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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庆实习归来，坚定了王启民献身大庆的信心和决心。
1961年8月，56级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分配。
陈宝玲是北京姑娘，家庭条件良好，学习成绩优秀，留北京到石油部、规划院，或者去燕山石化厂都是易如反掌，这样她不但会经常见到父母，而且会有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起码会得到亲人的照顾。若是跟王启民走，情况就大相径庭，当时政治背景飘忽，人民生活困难，粮食短缺、副食短缺、日用品短缺。不知道松辽的粮食情况怎么样，而且那里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王启民一时迷惘不已。
不出王启民所料，陈宝玲的志向不在荒郊野外，她想成为地质科学家，在地质理论上有所建树。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陈宝玲搬出了自己的父母，认为平日里父母待王启民像亲生儿子，他一定听自己父母的话。但是王启民的钢铁意志、坚定信念让他义无反顾！
“我知道北京好，但是北京有油吗？……”王启民接下来的一番话令陈宝玲柔肠百转，最后陈宝玲选择了爱情，与王启民一起志愿奔赴大庆，正式成为大庆会战队伍中的一员。从此，这个为油而生、为油而痴的人，就和石油打了一辈子交道，做了一辈子死心塌地的石油人。
1961年9月，王启民正式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一下火车，他就兴奋地做了一个拥抱天地、拥抱大庆的动作。“大庆，你好！我又回来了！这回再也不走了！”
那个时候，大庆是“头上青天一顶，地上荒原一片”。但在这片人烟稀少的高寒地区，王启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创业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奋斗的力量。“一面红旗红一点，五面红旗红一片”。那个时候，大庆在王进喜等榜样的带动下，在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下，10多万石油人在这里开始书写属于他们的故事，也书写了共和国石油人的故事。
油田开发初期，采取的注水方式叫“温和注水”，每口水井每天注5吨，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油层厚薄。这个方法是西方人创造的，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地层“均质论”。外国的油田多数为海相沉积，地层属均质。他们的确靠这种均质论开发出来一个又一个大油田。对这个理论发起挑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大庆还够不上个大油田，拿什么去挑战？然而，这个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谓的“均质”、所谓的“温和注水”，给大庆带来的却是一枚苦果。
王启民他们刚毕业到大庆不久，油田形势变得严峻起来。1961年9月20日，油田开发仅一年，一口采油井突然发生水淹。此后，油井水淹事件频频发生，势头凶猛。采油井不出油只出水，这意味着油井的衰亡。大庆油田当时的开发前景令人万分担忧。
大庆会战指挥部作战室里，几百名油田技术人员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沉着脸，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听着油井水淹情况的汇报，最后，他将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踩灭，大声地说：“开采3年，水淹一半，采收率不到5%，地下埋了颗定时炸弹，请你们一定要挖出来！”
