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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在北京育才学校实习，任洪渊老师是我的带队指导老师。
与任老师见面之前，听同学说他是一位诗人。我孤陋寡闻，还是第一次听说任洪渊这个名字。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育才学校的高中语文教研室。当时我们已经在实习学校听了几天课，大概是遇到一些实习纪律上的问题，在办公室里议论了几句。正好任洪渊老师来了，了解了情况后，让我们不要担心，安心实习就是。
现在回想起来，任老师对我们这些实习生的情况应该是提前做了了解，因为在谈话中他提到了我的学习情况，并表示了肯定。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位诗人。当时诗歌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是很神圣的。我曾经听过顾城的讲座，我也是《今天》的热情读者，手抄过北岛的《陌生的海滩》整本诗集和舒婷的大量诗歌。在北京育才学校实习时，我还经常朗读聂鲁达、惠特曼的诗歌。虽然之前未曾知道任洪渊，但任老师很符合我对诗人的想象。
我感受到任洪渊老师对诗歌的激情。他是四川人，个子不高，平时说话温文尔雅，而一旦进入谈诗的状态，他忘我的投入，能够让我这种诗歌的门外汉也进入诗的状态。我曾多次在育才学校聆听任洪渊老师给我讲诗。不是在教室里，也不是在操场上，而是在先农坛。我们到育才学校实习的时候，只知道它是一所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我是从任老师那儿，才知道育才学校所在的位置，是著名的先农坛。任老师给我讲诗的地方，是一个有基石、有台阶的四方平台，不知是不是先农坛里著名的观耕台。那时正值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在澄澈的天空下，在古老的先农坛，任老师跟我这样一个对诗将懂未懂的青年学生谈诗。每次想起这番情景，都觉得是一份极为奢华的经历。
这是我与任老师交往的开始。实习结束之后，任老师又成了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孔捷生的小说，如今或许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位作家。印象中，任老师不止一次让我去旁听他给低年级学生上的课，课后还请我在北师大新开张的实习餐厅用餐。对于我，听课和用餐，既有精神大餐，也有物质大餐。
毕业后我回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我被安排到北京进修。于是在进修的一年里，与任洪渊老师又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
那是1985—1986学年，我参加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进修班。第一个学期住宿和上课的地点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家疗养院，第二个学期转到了东城区的一所中专学校。在没有课的时间里，我有时会应任老师之约到他家里听他谈诗。当时任老师已经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宿舍，记忆中是那种单间配套的房子。每次谈诗之后，任老师都会做两碗面条作为我们的午餐，这样的经历应该有五六次之多。任老师主要谈他的诗歌，我有时候也会向他汇报一些我听课和学习的心得。这一年，我写了一篇有关任老师诗歌的论文《东方智慧——任洪渊的〈第二重宇宙猜想〉》，指导老师是杨匡汉老师。这篇文章，后来在《名作欣赏》1988年第1期上发表。
在《东方智慧》这篇文章前后，我还写过有关任洪渊老师的两篇诗歌论——《人的主题》和《现代意象》，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讨论他的诗歌。这两篇论文未曾发表过。任洪渊老师逝世后，我曾找过这两篇文章，但尚未找到，真希望哪天能够找到它们。
1995—1996学年，我又有一次近距离听任洪渊老师谈诗的机会。当时，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一个硕士学位进修班。任老师作为这个班的老师之一，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这个学年，任老师不仅谈他的诗歌，而且谈他的诗学。在此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过一次任洪渊诗歌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在会上，我见到了陈晓明、张颐武、李书磊等当时风头正劲的青年学者。陈晓明在会上既有鉴赏力度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遗憾的是，这时的我已经离诗歌越来越远，我主要的精力都用于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在任洪渊老师的指导下，1998年我的论文《论晚生代》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
多年来，任洪渊老师公开出版的书共有4本，以出版时间为序分别是《女娲的语言》《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汉语红移》和《任洪渊的诗》。
与当下作家、诗人出版大量著作的情形相比，作为一个60多年专心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建构的诗人和诗学家，任老师的著作量实在太少。但我想说的是，任老师这稀少的4本书，却是中国现代百年诗歌和诗学的精粹。
