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庆实习归来,坚定了王启民献身大庆的信心和决心。
1961年8月,56级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分配。
陈宝玲是北京姑娘,家庭条件良好,学习成绩优秀,留北京到石油部、规划院,或者去燕山石化厂都是易如反掌,这样她不但会经常见到父母,而且会有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起码会得到亲人的照顾。若是跟王启民走,情况就大相径庭,当时政治背景飘忽,人民生活困难,粮食短缺、副食短缺、日用品短缺。不知道松辽的粮食情况怎么样,而且那里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王启民一时迷惘不已。
不出王启民所料,陈宝玲的志向不在荒郊野外,她想成为地质科学家,在地质理论上有所建树。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陈宝玲搬出了自己的父母,认为平日里父母待王启民像亲生儿子,他一定听自己父母的话。但是王启民的钢铁意志、坚定信念让他义无反顾!
“我知道北京好,但是北京有油吗?……”王启民接下来的一番话令陈宝玲柔肠百转,最后陈宝玲选择了爱情,与王启民一起志愿奔赴大庆,正式成为大庆会战队伍中的一员。从此,这个为油而生、为油而痴的人,就和石油打了一辈子交道,做了一辈子死心塌地的石油人。
1961年9月,王启民正式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一下火车,他就兴奋地做了一个拥抱天地、拥抱大庆的动作。“大庆,你好!我又回来了!这回再也不走了!”
那个时候,大庆是“头上青天一顶,地上荒原一片”。但在这片人烟稀少的高寒地区,王启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创业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奋斗的力量。“一面红旗红一点,五面红旗红一片”。那个时候,大庆在王进喜等榜样的带动下,在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下,10多万石油人在这里开始书写属于他们的故事,也书写了共和国石油人的故事。
油田开发初期,采取的注水方式叫“温和注水”,每口水井每天注5吨,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油层厚薄。这个方法是西方人创造的,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地层“均质论”。外国的油田多数为海相沉积,地层属均质。他们的确靠这种均质论开发出来一个又一个大油田。对这个理论发起挑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大庆还够不上个大油田,拿什么去挑战?然而,这个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谓的“均质”、所谓的“温和注水”,给大庆带来的却是一枚苦果。
王启民他们刚毕业到大庆不久,油田形势变得严峻起来。1961年9月20日,油田开发仅一年,一口采油井突然发生水淹。此后,油井水淹事件频频发生,势头凶猛。采油井不出油只出水,这意味着油井的衰亡。大庆油田当时的开发前景令人万分担忧。
大庆会战指挥部作战室里,几百名油田技术人员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沉着脸,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听着油井水淹情况的汇报,最后,他将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踩灭,大声地说:“开采3年,水淹一半,采收率不到5%,地下埋了颗定时炸弹,请你们一定要挖出来!”
那时候,全国的粮食问题尚未好转,人们望眼欲穿地期待着好转,而举国工农业呼唤着石油,呼唤石油就是呼唤大庆,而大庆的生产却偏偏“由明转暗”,就在这暗淡的时刻,王启民义无反顾地参与了会战初期一系列试验。此时的王启民由于头一年实习期的优秀表现,被要求担任地质指挥所领导的秘书。这项工作十分烦琐,不仅日常事务性杂事多,而且还得收集各种数据,必须确保及时向领导汇报,必须准确无误!就是这样一个繁杂的工作,王启民却干得有声有色。这让他养成了注意收集数据的习惯,同时还锻炼了记忆力,为他日后成为油田活字典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王启民主动要求到注水开发现场,探索注水开发油田的规律。油井天天采油,水井天天注水,每口油井所采的油层时刻都处于变化之中,油层是活的!要认识活的油层,就必须认清油水运动规律,就必须掌握油井的每一个变量。于是,王启民整月整月泡在井场。白天,他一口井一口井取样化验,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分析对比;晚上,他不是与同事讨论,就是将这些新资料与原有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写观察纪实,画开采变化曲线,再刻成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发送,通宵达旦一如家常便饭。
晚上工作得很晚,肚子饿,就捡几片白菜叶煮一煮,蘸上大酱充饥,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守着偌大的油田,尽管又苦又累,但王启民他们却斗志昂扬,情绪乐观。“五两三餐保会战,一杯盐水分外香”的日子,使王启民对“艰苦”和“幸福”这两个字眼总是感到同样亲切。
王启民每天深入现场,常常昼夜兼程。他对“石油工作者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别有一番体会。就在他忘我地在油层地宫探索,为试验搞总结、拿结果的时候,王启民和陈宝玲夫妇二人的爱情果实成熟了。
1963年11月,夫妇二人所在的油田地质指挥所从萨尔图搬到了让胡路,萨尔图旧址还留下一些人。那时陈宝玲正在三组研究沉积相,指挥所的书记刘通刚对王启民说:“陈宝玲有孕在身,让胡路那边的居住条件也不太好,你一个人先过去吧。”王启民搬到让胡路后,便一头扎进紧张的油田地下动态分析中,根本没时间再回萨尔图的那个“家”。当时,油田还不具备为产妇接生的条件,吃住都很艰苦。领导让陈宝玲回北京生孩子,也是为了让她父母照顾起来方便。陈宝玲指望王启民能送她一程,那时大庆没有直达北京的车,需要到哈尔滨换乘。陈宝玲收拾好行李,盼着王启民早点回来,王启民却忙着搞油田年终动态总结,根本抓不到他的影子。
一连几天过去了,王启民还没露面。一位老同学看到陈宝玲急迫无助的样子,就赶到现场找到王启民,“宝玲快生了,你还不赶紧去送她?你到底送不送?不送,我们送!”
