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果沟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境内,这是一条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三角形沟谷,呈南北走向,长达13公里。昌果沟因发现了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迄今西藏年代最早的青稞种子而名声大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在山南地区文管会主任更堆的陪同下,我和我的老搭档李永宪教授一同前往昌果沟遗址实地考察。
我们的越野车沿着深秋的雅鲁藏布江畔向前奔驰,扬起江岸边的阵阵烟尘,江边的垂柳虽然已经变得青黄参半,却仍然迸发着勃勃生机,阳光洒在金色的江面上,与远山雄浑壮美的轮廓线互相衬托,山水一色,让人心旷神怡。与车窗外的美景相伴,车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更堆是我们的老朋友,20年前在山南地区开展第二次西藏文物普查时,他就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位幽默风趣的藏族汉子肚子里从来不缺笑料,只要有他在,你就不会感到寂寞。大家的话题渐渐集中到了今天要前往的昌果沟遗址,望着江岸飞掠而过的座座起伏的山峦,我的思绪也像这山峰的曲线一般起伏跳跃,不禁回到了20年前的那段岁月当中。
1991年9月与何强率领的小组在贡嘎渡口的不期而遇,让我至今想来都激动不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短暂的会面中,何强告诉我,在昌果沟还发现了古代的岩画。虽然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实地考察,但这个重要的信息却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在当时学术界的一般认识当中,岩画主要分布在游牧文化带,但昌果沟是西藏传统的农区,为何会出现岩画?它们和游牧地带的岩画是同样的类型吗?这很值得去做一番深究。
当年昌果沟遗址的发现,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收获,它是继藏东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拉萨曲贡史前遗址之后,在西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又一次发现的史前遗址。这处遗址面积很大,从地面上很容易地便可采集到各种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标本,似乎还能观察到房屋建筑的遗址。这一年可谓西藏考古的一个丰收年,我们这个调查小组在雅鲁藏布江上中游地带也发现了若干个史前石器地点,还在吉隆县境内发现了后来举世瞩目的唐代碑铭《大唐天竺使出铭》。听到何强这个小组也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发现,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何强他们将这次发现首次以《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为题发表在《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西藏考古专辑》上,将这处新发现的史前遗址首度公之于世;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正式对昌果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中清理出房屋基址、窖穴等史前人类的定居聚落遗址,证实了何强小组对遗址所做的判断;再后来,西南农业大学的农学专家傅大雄又在昌果沟遗址的窖穴壁面上清理发现了西藏高原迄今年代最早的炭化青稞粒,成为西藏高原史前农业和青稞作物起源的重要物证,昌果沟的名字从此被载入史册……
“昌果沟到了!”随着更堆的一声呼喊,我的思绪才被打断,回到了现实中的昌果沟。昌果沟沟口如同一个漏斗,前宏后窄,沟口两端的山体笔立挺拔,如同两扇门扉紧锁着沟口两翼。我们将车停在沟口,开始徒步向沟内移动。刚刚走出几十米远,忽然间我和李永宪几乎同时发现,在沟口崖壁上刻有若隐若现的图案,一旦有阳光照射在岩石上,这些图案就变得十分醒目。“岩画?!”这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从我脑海中掠过,也忽然激活了我的记忆。我记得何强当年提到过,在昌果沟的调查中曾经发现过三处岩画地点,只是后来一直没有见到正式公布。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正是其中的一处岩画地点?