《女娲的语言》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93年9月出版，是一本“诗与诗学合集”。其中包括《汉字，2000》《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东方智慧》《女娲11象》《初雪》《黑陶罐》6个系列共66首诗歌，诗学则由代序《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和代跋《我生命中的三个文学世纪》两篇论文组成。
6个诗歌系列中，《黑陶罐》的9首写于20世纪50—80年代，《初雪》的15首写于1980—1985年，《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的10首写于1987年，《东方智慧》的11首写于1985—1986年，《汉字，2000》的10首写于1988年，《女娲11象》的11首诗歌写于1989年。也就是说，《女娲的语言》全部66首诗歌都写于1989年以前。
这66首诗歌，既记录了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更镌刻了任老师个人的诗歌演进。任老师特别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大多写于这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从《女娲的语言》即可看出这一点。
作为诗与诗学的合集，《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这篇长篇论文标志着任洪渊诗学的建立。这篇论文包括《人：本体的黑暗／语言的自明》《生命／文化》《时间／空间》《今天／历史》《语言：叛乱／征服，有言／无言》五个部分，是任洪渊诗学体系的基石。任洪渊诗学是以“中西／古今”为时空坐标系的，在这个时空坐标系中，他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表述为人的三重悲剧：头与身永远的战争；永远以短暂对抗永恒，以有限对抗无穷；我们的生命只是重写一次历史而不是改写一次历史。如何超越这三重悲剧，任洪渊老师提供了他的方案：找回女娲的语言。
《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于1998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题词、导论、内篇、外篇、代跋、附录六个部分。主体部分是内篇和外篇，借用了《庄子》的结构体系，由此亦可看出任洪渊诗学试图从中国诗学的源头重新出发。
内篇包括《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汉语改写的西方诸神：水仙花何时开放？》《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一组长篇论文，接近十万字。这是任洪渊诗学在《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基础上的拓展。
《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对巴尔特的“0”与“空”和德里达的“无”进行了阐释，并与老子的“无名”与庄子的“无言”进行了比较。在这个基础上，任洪渊老师提出了汉语的三度自由空间这个命题：第一度应该是以“易”与“道”为标志的原始东方智慧，第二度是汉语和梵语的相遇，第三度是汉语文化与基督文化的相遇。
《汉语改写的西方诸神：水仙花何时开放？》对尼采、叶芝、弗洛伊德、加缪、马尔库塞等一系列西方现代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阐释。这个阐释既有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回溯，又有汉语对西方诸神的改写。汉语改写西方诸神，这是任洪渊老师很重要的创造。他试图在古代中国诗学传统与现代西方诗学传统对话中推出新的诗学，不妨命名为“任洪渊诗学”。
任洪渊诗学在《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中初步形成。
2010年4月，《汉语红移》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应该是任洪渊诗学较为完整的呈现。它包括“导言”“内篇”和“外篇”。
“导言”包括《导言1还是那个太阳：我的2007独白》《导言2面对希腊逻各斯的中国智慧——汉语与拉丁诸语世纪对话的一次语言学准备》两篇论文。这是两篇新撰的论文。
“内篇”包括《1汉语改写的西方诸神：水仙花何时开放？》《2非格林尼治：在时间里抗拒时间》《3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4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5眺望21世纪的第一个汉语词》《6为了叫出自己的汉语世纪》6篇论文。其中3篇是新撰的。
“外篇”包括《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我生命中的三个文学世纪》两篇论文。
《汉语红移》的代跋是一篇散文，即《我的第二个二十岁》。
从“女娲的语言”出发，经过古代中外诗学的融会，现代中西诗学的贯通，抵达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这是任洪渊诗学的演进轨迹。
2016年5月，《任洪渊的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选收了七辑诗歌作品，包括《第三个眼神》《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最后的月亮》《汉语红移》《女娲11象》《初雪》《黑陶罐》。七辑诗歌作品中，《第三个眼神》一辑未曾收入《女娲的语言》，其中部分诗歌创作于新世纪。