王启民这才想起,妻子预产期就在这几天,站起身来内疚地连声说:“我送我送,哪能不送呢!”
第二天,夫妻俩坐车来到哈尔滨。看着妻子笨重的身体,王启民心里一百个不放心,从哈尔滨到北京,要坐一天的火车,她一个人,能行吗?可年终动态总结,这几天领导就要看,怎么办呢?
陈宝玲知道王启民心里记挂着她,更惦记着那份没写完的试验报告,于是壮着胆子对他说:“那就还是我一个人回北京吧,反正坐车一天就到了。”王启民十分感动,“宝玲,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妻子!按理说,我应该陪你一起回去,可你知道我确实脱不开身,只好委屈你了,路上要多加小心……”于是,陈宝玲忐忑不安地独自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上了火车,陈宝玲就觉得腰和肚子疼得一阵紧似一阵。旁边的大妈看着她吃力的样子,关切地问:“闺女,看你疼的样子,怕是快生了吧,别硬撑着,这种事可大意不得。”听了大妈的话,陈宝玲害怕了,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大妈找来了列车员,列车员说:“车上没有大夫,出了意外不好办,下站到锦州,我们帮你联系铁路医院,你就在锦州下车吧。”就这样,陈宝玲当天夜里,独自一人在锦州下了车,天黑乎乎的,陈宝玲的心缩成了一团。折腾到半夜12点多,孩子出生了。临产前,陈宝玲想把在锦州的情况告诉王启民,但又一想,他知道了也来不了,反而让他着急。于是,只把父母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医生。
当陈宝玲见到匆匆赶来的母亲,万般委屈涌上心头,泪水“唰”地流了下来,别人生孩子丈夫跑前跑后,精心照顾,可她呢,临产前连个签字的亲人都没有。
生孩子,丈夫不在身边,陈宝玲当时怪丈夫、恨丈夫,可气消了,也理解了丈夫。这个北京姑娘,从小从饱读诗书的父亲那儿接受的教育,就是以丈夫为重、以国家大局为重。她当初能够放弃皇城根儿的工作,毅然决然地和王启民来到莽莽荒原,就显露出这个北京姑娘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胸怀和胆识。
很多年后,有人很不理解地问陈宝玲:“为什么将孩子生在半路上?早几天去北京不就完了吗?”
陈宝玲说:“是啊,为什么不早走呢?可那时候的人呀,就是一门心思工作!那时的人心里想的是,哪个女人都生孩子,生孩子这种小事儿,怎么能比国家出油重要?”
1966年初,油田已经开采近6年,开采形势却每况愈下。当时,大庆油田初步探明地质储量26亿吨,可采储量10亿吨。但作为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大庆地质情况复杂异常,具体开发起来更是变数颇多。原油采收率一度不到5%,长此以往,将对油田带来极大破坏。照此下去,油田不仅出油量塌方式下降,油田本身也会被水淹没。大庆的发展牵动着每一个大庆人的心,更煎熬着王启民的心。“温和注水,均衡开采”走进了死胡同。油田领导决定召开技术大会。会上,各路工程技术人员广开言路,各抒己见。大家议论纷纷,相持不下。这时,多年埋头现场搞实验的王启民不顾自己还是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他力排众议,提出“温和注水难温和,均衡开采不均衡”的看法语惊四座,并通过一连串数据和比喻指出“温和注水、均衡开采”的弊端。大庆油田地下构造千差万别,有富油层,也有薄差油层,怎么能以同一个水平开发呢?在前期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基础上,王启民经过反复实验、科学推论得出了结果:每口井都有数十个油层,每个油层厚薄相差很大,各层吸水多少也不同,呈典型的非均质特点,要人为达到注入水都均衡推进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厚油层就像大个子运动员,体力好,跑得快;薄油层、差油层就像体力差、跑得慢的小个子运动员。要想让他们齐头并进,必然事倍功半。应该能快则快,该慢则慢。他将结果用12个字做了总结,要保证油田可持续高产,那就必须“因势利导、逐步强化、转移接替”。
王启民的建议得到了油田领导的充分肯定,一场更大规模且更长久的实验就此展开。1970年,在油田领导支持下,王启民牵头,到中区西部进行接替稳产试验,以不断提高开采技术,从而实现长期高产稳产。
王启民带领试验小组的全体成员,开赴试验现场,在采油前线搭起帐篷,在不到9平方公里的试验区里开始了十年漫长的接替稳产试验。在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和现场的工人一道施工作业,逐井取样化验、分析数据,常常通宵达旦。夏天,饱受蚊虫的叮咬,烈日的曝晒;冬天,经受寒冷的侵袭、潮湿的侵扰。风湿病又开始加重,他的腰渐渐变得僵硬弯曲。大庆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当时,帐篷里用来取暖的仅有一个小火炉。小火炉生起来的时候,地下的冰雪便开始融化,升腾起点点滴滴小水珠。本来就阴冷的屋子,因潮气的助阵,愈加寒冷难耐,床是冰冷的,被子是湿漉漉的,就连身上的衣服也是潮乎乎的。渐渐地,王启民的关节开始不听使唤,每动一下,便会发出“咔咔”的声响,全身就开始疼痛难耐。当难忍的腰痛袭来时,他便会面色惨白,头冒虚汗,这时的他只有紧蹙眉头,咬紧牙关,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往嘴里塞止痛片。待药力生效,疼痛稍有缓解,他就又开始工作。