同行的李永宪教授是西藏岩画研究的权威专家,著有《西藏史前艺术》一书,当中有大量的篇幅研究的就是西藏的古代岩画。他很快便确认,这应当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古代岩画。“霍兄,这可是在西藏腹心地带发现的岩画呀,意义太重大了!”话音刚落,年过半百的李永宪已经身手矫健地攀登上了岩石,开始抵近观察和拍照。我也不甘其后,迅速攀上岩石,手眼并用地进入工作状态。
李永宪教授正在拍摄岩画
眼前的这处岩画点基本上沿着南北方向的崖面分布,高出地面3—10米不等,星星点点地散落在长二十余米的岩石上。西藏的古代岩画大体上有两种技法:一种是凿刻法,一种是彩绘法。前者是使用坚硬的工具在岩石上凿刻出来的,后者则采用朱砂或其他矿物质材料绘制在岩石上面。昌果沟的这处岩画是非常典型的凿刻法,在岩石上用坚硬的工具先刻出动物或人物的轮廓线,再将轮廓内的岩面减地凿去形成画面,和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藏北一带的岩画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
岩画中出现有大角山羊、狗、马和大量的“雍仲”图案,其中大角山羊的形象令人联想到阿里日土县发现的“日姆栋岩画”中的同类作品,它们头上有呈树枝状的羊角,夸张地先向外张开,再向内收拢,造型风格具有北方草原地带岩画的显著特点。在一个画面上,左边的大角山羊昂首屹立,对面是一条身躯硕大的狗,另一条狗尾巴向上卷起,形成了富有动感和对比效果的画面。另一个画面也是以这种大角山羊为中心,成群的大角山羊占据了画面的上方和中央,其下方凿刻有骑在马上的牧羊人和狗,其中体形最大的一只大角山羊和它下方的骑马人的大小对比强烈,使我不禁怀疑当时的作画者是否已经掌握了用透视法来表现他们眼前景象的距离感和层次感。
岩画中的大角山羊和马
岩画中的鹿、狗和骑马人
岩画中的骑马人像
岩画中的符号与动物形象
岩画中牧羊人的形象也刻凿得十分清晰,他们头上戴着帽子,骑在马上一手执着缰绳,一手向后扬鞭策马前行。望着这些牧羊人的形象,我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或许也是在千百年前和今天一样的金秋,大地上草肥羊壮,骑在马上的牧羊人扬鞭催马,赶着他们的羊群朝着昌果沟内徐徐而行。牧歌在蓝色的天空中飘荡着,牛羊在原野上欢快地嘶叫着,远方的村庄上空升起了缕缕炊烟,那是母亲和妻子在向他们发出回家的召唤。他们当中几位心灵手巧又有几分淘气的牧羊人,在岩石上留下了这些写实与浪漫色彩融为一体的“艺术创作”。
同这些动物和人物形象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大量的“雍仲”符号和其他一些含义不明的符号,这表明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原始的自然崇拜。这些“雍仲”符号通常被认为与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有关,是本教所崇奉的象征性符号,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对太阳、日光崇拜的象征物,这在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中有大量类似的证据。
正当我们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当中的时候,却猛然间发现一向健谈的更堆这时却沉默无语了。我走到他跟前,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注意到有好几处岩画已被后来刻凿的佛像破坏。认真地观察一番之后,我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些后来才刻成的佛像其实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有的年代较为久远,不仅风化程度较高,而且佛像的题材风格也具有早期佛教造像的特点,如台座之下有蹲着的瑞兽,而有的佛像显然是现代作品,无论从凿造技法和题材表现上看都显得粗糙草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佛像都刻在了时代更为遥远的岩画上面,将这些古老的岩画或完全覆盖,或大部破坏。这种情形在考古学上有一个术语,叫作“叠压关系”或“打破关系”,对于确定共存于一处但时代先后不同的遗存的相对早晚年代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体到这处岩画点而言,我们便可以由此推测,岩画的年代一定早于这些佛像的开凿年代。
日月符号与动物纹交织为一体
后期刻成的佛像与六字真言
岩画上面新刻绘的佛像
可以相信,刻凿佛像的人群,与刻凿岩画的人群之间,在信仰体系、文化习俗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因而才会将新的偶像无所顾忌地刻凿在旧的画面上。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极富时代感的岩面,也隐含着西藏历史发展演变的若干片段,发人深省。不过,我能够充分理解更堆此时的心情,一方面,是对古老岩画遭受人为破坏的真心痛惜与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种新旧文化冲突与文化断裂带来的文物保护上的新问题引发的深思。
因为还要继续向昌果沟前行,我们无法在此停留太多的时间,只好依依不舍地同这处不期而遇的岩画点告别了。临行之前,我的思路再次被引回何强当年撰写的考古报告中,他在文中特别强调:昌果沟遗址附近,今天居民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半农半牧。这处岩画点的发现让我似乎恍然大悟,这一带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应当是雅鲁藏布江流域最为富裕的农区,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还有游牧经济的存在。古老的岩画默默地告诉人们,当年昌果沟的居民们,在种植青稞、以农业为主的同时,也还需要从事牧业生产,从而形成半农半牧式的生业方式。即使历经了千年风雨沧桑,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制约,在今天仍然起着作用。岩画这类珍贵的历史证据,或许便是先民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写作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