被收藏于佛教寺院中作为“镇寺之宝”。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某处发现一面铁柄铜镜，据记载，这面镜子系当地农民清理田地时掘出的。出土时柄部已经不存，仅余镜面。从镜形上看，镜面正圆，青铜铸成，镜面的下缘正中有一凸起的扁条形套座，套座中间有装饰性的圆眼，但中央的圆孔为真的铆钉，用来固定镜面与套座。镜面光滑，略向外弧凸。直径为12.2厘米，最薄处仅0.25厘米，边缘呈三角形的斜棱，高出镜面约0.6厘米。镜背的纹饰可分为边缘以及内区、外区三部分。镜边在棱上镶嵌有一圈纤细的金带，金带的外圈与内侧镂刻有三道细线纹。外区共有两道环带，第一道环带为锯齿形的宽带纹，第二道环带为束辫形的宽带纹。内区由连续的涡云纹组成，涡云纹的转折处饰以圆眼纹。资料还记载，这面铜镜表面色泽光亮，正面与背面均残存有墨绿色的锈层。同时，在镜背纹饰中还发现残留有金黄色的痕迹，表明镜上可能曾有过鎏金的薄层。另外，在镜面上还发现有红色的痕迹，估计可能是当时包裹镜子的织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此外，容格还透露，在法国某私人收藏家手中，也藏有一面发现于西藏南部的类似铜镜。另据一名西藏僧人所提供的信息，在他所在的朗成寺中，亦收藏有一面青铜带柄镜。容格等人声称，在西藏南部的另一座寺庙中，他们还通过调查了解到一面带柄铜镜的线索。这面镜子的柄部比上述那面更长、更细，然而镜背纹饰、大小都与前者相似。

上述这些线索有力地证明，早在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类青铜镜已经流行于西藏高原，尤其以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文明进程相对较快的西藏南部地区较为集中，这和西藏曲贡石室墓考古出土提供的证据是吻合的。

1.曲贡M203:2；2.德国私人收藏；3.法国私人收藏；4.阿富汗西伯尔罕墓葬出土；5.新西伯利亚贝斯特罗夫卡遗址出土；6.阿尔泰罗戈济赫墓地出土；7.阿尔泰洛科季墓地出土；8.南乌拉尔梅彻提赛墓地出土

曲贡石室墓中出土的这种带柄镜，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唐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是属于与早期欧亚文明有着密切联系的西方带柄镜系统，极大的可能是通过“高原丝绸之路”传入西藏高原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系统：其一是以我国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

带柄镜在欧亚大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辽阔的流行地域。它的原型最早出现在西亚地区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文明之中，主要的特点是镜面采用青铜制作，而镜面下面的手柄却可以采用多种材质，然后合成为一体。带柄镜在中近东和中亚地区也出现得很早，据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古镜》一书介绍，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土耳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中，已出土有黑曜石制作的带柄镜。其后，在红铜与铜石并用至早期铁器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也均出土有带柄青铜镜。进入铁器时代后，这种带柄青铜镜的发现也更为普遍，柄部的变化变得极为丰富，有圆条中空形、长条形、连环形、带銎方形等，同时，既有与镜面同体铸成者，亦有采用其他材料（如象牙、黄金等）分制镜柄，然后再与镜面连接合成者。曲贡M203所出的这枚带柄镜，也属于两种材质合铸而成的，只是柄部的材料采用铁制而已。

西藏发现的这些带柄铜镜，从总体上看应当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这种交流的细节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细加分析，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曲贡石室墓中出土铜镜背面的对鸟纹饰，其母题可能与古代中亚、西亚所流行的对兽纹饰有一定关系。已有学者指出，古代中亚的对兽纹饰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古代波斯，稍后传入中国新疆后出现的一些对鸟或对兽图案，即是这种形式的变化发展。另外，曲贡这面镜子上用勾连涡云纹首尾相连组成环带状的纹饰，又和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许多铜器表面的装饰风格相近，或许其中又融入了与西藏高原在地理区块上同属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这种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是谁？这种文化交流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的？

公元7世纪以后，吐蕃与古代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吐蕃势力的向西扩张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当时，从西藏通向中亚已有比较固定的两条路线：一条可从西藏西北的帕米尔地区穿过于阗和疏勒，再与通往中亚的通路相连。

另一条可从西藏东北的青海通过敦煌、罗布泊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南边缘，再与通往中亚的通路相连；然而，从西藏曲贡石室墓中出土的这面带柄铜镜发现的情况来看，最迟不过汉代，西藏与外界的这种文化交流便已经开始，年代要大大早于吐蕃王朝时期。因而，西藏带柄镜的流传，或有可能与先秦两汉时期活动于西部地区的古代民族有关，我们或可从当时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汉以前的民族分布与活动状况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我国西部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活动着一些游牧部族。其中，青藏高原的各部族汉文史料中最早泛称其为“西羌”。《后汉书·西羌传》是留存至今关于古代西羌人的最早记载，所言西羌的分布地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新唐书·吐蕃传》则进一步记载了唐以前吐蕃先祖的来源：“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而在新疆地区，汉代也有古羌人集团存在。如《说文·羊部》称：“羌，西戎牧羊人也。”《汉书·赵充国传》载：“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这里的“羌”，是当时羌人的一支，其地据考证在今新疆境内的昆仑山脉，而且越过了葱岭，东西延绵约2000公里。此外，在新疆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与羌人有关的部落，如史料中所记载的“西夜”“蒲利”“依赖”“无雷”等。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这些本属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铜镜，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到数千里之外，很可能便是以这些被称为“西羌”“羌”“婼羌”等游牧民族的迁徙活动为媒介，通过汉以来包括西藏高原在内所形成的丝绸之路路网，辗转传播，最后进入西藏腹心地带的。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和曲贡带柄铜镜大体同时，汉地的丝绸和茶叶，也传入了西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这些珍贵的文物，成为“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遗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写作于2018年） zxX/VXykswByWsEPs9NrBPR2UUCvJfGSRB4UMUosSOeODZctRZDgdunFO8e47p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