医生检查后,诊断为严重的风湿病,一生难以治愈,绝对不能再在野外工作了,必须马上离开试验现场。可他已魂系试验现场,怎么可能离开呢?试验在不断地进行,风湿也在不停地加重,后来竟发展为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渐渐地走路都直不起腰,风湿病还引起了眼睛虹膜发炎,领导和同事们都劝他再去治治病,他回答说:“我是组长,整个试验方案和试验过程就我最了解,我怎么能离开呢?现在让我离开,到哪也安不下心来,不但养不了病,反而会使病情更加严重,让我离开试验现场还不如让我死!”不得已,只好让他继续工作。
朔风阵阵,飞雪漫天,踏着冰雪的旋律,春节来到了。试验组的同事都纷纷回了家,帐篷里静悄悄的,王启民倒觉得这正是看资料、分析问题的好机会,于是他断然留了下来。就在举国新桃换旧符之际,他拥着同事们的三床棉被,借助微弱的灯光,专注地分析着一条条曲线,描绘着一张张图表。凛冽的寒风裹着鹅毛大雪,淹没了远处的灯光和喜庆的爆竹,他不时哈着热气,舒展一下僵硬的腰身,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夜晚,王启民却雕塑般一直工作到黎明。
那段时间里,王启民仿佛着了魔似的,一头就扎进井场,与同事们一起观察、分析、实验。失败了,再实验;又失败了,继续实验。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真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在了实验之中。
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大庆下面好像有一条石油河,一口井打下去,原油便会呼呼往上冒。实际上,大庆的地层下面全是一层层的岩石,石油就渗透在其中一些岩石中。所以石油地质工作者身在地面,心在地层。从地层有多厚、油层有多少、范围有多广、埋藏有多深,到油水如何运动、如何分布,不同层的流速有多快、压力差异有多大、温度有多高,各种参数如何变化等,都要精心收集,占有庞大复杂、难以计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要经过实验室各种参数的测定、模拟试验和数模计算及物理、化学分析,从而准确认识、掌握千米以下油、气、水的动态规律。
就这样,王启民和同事们穷10年之功,将中区西部油田的单井资料收集整理了8种,用近1万个原始数据绘制出了油田第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
“地下原来是这个样子啊,这小子有双透视眼呃!”
“这怎么像是他钻进地底下溜达一圈后画的图呢?了不起,了不起!”
“是不是胡扯啊?他画成这样,地下就是这样了?谁也没钻进去看过。”
……
什么时候,都有不同的声音。这些年,王启民好话赖话听得多了,也根本不往心里去。他自有他的伯乐,他的伯乐,就是和他一起奋战的团队;他的伯乐,就是他不同时期的领导;他的伯乐,更是默默奉献在石油战线上的数以万计的石油工人!
有了这张图,大庆油田的地下样貌,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这张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平面上纵向油水分布状况。依据油水分布状况和室内模拟试验结果及大量的现场试验,王启民找到了油田不同含水期的开发规律和稳产的办法!
图出来了,画得对不对,有啥科学依据,那就让井“说话”吧。一个试验组依据此图,选择残余饱和度比较高的两口井,进行层系补孔,施工后立即取得了效果。一口几乎废弃的井,日产量达到40吨,含水降到20%;另一口井,从日产量50吨增加到130吨!
王启民团队在中区西部“分层开采接替稳产”的试验和他的“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在油田开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的引路作用。然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王启民和试验组同志们付出的艰辛,人们不可能知道,也很难想象。
1976年,在国家统计局年报上,出现了一行闪光的数字,大庆油田年产原油5030万吨!这个数字表明,大庆油田跨入了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而且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新纪元。
当时有关资料这样表明:“大庆以成倍增长的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最高年份全国每100元外汇额就有大庆人创造的14元。”
望着“5030万吨”这几个数字,王启民已经不再兴奋。因为,他比别人更早地预测到了这组数据。他知道,接下来的任务,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更加艰巨。5000万吨,能稳产多久?大庆油田,能开采多久?大庆没油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国家领导人的心,也关系着大庆油田的命运,更是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终生科研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