那时候，全国的粮食问题尚未好转，人们望眼欲穿地期待着好转，而举国工农业呼唤着石油，呼唤石油就是呼唤大庆，而大庆的生产却偏偏“由明转暗”，就在这暗淡的时刻，王启民义无反顾地参与了会战初期一系列试验。此时的王启民由于头一年实习期的优秀表现，被要求担任地质指挥所领导的秘书。这项工作十分烦琐，不仅日常事务性杂事多，而且还得收集各种数据，必须确保及时向领导汇报，必须准确无误！就是这样一个繁杂的工作，王启民却干得有声有色。这让他养成了注意收集数据的习惯，同时还锻炼了记忆力，为他日后成为油田活字典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王启民主动要求到注水开发现场，探索注水开发油田的规律。油井天天采油，水井天天注水，每口油井所采的油层时刻都处于变化之中，油层是活的！要认识活的油层，就必须认清油水运动规律，就必须掌握油井的每一个变量。于是，王启民整月整月泡在井场。白天，他一口井一口井取样化验，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分析对比；晚上，他不是与同事讨论，就是将这些新资料与原有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写观察纪实，画开采变化曲线，再刻成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发送，通宵达旦一如家常便饭。
晚上工作得很晚，肚子饿，就捡几片白菜叶煮一煮，蘸上大酱充饥，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守着偌大的油田，尽管又苦又累，但王启民他们却斗志昂扬，情绪乐观。“五两三餐保会战，一杯盐水分外香”的日子，使王启民对“艰苦”和“幸福”这两个字眼总是感到同样亲切。
王启民每天深入现场，常常昼夜兼程。他对“石油工作者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别有一番体会。就在他忘我地在油层地宫探索，为试验搞总结、拿结果的时候，王启民和陈宝玲夫妇二人的爱情果实成熟了。
1963年11月，夫妇二人所在的油田地质指挥所从萨尔图搬到了让胡路，萨尔图旧址还留下一些人。那时陈宝玲正在三组研究沉积相，指挥所的书记刘通刚对王启民说：“陈宝玲有孕在身，让胡路那边的居住条件也不太好，你一个人先过去吧。”王启民搬到让胡路后，便一头扎进紧张的油田地下动态分析中，根本没时间再回萨尔图的那个“家”。当时，油田还不具备为产妇接生的条件，吃住都很艰苦。领导让陈宝玲回北京生孩子，也是为了让她父母照顾起来方便。陈宝玲指望王启民能送她一程，那时大庆没有直达北京的车，需要到哈尔滨换乘。陈宝玲收拾好行李，盼着王启民早点回来，王启民却忙着搞油田年终动态总结，根本抓不到他的影子。
一连几天过去了，王启民还没露面。一位老同学看到陈宝玲急迫无助的样子，就赶到现场找到王启民，“宝玲快生了，你还不赶紧去送她？你到底送不送？不送，我们送！”
王启民这才想起，妻子预产期就在这几天，站起身来内疚地连声说：“我送我送，哪能不送呢！”
第二天，夫妻俩坐车来到哈尔滨。看着妻子笨重的身体，王启民心里一百个不放心，从哈尔滨到北京，要坐一天的火车，她一个人，能行吗？可年终动态总结，这几天领导就要看，怎么办呢？
陈宝玲知道王启民心里记挂着她，更惦记着那份没写完的试验报告，于是壮着胆子对他说：“那就还是我一个人回北京吧，反正坐车一天就到了。”王启民十分感动，“宝玲，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妻子！按理说，我应该陪你一起回去，可你知道我确实脱不开身，只好委屈你了，路上要多加小心……”于是，陈宝玲忐忑不安地独自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上了火车，陈宝玲就觉得腰和肚子疼得一阵紧似一阵。旁边的大妈看着她吃力的样子，关切地问：“闺女，看你疼的样子，怕是快生了吧，别硬撑着，这种事可大意不得。”听了大妈的话，陈宝玲害怕了，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大妈找来了列车员，列车员说：“车上没有大夫，出了意外不好办，下站到锦州，我们帮你联系铁路医院，你就在锦州下车吧。”就这样，陈宝玲当天夜里，独自一人在锦州下了车，天黑乎乎的，陈宝玲的心缩成了一团。折腾到半夜12点多，孩子出生了。临产前，陈宝玲想把在锦州的情况告诉王启民，但又一想，他知道了也来不了，反而让他着急。于是，只把父母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医生。
当陈宝玲见到匆匆赶来的母亲，万般委屈涌上心头，泪水“唰”地流了下来，别人生孩子丈夫跑前跑后，精心照顾，可她呢，临产前连个签字的亲人都没有。
生孩子，丈夫不在身边，陈宝玲当时怪丈夫、恨丈夫，可气消了，也理解了丈夫。这个北京姑娘，从小从饱读诗书的父亲那儿接受的教育，就是以丈夫为重、以国家大局为重。她当初能够放弃皇城根儿的工作，毅然决然地和王启民来到莽莽荒原，就显露出这个北京姑娘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胸怀和胆识。
很多年后，有人很不理解地问陈宝玲：“为什么将孩子生在半路上？早几天去北京不就完了吗？”
陈宝玲说：“是啊，为什么不早走呢？可那时候的人呀，就是一门心思工作！那时的人心里想的是，哪个女人都生孩子，生孩子这种小事儿，怎么能比国家出油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