显而易见，任洪渊的诗歌作品与诗学理论有一种互文的关系。比如，《女娲11象》与《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构成对应，《汉语红移》与《主语的诞生：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构成对应。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任洪渊诗歌与诗学整体构架的呈现。只要阅读上述4本书中的任何一本，都可以感受到任洪渊老师诗歌或者诗学的魅力和奥妙。虽然大家都知道任老师是个高度边缘化的诗人，从来未曾占据过中心主流的位置，但那些最优秀的评论家都很清楚任洪渊诗歌的价值，比如刘再复、李元洛、童庆炳、无名氏、蓝棣之、张颐武、王一川、李怡等人都发表过评论任洪渊诗歌的论文。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任洪渊诗作研讨会，与会者对任洪渊老师的诗歌亦有高度评价。不过遗憾的是，任洪渊老师诗歌与诗学的价值，仍然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有待更多更有慧眼的研究者来照亮。
2019年6月6日，我接到同学付金艳教授的微信，她告诉我任洪渊老师应李怡教授之邀在四川大学文学院讲学，之后又到乐山师范学院做了一场讲座。然后，我与任洪渊老师直接通话。任老师表示，他希望用讲学的方式，对他的诗学做一个整体深度的传播。当时我们商量好，找个时间，他到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讲他的诗学。我的设想是：讲学在桂林山水的实景中进行，届时我们邀请不多的听讲人，与讲学的任老师进行互动。整个讲学的过程，全程摄影，留下一份珍贵的课程影像，然后转化为网课。
这是一个美好的设想，据付金艳教授说，任洪渊老师很为这个构想高兴。我也为这个想法兴奋，为此我还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音像分社的肖子娟社长做了沟通，她很支持这个想法。后来，我跟教研室同人刘铁群教授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只是任老师已经80多岁，这个讲学至少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讨论的方案是：届时邀请任老师夫妇一起到桂林，这样，任老师的饮食起居有人照顾，我们也放心。
2019年9月10日，我给任洪渊老师发了教师节的慰问信息，很快接到了任老师的电话，我们又谈到桂林讲学的计划。我说了想法，任老师听后说师母需要帮助女儿照看外孙，计划需要往后延。
没有想到，这个计划这么快就成了泡影。
这是我与任洪渊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
2020年6月21日，我接到王少勇先生的信息，说任洪渊老师已经病重住院。2020年8月13日下午，我接到北京师范大学谭五昌教授的微信，他告诉我，任老师于2020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虽然并不十分意外，但我还是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死神的速度太快了，它如此迅速地攫走了我的老师。
许多有关任老师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闪回：
1983年，任洪渊老师在北京先农坛给我讲诗。
1985年，任洪渊老师在其北京师范大学的家中给我讲诗。
1995年，任洪渊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给我们讲诗。
2001年，任洪渊老师到广西师范大学和贺州学院讲学。
2016年8月7日，我与妻子李咏梅、大学同学丁伟专门重访北京先农坛，在那儿重温任老师给我讲诗的情景。
8月13日这天，我的朋友圈出现了不少有关任老师的信息，其中刊发了不少他的诗歌。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与教研室同人李雪梅教授夫妇在睿城打球。我朗诵了几首任洪渊老师的诗歌，朗诵到后面，热泪盈眶，话语哽咽。我决定以诗歌朗诵的形式缅怀任洪渊老师。
近几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组建了几个学生社团，皆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上第一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的名字命名，并创建了桂学馆公众号。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梁潮教授的支持下，我们借助望道话剧社、望道读写社、望道记录社同学们的力量做了两期《任洪渊诗歌线上朗诵会》，每期9首，共18首。第一期《飞进一颗更年轻的心灵孵化》于2020年8月17日上线，第二期《唯美与希望的代名词》于2020年9月2日上线。我们借助这些2000年以后出生的学子们的朗诵，缅怀任洪渊老师。
任洪渊老师堪称一位苦吟诗人，他对诗歌创作的严谨态度鲜有人能与之相比，他总是反复修改完善每一首诗。哪怕在发表之后，只要有重新出版的机会，就会发现原来发表过的诗歌又被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过了。他公开发表的每一首诗都可圈可点，都是值得反复品味、深度解读的精品。听说任老师的学生、诗人沈浩波正在编辑他的文集，我觉得这是对老师最好的怀念。任洪渊老师生前未能获得他应该享有的名声，我只能认为这是曲高和寡的结果。但我相信，只要他的诗与诗学能够出版存世，终将有慧眼能够发现其宏深的价值。我甚至希望，任洪渊诗歌的欣赏者能够组织成立一个任洪渊诗歌研究会，大家共同研究他的诗与诗学的精义。当然，我期待有更多的读者能够欣赏到他的诗歌。任洪渊老师这份汉语诗歌的遗产，应该为21世纪的汉语读者所继承和传播。
2020年9月30日于桂林半塘尾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任洪渊先生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1980级本科生。